習近平上臺之初，一些在華人教會中相當活躍的人物如梁燕城、趙曉等，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實際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薦充當習近平的御用宗教政策顧問。誰知，習近平執政一年多之後，浙江就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運動。很多觀察家對此迷惑不解：既然中共各級官僚的邏輯是「維穩為第一要務」，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陞官發財”，而基督教畢竟不像新疆的伊斯蘭教和西藏的藏傳佛教那樣與分離主義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當局通常不會主動拿基督教開刀。那麼，作為封疆大吏的夏寶龍，為何大動干戈地拆毀教堂、毆打信徒？這究竟出於怎樣一種執政思維？

熟悉浙江政壇的消息人士認為：浙江大範圍的迫害基督教運動，是夏寶龍迎合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取向、向其表達政治忠誠並為自己的仕途發展鋪路。2015年5月，中共召開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到會發表講話，論及宗教政策時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夏寶龍敏銳地捕捉到此信號，對浙江基督教的打擊更加峻急，一手硬推對教堂的「三改一拆」。夏寶龍曾與習近平共事過，被習近平視為“習家軍”的當然成員。如果夏寶龍打擊基督教大獲成功，就擁有了一張價值連城的投名狀，極有可能被提拔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那麼，基督教成為其仕途飛黃騰達之犧牲品或墊腳石，又何足道也？

其次，中共新一輪的宗教迫害選擇從浙江和溫州下手，跟當地基督教快速復興的勢態有關。香港學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會的新招：浙江省的強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宗教植根歷史悠久的省份。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於1866年建立的杭州祟一堂曾聲稱是「全球最大華人教會」。無論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基督宗教在浙江城鄉有強大影響力，溫州更因為信徒人數接近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樹大招風，浙江教會遂成為習近平迫害基督教的“試點”。

再次，浙江省是習近平曾主政之地，習近平在浙江安插了大量心腹，要動手比較容易。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順的三自教會，甚至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門的地方幹部，有利習派人物清除政敵、統一政令。以溫州市為例，市委書記陳一新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的助手。在習近平最親近的11個幕僚中，有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浙江省長李強等6個人是其在浙江時的舊部，可見習近平與浙江關係之深厚。所以，浙江的地方官員一定要將浙江變得更加符合習近平的“審美趣味”。

然而，從法理上而論，浙江當局的「三改一拆」運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運動”，跟習近平標榜的“全面依法治國”背道而馳。該行動的法理依據《浙江省違法建築處置規定》並沒有經浙江省人大審議通過，同時並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向受影響者（包括三自教會）「徵求意見」。安德烈認為：“這種強硬而妄顧法治的打壓手段，充斥著習近平派系的風格。”

那麼，已經四面樹敵、八方開戰的習近平，為什麼突然掀起宗教迫害運動呢？

第一個原因，習近平缺乏安全感，敵視公民社會，將迅猛發展的基督教看作是潛在的威脅，遂決定先下手為強。中國基督徒的人數與共產黨員的人數接近，基督教成為在共產黨控制之外的中國最大的社會組織。據《紐約時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衆影響戰略的一部分。這份浙江省政府文件聲稱，政府的目標是管理「場所過多」、「過熱」的宗教活動，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這一種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這一種標誌物。「重點拆除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線兩側宗教活動場所的十字架」，文件寫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從屋頂移到建築立面上來」。可見，當局目標明確、計劃周密，絕非一時興起、誤傷無辜。

第二原因，習近平上臺時候，中共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已破產，習近平到中國的傳統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中尋求支援，將佛教、儒家、法家等“拿來”為我所用。與此同時，他發現基督教難以成為“馴服工具”。基督教來自西方，而在毛時代形成其精神結構和思維方式的習近平，對來自西方的一切都心存疑懼，他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加反西方。就連股市崩潰都要拉來“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作替罪羊，習近平當然不會認為基督教是可以馴化的。實際上，基督教確實與極權主義格格不入：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榮耀；基督徒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個人不能奴役另一個人，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可剝奪。既然基督教不能與共產專制制度“和諧並存”，習近平就不能容忍基督教與之爭奪民心，辣手打壓遂勢在必行，甚至連已經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會也要一併清除。

第三個原因，習近平要向毛澤東學習，不僅奴役13億民眾的身體，更要控制13億民眾的心靈。中國古代的皇帝從未將“政統”與“道統”統一於一身，皇帝在大部分時候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統”的闡釋權。而近代以來的中國獨裁者中，惟一成功地集“政統”與“道統”於一身、具備君王與祭司雙重身份的是毛澤東——在1966年《紅旗》雜誌第12期的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中，首次出現“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說法，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一組“尊號”。這“四頂帽子”也是習近平最為期待的歷史定位。

歷史學家余英時對中國歷史爛熟於心，他一眼就看穿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余英時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第二》一文中指出：“中國通過共產黨搞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一代代相傳。當然不會純粹是紅二代專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權力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如此，習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澤東第二了。這是共產黨的一個最新趨向。”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就像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辦法是使人們相信他擁有真理。但是，這種信念所固有的殘忍、專橫、暴虐和兇惡從來沒有如此有力地表現出來。”他迷戀個人崇拜、迷戀閱兵儀式，要享受萬民跪拜、萬國來朝的快感。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為什麼要不擇手段地打壓基督教了：他不僅要當皇帝，還要當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