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趙紫陽主政四川時率領黨政幹部到江蘇來取經，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許家屯（中）接待。（許家屯提供）

我不搞“秋后算帐”，有人要算我的帐

高：“六四”以后你的情况怎么样？

许：中央追究我们在六四期间的举措。我与张浚生一起到北京去，港澳办姬鹏飞主持会议，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的两个负责人朱穆之、曾建徽都参加了。我要张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我来补充。我说，香港的情况与内地不一样，因此我们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对策来处理。假如有责任，我们负责任。会议无结果而散。

后来港澳办又开了一次会——北京当时所有单位都在搞反省，也要我们反省，要香港工委检查。我对姬鹏飞说，我们香港不搞“秋后算帐”。在这个会议上，最积极的是周南，他说，我们外交部都检查了，你们香港工委就不能检查一下？我反击他说：香港是香港的情况，内地是内地的情况，我在香港宣布了：这些左派假如将来要追究责任，责任是香港工委领导人的，我是书记，我应该负责任。我说我在会前向姬鹏飞表达过了，假如一定要检讨的话，我来做，不要下面做，我不会“秋后算帐”。这样又无结果而散。

我回香港后，写了一个文字的反省交上去。检讨得够不够？上面没有回音，我估计是不会满意的。这个期间我对外主要是继续做人心回归的工作，主要是减少港人对中央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不信任心理。我积极动员香港中上层人士到北京，请新老领导人会见他们。一方面反映他们的疑虑，一方面请中央领导人解释，让他们重新恢复对中国领导人的信心。我组织他们去，他们很勉强，几乎提出同一个要求：不见李鹏，只见新的领导人。开始一两批这么安排了，后来港澳办李后打电话来，很不客气：你们这样要求不行，我们无法安排。再来必须要江、李两个人都见。后来勉强安排了一两个团——我记不清了。我也安排了几位，请邓小平亲自接见做工作。当时包玉刚生病，已经比较严重，不在香港，在美国治疗；李嘉诚去了北京，见到了邓小平。

高：关于包玉刚女婿提出要出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的风波，是怎么回事？

许：是这样的。“六四”以后，香港人对北京、对中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挫折，本来就信心脆弱，六四以后受到冲击，接近崩溃。我的中心任务是挽回信心，做了不少工作。

“百亿美元租借香港十年”真相

包玉刚的长婿苏海文先生，是奥地利人，有一天到新华社来见我，带来一份建议书，上面十多个人签名，都是香港本地社会精英，名人巨贾，内容是推荐自己，以一百亿港币，向中国政府租借香港，由他们自治十年。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问他：“你征求过包先生的意见吗？”他不置可否。我揣测，包不便出面，所以由他的长婿出面。就不再问他。我对他讲：这个建议，我的看法，估计北京不会同意，但我会向北京报告转达。北京有什么回答，我会向你们转达。我建议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扩散，扩散了对香港、对中国、对你们这些建议的人，都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这个问题太严肃了，我当时态度很严肃；他虽是个外国人，却是中国人的女婿，可能对中国国情、社情有所了解，所以也态度严肃地不断点头。

我作为中共在当地负责人，我的任务就是随时要向中央报告当地的情况，何况是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我马上向北京汇报。后来我到北京去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那次是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应我的要求接见了我，我谈了很多情况，也报告了这件事。他没有表态。我说这件事这么重大，是否我将建议原文报中央和小平参阅？——我用了“参阅”两个字，他点头答应。因此我后来发了电报。后来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又为什么事去北京开会，见我的上司姬鹏飞，进他办公室前，听到里面姬同鲁平、李后正在议论这个电报。我听鲁平批评讲：“这简直是卖国！”我进去向他们解释，这个电报我事先请示了总书记，他同意我发的。他们当场没有话讲。

后来是我得知，李后还是鲁平，说是我讲的，发这个电报是因为“总书记同意这个‘香港人出一百亿租借十年’电报”，他们说我造谣。但我很坦然，我想，事情真相将来可以当面核实，我讲总书记同意“发电报”，根本没有讲总书记同意“电报”。况且，提建议的人，都是中国人、香港人，虽然来跟我说的人是外国人，但他也是香港人的女婿。我发电报，一是我应该忠实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尤其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即使有欠考虑的地方，也不是“大逆不道”；他们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用钱来衡量，对中国政府不够了解；用钱来租借实行自治，这还是承认中国政府的，承认香港领土是属于中国的，这能叫“卖国”吗？我对此坦然。当然，这就成为我的罪状之一了。

为我的退休大摆阵仗

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批判赵紫阳、江泽民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会议，江泽民与李鹏每人做了一个长篇报告，提出要“治理整顿”——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治理整顿。我当时是中顾委委员，是列席会议，同任仲夷一个组，在小组会上讨论发言表态的时候，我记得任仲夷的发言很技巧，没有实际表态，大讲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不同意这两个报告。我没有他这么聪明，我就一字都没有讲。会议小组长和其它人要我发言，我说，情况我不清楚，没法发言。他们说你讲讲香港情况吧，我就讲了讲。很不幸，会后相互闲谈的时候，我讲这两个发言下面会抵制的、行不通的，暴露了我的真实想法。

任仲夷猜到了我的思想，半开玩笑地警告我：我已经安全着陆了，你阁下呢？我知道他的意有所指，领悟了他的好意，于是在会议的中途，向中组部长宋平提出要求退休：年龄大了，精力不行了，请中央考虑。宋平听了很诧异，说中央没有考虑啊，你是否听到什么？我说没有。他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还是请中央考虑。他说，中央确实没有这个考虑，你还是勉自为之吧。我看看不行，就去找杨尚昆，提出这个要求。他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六四他与我也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说：你不要这样想！同时他也说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我向他建议说：香港人对叶选平的印象很好，他本人也有这个才能，建议考虑。他说，这也是个人选，但是他们家有好几个人在香港，他去恐怕不太好办。

“一百亿租借香港自治十年”这件事之外，又发生了几个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是：港澳办有人向我透露，江泽民找李后和鲁平，连续两天听他们的汇报，听说是反映了不少对你不利的看法。第二件事，江在一次港澳办的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看来许家屯确实犯了右倾错误。中办就将这个批语转给了港澳办，李后接到之后正在看，中办忽然有人来将这个批语又收回去了。我估计这两件事不会假，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对我有意见的。还有，在四中全会之后我到北京开一次中央的会议上，我给江泽民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想把所谓“一百亿”的事向他解释一下。两天没有回音，第三天秘书回应了：说总书记工作忙，恐怕要下次再见吧。

我开始没有感觉到是推托，会议散会，在走廊里，江泽民迎面走过来，我就迎上去，想找他反映，讲几句话。他看到了我，却故意将脸侧过去，好像没有看到我，就过去了——很明白了：他不想见我。

我想这样没有办法工作下去。我向宋、杨要求退休，他们又不肯考虑。我就趁香港郑裕彤新开的一家酒店的俱乐部开张请我去剪彩的机会，记者向我采访，主动告诉他们：我已经向中央提出退休。我的打算是两个，一个让北京的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知道，我真要退休；一个是让香港人有点思想准备，以免万一影响香港股市。

我透了这个风以后没有几天，北京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重大变化，要调我回去，周南来接任。我心中有数，但新华分社一些人埋怨我，说你为什么要对记者讲这个话，弄假成真。我说，哪里是假？就是真的嘛。我是想退休。果然北京要我去开会，李鹏和中组部一位副部长（宋平没有来），对我讲，中央决定让你退休，要周南接任你，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原来就向宋部长提出的，现在中央同意了，我很感谢。问我对周南有什么看法？我说他对外事有经验，对地方尤其是对香港要摸索一段。可能还是能做好的。当时正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发生危机，他们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曾经议论过，最担心的是军队的态度。就这样谈了半个多小时，结束了会见，我就回香港了。

忽然又接到命令，要新华分社副社长以上一起到北京开会，江泽民、李鹏、港澳办的全体，外交部的周南，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参加。江泽民主持，宣布我退休，周南接任。会前我同姬鹏飞一起坐车赴会场，途中姬鹏飞悄悄对我讲，他们的决定（他用了“他们”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李鹏他们已经找我谈过话，我也表过态了，怎么还要开会？我还讲了一句话：他们两人对我在香港工作，怎么评价，一句也没有。姬鹏飞可能对江泽民反映了，所以江泽民的开场白，就说了一句：许某人在香港工作是有成绩的，一句带过。问我对周南任职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基本法还有一两个月，是不是让周南先到任，消息迟宣布，让香港人心理有个准备，免得发生什么意外，影响港币升降。他当时很严肃地回答：还是就回来吧。我也没有意见。

后来，在报纸上公布：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免去许某人职务，由周南接任。这个宣布不仅奇特，超越常规，而且是非法的。怎么说超越常规？是说“免去”我的职务，不是说我“退休”，当时说“免去”是很不常见的，为什么“免去”？“经过人大常委会讨论”，人大常委会又没有开会啊！太离奇了。

周南立即到香港赴任。开了个千人左右的欢迎大会，我在会上特别介绍了周南，说他可以胜任，而周南的发言对我一字不提，在会场上就引起很多人议论，不仅相互交谈，而且有人当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回答？一笑置之。

周南奉命来整我的专案

到北京开最后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基本法草案，算是交代工作了吧。会议期间，我留在香港的秘书清理我的文件、书籍，向我反映：公家的文件都交出去了，但周南派人将我私人文件扣留了一批，说有些不是私人文件。这很奇特：怎么能这么不信任我和秘书，认为会把公家文件带走呢？我带走公家文件干什么？这也罢了，我向宋平提出来，希望在退休之后住在深圳，对港澳情况作些研究——我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新问题，我们对香港情况研究不够，我在香港工作，深有感触，想继续作些研究。周南向北京反映，他不同意。宋平跟我谈，说中央常委的意见，你还是回到北京来。我说，我也不回北京，还是回江苏吧，请中央考虑。他开始说要中央常委讨论，后来也表示同意了。

当中他问：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人提出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写了一篇文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刊登在《求是》创刊号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知道是任仲夷提的，听他讲，知道当时中央对这个问题很注意，北京有人组织了专门班子准备写文章批评我在《求是》上那篇文章。所以我就答非所问：我知道北京有人要批判我这篇文章。他说，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我对宋平很尊重，他很正派，他说他不知道，我想他很可能是不知道。

会议结束后，我先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回到深圳准备搬家回南京。4月22日到，第一天就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周南派人到深圳传达他的决定，要将我的房车收回；第二件，我的老伴告诉我，周南停发了我三、四个月工资。按照组织原则，干部调动，介绍信还没有到接收一方，工资就还是由原单位发，我还没有离开，介绍信都还没有拿到手呢。周南是11月到香港，那时是四月，停发我的工资，是何原因（我不想用“居心”这个词）？

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23日，新华分社有人告诉我，周南一到任，就组织一个“许家屯项目组”，他自任组长，郑华担任副组长，调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人财物。按照中央的规定，对我这一级干部组织项目组进行调查，需要经过中央常委、总书记的批准，才能立案。他一到任马上就组织项目组，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动我的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动我的手。难怪他在欢迎会上对“许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他是奉命有意来整人的嘛。

更骇人听闻的是，就在这几个月当中，他调查已经完毕，写了一个报告送到中央，我恍然大悟：原来周南不是为我退休而来，是为整我而来！我想到“六四”前后和退休的情况，那么大阵仗，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来宣布一个干部退休，这是少见的；还联想到一个特殊情况致使我心情更加急迫：杨尚昆是国家主席，是邓小平派在中央常委的特别代表，那时出国访问，所以他们趁机快刀斩乱麻！杨尚昆回来之后还打个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再谈退休的事，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我退休了。这是我担心的，有人要对我下手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出走。

以前回忆录里有个情况没有讲

儒家有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是儒家传统，为什么“大杖”打来要走呢？因为如果打死了，家长都还要负打死子弟的罪名。“小杖”我已经受了很多次了，这次要“大杖”，我估计假如不走，被整的话，要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我连赵紫阳和梁湘的下场都不如。我曾经对下属开玩笑说，假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现在果然来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下决心。我想，我走了，对莫须有的“罪状”至少还有个辩白的机会。就下了决心走。

1990年4月30日，我二儿子的媳妇跟着我，从深圳经罗湖到香港；5月1日，从香港到美国。

高：对，这段经过很有戏剧性，你以前在回忆录中写过，上一次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过，这次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许：我以前的回忆录里有个情况没有讲：4月23日，我让二儿子去找金尧如，帮我搞美国的签证。金到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办签证，总领事不相信，要向国内请示，所以到29日才通知我。

我30日到香港就住在金家，给邓小平、杨尚昆和中共中央写了封信。我说：中常委的两个人（当时我没有点名）对我有“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国，我对外就这么讲。我向他们保证：到美国之后，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不会见记者，不会发表文章，不会泄漏国家机密——只要中央他们几位不对我和我的家属进行打击报复，我将遵守这几点诺言，否则我会进行反击，要自卫。我对他们两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谢。

我在回忆录上没有提金尧如，他当时提出希望我保密，现在他去世了，我要公开这件事，向他表示感谢。

第二天，我到香港机场，看到英国人为我出走做了特殊安排。

到美国后，驻美大使和驻洛杉矶总领事都来见了面，动员我回去，说保证不会有计较。我向他们简单解释了我为什么出来，说：这种情况不变化，我不想回去。他们表示担心说“外面情况复杂”，我请他们放心，说自信还可以应付。

后来国内传出消息：杨尚昆要到南美进行国事访问，动员我与他一起回国。果然他到南美访问的时候，委托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我与他一起回国。还告诉我，我出来以后，邓批评我出来是“胡涂”，杨动员我一起回去，免得尴尬。还说回去以后会做比较好的安排。我告诉他，他们已经搞了我的项目组，他说没有，还说不可能。他不会了解这些情况，我谢绝了跟杨尚昆一起回国。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尚昆连自己也不能保。

最后这一阶段，说明中央内部的严重不同意见，对“一国两制”的摩擦，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个牺牲品。我辗转听人讲，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说得难听一点，是个打手。

这就是我今天流落异国十七八年、风残晚年，孤独的九二老人对回忆录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