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在新浪微博上频繁转世,一度号称转世党鼻祖,但在他转世150多次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他遇到了一群与他观点针锋相对的反对者。这些人有着同样深厚的理论阐释能力,更关键的是,与他的执着转世有着类似的坚韧。萧瀚遇到了他的否定者。

这些与萧瀚对着干的人,伴随着他继续转世的过程,好比如影随形。这些称得上是一个人的异见人士们,改写了萧瀚的形象,进行了另外方向的塑造。这个塑造通过反驳萧的观点列表加以积累。就连萧瀚频繁转世这个“事实”,也被作为另外解释,赋予别义。

这里不是要为萧瀚辩解或抱屈——实际上,持这种立场的萧瀚支持者在他被呛声的时候并不鲜见,但是,无论是萧瀚的反击还是拥趸的附议,都不能改变他在社交媒体的形象经受变化这个事实。笑蜀在对岸的台湾声援萧瀚,文章发在FB上,但也不能澄清。

笑蜀对萧瀚的隔海声援,其出发点建立在他个人的经验上。他将对萧瀚的观点的否认,等同于一种“构陷”。在总结这种现象的时候,笑蜀将其定性为类似配合当局绞杀的“网络谋杀”。笑蜀的声援重点是,仍在革命和改良的话语缠斗中看待萧瀚的遭遇。

笑蜀的引申式抗议其来有自。他所坚持的改良立场,在革命和改良的话语争端中有过深度卷入,而且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可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争端已经“终结”了——它既不能提供创见,也无法辅助行动。说它是某种“终结”,也不算是夸大其词。

在2013年,革命与改良的“终结”,其结尾阶段落在了“政治反对”上。革命与改良争论并没有彻底地说服谁,但“政治反对”充当了调和作用。包括笑蜀在内,也在“政治反对”的叙述框架内评判时势。但这种论述框架在不同人等那里,其稳定性并不一样。

这相当于“斡旋”,它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在许志永、郭飞雄等人的事情出来后,凝聚“政治反对”的共识消弭(遮蔽)了革命与改良的争执,甚至发生了将他们嫁接到民运脉络中的尝试性构建。二是在微博等技术领域,启蒙话语受到清算式围剿,就像萧瀚遭遇的那样。

分歧是很明显的。但是,与其冒险认定萧瀚遭到了“阴谋”设计,不如认清楚启蒙话语正在经历的颠覆过程。社交媒体所统摄下的大陆社运与公共话语,正在深刻地被技术再造,社交媒体改变且要继续改变叙述方式,其边界超出了“不媚强梁、不阿群众”的旧范围。

“不媚强梁、不阿群众”是很正统的启蒙姿态,见诸传统媒体时代的叙事习惯,怡然自得,受过尊重,那是启蒙的好时光。而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现实发言?这个现实不是从历史想像中总结出的“革命与改良”的现实,而是那些走上街头的人。

在用叙述方式“处理”这些街头“群众”时,革命与改良之说其实都没怎么正面面对,而是习惯性地从历史叙事中寻找依据。在社交媒体取代传统媒体之前,这种叙述有残缺,但一直被谅解。可是当社交媒体也成为现实之一种时,仅仅耽于历史比附,是不够用的。

萧瀚在阐释对群众(或者别的什么称呼)的不信任上,如果仅仅局限在逻辑推演,其实不缺道理。但萧瀚在圆熟的理论抒发与粗粝的现实解决之间,有分裂,不能自洽。例如,以他自诩的逻辑,怎么得出斯伟江“撬活”的结论?这个裂痕给他的叙述旧习划上了“伤痕”。

以两岸三地的实际看,在现实行动、街头人群引领各自的话语转换上,台湾走得最远,香港其次,大陆最差。行动本身改变叙述方式,乃至于是叙述本身。行动与叙述方式的差距,决定了许多重要东西。大陆人对太阳花运动的评判,可以看作是此种差距的曝光。

总结起来,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在供应话语?这个问题,恐怕需要给出直接明了的答案。“书斋里的革命”、“茶杯里的风暴”等等比喻,都是对这一质问的回避。如果不能对街头的人群发言,只怕就再也无法发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其实是这样被“超越”的。

在研究两岸三地的现实时,一个角度是看街头人群在干什么,这是惯常的角度。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看当局对待街头人群的态度。有个共同点,是对街头人群的遏制。对此,旧的启蒙叙事面临选择:要么汇流民众,要么成为阻碍,或者成为它自身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