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共的反腐年。在这一年里，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成绩很大，也赢得很多人的喝彩。不消说，在这众多的喝彩声中，不少人并不是支持和信赖习近平，因为明眼人都知道，习近平的反腐只是选择性反腐，其目的是清除异己、强化个人集权，他们只不过是对那些垮台的贪官们幸灾乐祸而已。
 
去年，有位网友编写了一段北周皇帝宇文泰和谋士苏绰的对话，意味深长。兹抄录如下：
 
宇文泰向苏绰请教治国之道。苏绰答曰：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苏绰说：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官吏只要贪腐，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腐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如果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杀贪官来收买人心。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贪官。这样还可以把贪官搜刮的民财充实自己腰包。总之，治国之道就是：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将是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之计。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官场腐败的演变历程。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官场还不算多腐败。记得在1980年，时任商业部长的王磊在丰泽园吃客饭不付全费，有顿饭，菜钱124元，王磊只付了19元。厨师陈爱武向中纪委举报，随后《中国青年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将此事公之于众，引起轩然大波。王磊挨批评，写检讨，后来还被免去部长职务。这件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大概人们都忘却了。按后来的情况看，当初王磊那点事儿哪里算得上特权和腐败？无怪乎1994年王磊去世，官方发布的讣告要特意写上：“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生活简朴，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总算是给王磊除掉了“不白之冤”。
 
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共官场的腐败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85年，当局推出价格双轨制，腐败立时泛滥成灾。手握资源的官员们发现，只要批个条子，金钱就滚滚而来。转手之间，高干家庭就先成了富翁。据说当年某位太子党对密友讲过一句私房话：“现在我算明白了，原来，改革就是捞钱。”那时有句民谣，曰：“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这话的前一句自然不是事实，后一句却是名不虚传。
 
严重的腐败激起强烈的民愤。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中，有两个口号最响亮，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另一个就是反官商官倒反腐败。六四之后，中共惊魂未定，下决心反腐败。因为他们看到，正是先前的腐败激起了广泛的民愤，并由此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差一点儿就颠覆了共产党的政权。那么，为了防止在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就必须降低和化解部分民愤，因此就必须适当地约束腐败。
 
1989年7月28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共以下7条：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4、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不要以为这项“决定”只是官样文章和蓄意欺骗。就以“决定”的第1条“清理整顿公司”为例，其中明确宣布撤销康华公司。众所周知，康华的董事长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其在八九民运期间就被民众视为最大官倒而饱受抨击，现在中央明令撤销，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认可了民众的抨击，这对邓小平总是一件扫面子的事情。可见，在这项决定颁布之初，当局还是有几分当真的。
 
不过，当局很快就从八九民运造成的巨大冲击与惊恐中回过神来了。他们意识到，干嘛要怕民众，怕民愤怕民意呢？八九民运的声势这么大，不是已经给六四镇压下去了吗？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起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民间反抗运动，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反腐败呢？于是，刚刚通过的那项决定就束之高阁了，那些答应好要做的7件事也都用不着再去做了。
 
再接下来，当局进一步意识到，要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关键是共产党自身－－尤其是最上层－－要强硬，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赵紫阳一类人物；要统一，不能再出现八九期间的分裂。于是就有了安排太子党接班，就有了“一家两制”（一个子女当官，一个子女经商），这就给官员－－首先是高级官员，中共元老家族－－进一步打开腐败大门。当初那项反腐败的决定不但被置之脑后，而且被踩在脚下。中共官场的腐败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收缩徘徊之后再度卷土重来，并且比先前还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两个为腐败辩护的理论：一个叫“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一个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这两个理论固然可恶至极，但却道出了实情。
 
本来，大部分中共官员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很抵触、很不以为然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必须把原来无所不包的权力让出一部分给社会。可是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在改革的名义下化公为私，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自己的私产，于是一个个都成了改革派。这就叫“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另外，正因为现政权给了大小官员贪污腐败、大发不义之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就赢得了他们对现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江泽民终于大权独揽。1998年3月，朱镕基就任总理，在记者会上慷慨陈词要大反腐败，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声称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朱镕基的豪言壮语博得掌声雷动，可是很快就化为泡影，以至于4年后朱镕基下台，连“反腐败”几个字都不好意思再谈了。
 
让我们再回到今天，回到2014年。习近平强力反腐，一大批大小贪官应声落马。很多人在盛赞习近平的同时，免不了要指责他的前任，指责胡锦涛的无作为，指责江泽民对贪腐的放纵，若继续追究下去，势必连邓小平也无法幸免。
 
不过我敢说，江泽民们是不会这么想的。江泽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如果没有我们当年对腐败的放纵和鼓励，共产党的政权哪里还能维持到今天？哪里还会有经济改革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习近平当然不会不懂个中奥秘。习近平的反腐败，一方面固然是对过分泛滥的腐败略加约束，并以此笼络人心，另一方面更是假借反腐败这件无往而不利的杀器，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力。不论是用贪官还是杀贪官，不论是纵容腐败、鼓励腐败还是煞有介事地反腐败，无非此一时彼一时，其不变的核心都是维护中共的专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