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4日的凤凰网首页，有两个标题吸引笔者眼球：一个是“哈军工同学回忆：徐才厚同学，你怎么混成如此下场”；一个是“冀文林二姐：早知这样不如当初让他种地，为啥非当官呢”。要回答徐才厚老同学滕叙兖和冀文林二姐冀翠云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认清“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中共“九大”之前的党章都把党的性质定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共“十二大”修改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同义词。中共“十八大”修改的党章又把党的性质定为“双先锋”，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不能太有钱（无产），又要在“双锋”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又必须戴“三块表”。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人裸露着“双峰”与“核心”，戴着“三块表”炫富，你一定是碰见了魔鬼。
一、阴阳两面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就像一个妈生出来的，虽然脸型不一样，但神态都是一样的，都长着一副面瘫脸，就是胡锦涛、王岐山和张高丽那样的标准脸。有时他们也会微笑一下，但很不自然，阴森可怕。刘云山的微笑与李长春同出一辙，都是继承了其祖师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表情基因。臧克家早在民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画了一幅肖像：“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有同样的腰，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他们有同样的脸，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狂风暴雨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
这个先锋队的队员，形象是两面的，行为是阴阳的。他们在教育和训斥部下时，总是把“先做人后做事”挂在嘴上，可是他自己做出的事，一点都不像是人做出来的。黑龙江伊春市带岭区委书记为了自己的维稳政绩，派人到北京去抓一个领着孩子上访的母亲陈庆霞，他们在公交车站发现了上访母子，母子已经上了公交车，他们把母亲从公交车上拽下来，却不管那个孩子，公交车开走了，从此孩子失踪，从此母亲被关进医院的停尸房长达六年，这是人做出的事吗？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与情妇支某某做爱时，要求妻子必须在旁边观战，这是人做出的事吗？这个先锋队的队长习近平说苏联先锋队“没有一个真男儿”，但俄罗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情人时，要通过决斗来确定情人归属，而中国先锋队员把情人视为礼品，随意赠送。据《河南商报》报道，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与自己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共用情妇。更加狗血的是，这名情妇竟然分别为万庆良和陈弘平生下一子。坊间消息，日前刚刚落马的比较大的“老虎”徐才厚与某“老虎”共用情妇，甚至与自己的儿子共用情妇。在这些先锋队员身上，你不但找不到一点“人伦”的存在，也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光辉”。
这个先锋队的队员，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他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可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在“三讲教育活动”、“党的先进教育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都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写出了不少于万字的“自查报告”，但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带来领导干部行贿受贿的高发期。早在2002年，福建省共有10个县级官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贪官作案时间大部分在“三讲”期间。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在“三讲”期间大肆卖官，其家庭财产中有近８０万元是“三讲”期间收受的，就在他做完白山市”三讲”动员讲话的当天下午，在家中还收受了一名干部送的５０００元。原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区委书记赵光席在宾馆开房一边写“三讲自查报告”，一边收受美路集团董事长秦某的行贿。
这个先锋队的队员，把世界上所有最好听的话都说尽了，但又把世界上所有最坏的事都干绝了。万庆良在刚刚担任广州市长时即感言：“德为重、民为天，人民政府为人民。公生明、廉生威。我深知，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曾拜海瑞要做“清官”的万庆良还信誓旦旦作出4个“绝不”的承诺：绝不插手土地、工程、国有资产和招投标工作；绝不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谋私利；绝不追求个人特权和享受；绝不触碰纪律红线。2012年8月10日，他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文章题为《必须从生死存亡高度来加强防腐》。在2014年1月27日的市纪委全会上，他声称：“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不论曾经做出过多大贡献，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不料一语成谶。他在3月16日召开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他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专题会议上要求：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但就在他这次讲话的第二天被中纪委带走了。
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先锋队员们把自己在“三讲教育活动”时写的“自查报告”修改几个字交给组织就可以顺利过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时，他们把过去写的“自查报告”换个名头就可以了。有的先锋队员认为党很快就会灭亡，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教育了，就把过去的“自查报告”底稿扔了，没有想到习近平登基后又搞集中教育活动，他们措手不及，只能在论文网上花钱找人代写“自查报告”。全国先锋队员身上存在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还是那个老问题；“由于全力抓经济工作，我放松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系统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滋生了享乐主义，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下基层调研时接受过宴请和土特产。有时表现出官僚主义，批评同志不注意工作方法，得罪了一些同志……”
当有些先锋队员走进监狱时，他们的忏悔书就像一个秘书写的：“由于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金钱和美女面前没有挡住诱惑，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自己今后不能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做贡献而感到深深愧疚。”这样的忏悔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了套话，其对象并非自己的良心，而是权力组织。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他们不敢去反思“制度性犯罪”的原罪，不敢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以重温那些邪教的教条换取自己的轻判和缓刑及子女的后路，也成全了审判的政治效果，最后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赎的终生魔鬼。
二、富可敌国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网上有个政治段子：“世界上最大的笑话是一大群亿万富翁自称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是先锋队，更大的笑话是它们居然是我等穷光蛋们的公仆！它们还时时刻刻不忘全心全意为我等服务。所以说做个骄傲的中国人是完全有道理的，无论你混得再怎么不堪，你至少拥有一大堆富可敌国的仆人嘛。”
一个广州市的城管中队长家里有22套房产，其中一套厂房3405.3平方米，其儿子已经移民国外；一个深圳的村官坐拥3亿元房产，妻子子女为香港籍；一个浙江的村长被举报坐拥53套房产，纪委核实56处；一个北京的处级干部家里放着一亿元零花钱，却骑着自行车上班……再看看那些太子党们，早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周永康儿子周斌的妻子和丈母娘都是美国人，他在中国做买卖赚到的钱都揣进了外国丈母娘的腰包。看看财新网发表的《中石油窝案发酵：替周斌打理油田的米晓东被查》，你就了解了太子党是如何吃里扒外用“白手套”掏空中国的。
薄熙来案庭审中，一座坐落于法国的别墅，成为公诉人控诉薄受贿罪的焦点证据。实际上，跟薄谷开来一样，欧洲早已成为中国贪官们在海外购置房产的热门地区之一。他们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为妻儿老小在海外买好房产，一旦罪行暴露，立刻捐款外逃，在别墅里过上富豪生活。中国贪官们对房产的热爱，甚至一度让北美房价飙升。为此，让美加两国不得不帮中国扛起了反腐大旗。2008年有媒体报道称，由于中国外逃贪官在美国购买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这让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这使得美国虽然跟中国没有引渡协定，也被迫通过多种方式协助中国治贪。加州警方称，中国曾向美方列出了“中国贪官外逃名单”，1000多人榜上有名，绝大多数集中在洛杉矶和纽约，这些人成为美国严打的主要对象，甚至还悬赏鼓励民众踊跃揭发中国贪官。而被称为“贪官天堂”的加拿大如今也因为同样原因开始对中国外逃的贪官进行惩治。现如今，贪官们已经大面积地把外逃目的地投向了欧洲。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们日理万机，昼夜奋战，一边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一边苦苦地追寻着美国梦、加拿大梦、澳洲梦和欧洲梦，做到了无私奉献，挽救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继承和发扬了白求恩同志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据媒体2010年统计：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人均卷走约1亿元。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在美国大城市如洛杉矶、纽约等，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豪华轿车、穿昂贵衣服的中国男女。这些人有自己的交往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他们中就不乏外逃贪官和他们的亲属们。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经济专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广东和香港的地下钱庄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有人据此推算，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
这里更不包括中国银行这条暗道流出去的美元。7月9日，巴西人被国家足球队的1比7惊呆了，中国人被央视的“新闻调查”惊呆了。作为国家唯一的外汇监控部门，中国银行监守自盗，私自设立“优汇通”业务，帮助贪官污吏造假洗黑钱，与移民中介及地下钱庄抢生意，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下钱庄。面对暗访记者，中国银行的一名先锋队员表示：“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他称，别管您的钱有多黑，多见不得光，银行都有办法给你洗白，并且安全的弄到国外。国有企业的先锋队员早已经看出自己的党没有几天活头了，所以才敢冒险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就是这样成为中国的垄断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他们就是这样成为窃国大盗、成为卖国贼、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真正的敌对势力。
魔鬼必有魔法和魔术：他们能让中国人的眼睛不去盯着那些富可敌国、盗国卖国的先锋队员，而只盯着南海和那块石头；能让中国人吸取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灭亡的教训，视对先锋队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和西方为敌人；能让中国人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敌对势力”，在网上骂“为苍生说人话”的良知人是“汉奸”、“西狗”。其实，魔鬼的魔法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中国人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扣押6名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奇怪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
富可敌国的先锋队员为什么敢于在卖国的同时高喊爱国主义？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地窖里，可以找到一切中国社会问题的参照物。2009年8月，河南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队员李浩在其购买的地下室挖掘地窖，先后将6名夜总会“坐台小姐”骗来囚禁于地窖内做性奴。期间李浩与三名性奴先后联合杀死了另外两名性奴并就地埋于地窖中。此案留下了很多问号：他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抗？从地窖出来卖淫时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要为谁先陪“大哥”上床而争风吃醋？同是受害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被解救后接受警方调查时为什么还要袒护“大哥”？心理学家认为，在被长期非法禁锢并遭受性侵的过程中，这些女子很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表现出的症状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李浩可以反复地给女孩们强调这个地窖是如何安全和幸福，在这里如何通过淫秽视频表演实现奔小康和“中国梦”，外面的世界如何险恶，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她们过的是集体生活，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她们的大脑里只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地窖体制的依赖，只有那份盒饭，即使“两天送一次”也感激不尽。
性奴的生活是邪教式的生活，而在地窖之外同样是一个大地窖，每个加入邪教的人都把财产甚至是身体交给了教会，都对教主产生依赖感，民主、自由、理想、前途与他们无缘。他们对教主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一切都是党给的，与纳税人无关，虽然每次涨百元养老金很快就被物价抵消，那也是皇恩浩荡。当教主说“不走邪路”时，那些“美国学生家长”激动得鼓掌流泪，教徒也跟着鼓掌流泪，接着就是一边鼓掌流泪一边骂美国。
三、荒淫糜烂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员保尔•柯察金是钢铁制成的人，而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是“权力春药”制成的人，他们的血管里没有一滴道德的血液，其荷尔蒙的含量100%。他们不愧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建设“性高潮”，创造了人类淫乱史上的奇迹。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淫乱是集体淫乱。上海高级人民法院4名庭长级法官集体嫖娼、陕西略阳县4名镇政府干部集体轮奸12岁少女、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集体嫖宿幼女、安溪县多名公职人员集体嫖宿幼女等丑恶事件，是先锋队集体淫乱的缩影；专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色情服务的高级会所、城市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由女大学生组成的“援交”团队等“亮丽风景”，是先锋队集体淫乱的标志。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包二奶”，剩下5%是女贪官，女贪官也包养“二爷”。民间达人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写了一首歌，这是一首根据《长江之歌》改编的《二奶之歌》：你从床上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官员奔去，轻轻解下裤带；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一群贪官；你那汹涌的波涛，淹没了权贵的脑袋；我们赞美你二奶，掀起你的被窝，满床都是腐败；你是难得的人才，你用青春的肚皮，推动新的时代；我们赞美你二奶，你的存在，关乎反腐的成败！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愧是发挥“双峰”作用的队伍，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积极进取，刻苦钻研，勇于开拓，跨越式前进，带领广大“失足妇女”和嫖客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莞服务模式，以“中国制造”创立了“冰火九重天”和“三十六式”等国际品牌，集体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集体超越了社会伦理底线，集体摧毁了社会人性底线。
——淮安市委书记陈子龙、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徐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正方等一大批先锋队员，把权力变成伟哥，把权力范畴变成后宫，把天下美女变成权力寻租的客户，以“通奸”女干部的数量奇迹，突破了“不以权谋色”的政治伦理底线。
——云南省长李嘉廷、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等十多名副省级以上高管共享一名情妇李薇，开创了“同一个情妇身上犁过荒，同一个女人肚子开过光”的和谐社会新局面。中共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与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分局局长邓毅共用情妇陈露，陈接受大陆《前卫》杂志采访时坦露：“我怀孕了，但我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不知道谁是生父，那一定是“党的儿子”、“先锋队的儿子”。这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先锋队员，突破了“宁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包括情人）”的公共道德底线。
——甘肃省华池县环保局长陶某、东莞市虎门交通分局局长黄平等一大批先锋队员，借酒强奸女下属，突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传统道德底线。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等一大批先锋队员，迷信奸淫幼女可以延年益寿和升官发财，疯狂“买处”奸淫幼女，突破了人兽有别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人性底线。
——毕节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干部王忠贵、云南大关县工商局干部黄某等一大批先锋队员，以玩弄女教师为时髦，强奸陪酒女教师，突破了尊师重教的社会伦理底线。
——昆明市发改委官员成某、阜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于洋、合肥学院团委副书记汪昱、中海油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文伟等一大批先锋队员，聚众淫乱，甚至带着妻子和二奶跨省去参加换妻、3P等淫乱派对，突破了洁身自好的从政道德底线。
——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下梁县委副书记邱德辅分别与干女儿通奸，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包养的二奶中有姐妹、母女关系，延边政法委官员许龙范包养“小姨子”，中山市市长李启红的10位情夫中有一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婿，湖南省发改委干部郭忠礼与丈母娘、老婆、小姨子三女同床，江西省丰城市公安局政委葛世增与儿媳通奸（以上消息据网传），这些先锋队员突破了不能乱伦的家庭伦理底线。
——海南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某鹏、安康市石泉县第三中学校长李怀松、雷州市英利镇小学校长郑某波等一大批先锋队员，以少女学生为性侵对象，突破了为人师表的社会伦理底线。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是淫乱的传播者，也是艾滋病的传播者。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位女教师在医院检查中发现艾滋病，随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2011年3月8日，杨昌明被警方控制，其供述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杨昌明在看守所被检查出艾滋病后，在全县引起恐慌，一些女教师和女干部纷纷到医院检查身体。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也是一个艾滋病毒（HIV）携带者，早在他当副省长时就检查出了病毒，但组织上为照顾他的身体给他安排了一个只需要举手和鼓掌的人大副主任工作。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孔垂柱在京开会期间曾服药过量导致昏迷，两会期间一直在医院治疗。原来，这些年他一直是一边做“重要讲话”，一边抠挠着自己溃烂的“老二”。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体淫乱，本来是权力寻租的产物，但中共却把责任推给了广大美女。重庆雷政富等21名官员先后与同一女子发生性关系，衡阳市卫生局原局长赵安民6名官员先后与同两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两地市委在处理这些先锋队员的书面决定中都使用了“被婚外女性引诱发生性关系”的措辞，只说美女对官员的诱惑，不说权力对美女的诱惑，好像这些先锋队员都是受害者。2014年6月5日，中央纪委网站关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甯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的措辞。6月30日，中纪委一天内公布7名官员被开除党籍，其中5人“通奸”。之后，又公布全国政协经委会副主任杨刚、广州副市长曹鉴燎与他人通奸。“通奸”一词正频频使用，中纪委解释，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这明摆着是要突出两厢情愿之意，从而淡化官员与婚外异性发生“性行为”中的“性贿赂”实质，最终脱逃个中权色交换之嫌。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淫乱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衡阳市6名官员“被勾引”是2010年3月至4月发生的事，市委直到2014年2月才公布调查结果。期间，6名官员曾集体失踪“躲清净”，其中一名官员得到提拔。敲诈团伙中的四男两女中只有两人被判刑，且都是缓刑。当时媒体和网民都断定衡阳市还有更多的官员“被勾引”，要求一查到底，但此案不了了之。7月11日，衡阳市官方突然透露：6名官员被重新抓回，涉嫌向办案民警行贿；敲诈团伙成员被重新收监，涉嫌继续“勾引”官员；原5名办案民警也被抓，涉嫌利用敲诈团伙的视频敲诈更多的“被勾引”官员。衡阳市的官员疯了，警察也疯了，其背后是因为对权力行使监督职责的人大代表先疯了。在湖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来自衡阳的76名代表中，只有20人“干净”。其余56人均经贿买选票当选，总额达1.1亿元人民币，人均196万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平均每人收了19万人民币。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只有7人没有受贿，人大代表受贿率高达98.67%。
权力脱缰导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淫乱无处不在，已经蔓延到中小学校，蔓延到军队。军队送礼已经不时兴送钱了，时兴送“小姐”、送文工团明星。据传“军中第一贪”谷俊山包养23名情妇，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中国的女星我都玩腻了。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体淫乱，既是道德的沦丧，也是是末日的疯狂。今日中国之景象，如同《圣经》对文明古国巴比伦灭亡之前的描写：俨如淫窟，道德败亡，人性泯灭。巴比伦的“共妻”制度，使国民体质渐趋退化，其后代质量严重下降，全国性病流行。在这样的景象下，人们很怀疑在13亿人中能否挑出11个进世界杯踢足球的，也很怀疑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能否抵挡解除集体自卫权的小日本。
四、谋杀陷害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因此，先锋队员要想在队伍中立住脚跟，步步高升，就必须学会构陷、报复和谋杀，就必须具备四个能力；陷害忠良的能力，集体构陷的能力，墙倒众人推的能力，杀人不见血的能力。
具有了这四种能力，先锋队员就没有干不出来的事，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惜杀人，双手不仅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沾满了“内部人”的鲜血，甚至沾满了自己亲人的鲜血。
当薄熙来的乌纱帽受到理财管家英国人海伍德的威胁时，他的妻子薄谷开来与公安局长王立军密谋设计贩毒陷阱，准备当场击毙“毒贩”。未遂后，薄谷开来带领薄熙来的秘书亲自去宾馆给海伍德“灌药”，最后在重庆公安局四个高级警官的运作下，海伍德变成了一个“酒鬼”。
当先锋队员的腐败被举报时，他们会动用“家狗化”的公权力，杀人不见血。原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动用检察、纪委、公安等机关干部，罗织罪名，陷害报复举报人李国福，关进监狱后百般折磨，把眼睛都折磨瞎了，最后导致李国福在狱中非正常死亡。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对举报人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办案人员对周建华施以不让睡觉、喝马桶水等酷刑，并以抓捕他的家属对其进行威胁和威逼。制造了周建华受贿冤案。2011年4月，苏荣之妻于丽芳中标的新余市市政中心项目未经政府讨论、人大审议而强行开工。周建华认为这是新余市委书记对苏荣的利益输送，于是以杂志挖洞夹带优盘的方式把举报材料寄给国家监察部一位副部长，此举报材料被转至苏荣手里。2012年7月，江西省反腐倡廉教育馆以周建华受贿1410万元作为反面典型进行展览，苏荣带领省委班子成员参观，而此时周建华一案只是刚刚转入司法程序，法院尚未审理就已经定案了。2014年1月23日，江西宜春市中院以受贿1410万元为由，判处周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公共权力“家狗化”后，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因为“家狗化”的公共权力成为“一把手”陷害忠良的工具。湖北省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检察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召开的会议上反对“强拆”，利川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李伟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反复向李伟“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5月26日，冉被批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其尸体图片显示：“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 2011年6月7日至6月9日，每天都有几千市民在利川市政府办公大楼前聚集，他们强烈要求对打击报复者绳之以法，但是，最后只有几个检察院的办案人被查处。
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的眼里，只有权力，没有爱情，也没有亲情，当他们的乌纱帽受到威胁时，他们大义灭亲，在所不辞。雇凶当街炸死情妇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济南市原人大主任段义和就是此类典型。因雇凶杀情妇而被判死刑的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许志远也属此类，他竟然能对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七年的女机要员痛下杀手，而且还杀人焚尸，真乃丧心病狂！
“魔鬼”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名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代表教师致辞时，对学生提出的期望仅仅是不要成为魔鬼，要做一个不变态的正常人，他希望同学们“男生掌权后要像男人，女生掌权后要像女人”，他对学生提出的最高标准仅仅是“不要陷害忠良”。何院长的“高标准严要求”，赢得法学院师生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很多同学苦笑后泪流满面。在中国官场做一个不变态的正常人比登天还难，但在官本位的中国做官是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和人生出彩的唯一标准。当习近平提出“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时，不愿意做魔鬼的年轻人就很矛盾；我是选择出彩还是拒绝出彩？
五、抑郁自杀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23名各级官员自杀身亡。笔者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0日，共有36名各级官员自杀身亡，这里不包括多名自杀未遂的官员。中国官员的自杀已经进入爆发阶段，7月5日之后的5天内有6名官员自杀，5月6日之后的10天内4位媒体官员自杀，半年时间内有6名国有企业高管自杀。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自杀方式有自缢、割腕、跳楼、卧轨、烧炭、喝农药等。最惨烈的自杀当属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在办公室自杀时使用了菜刀、水果刀、剪刀三种工具，采取了割脖子、割腕、触电等三种方式，见自己还活着，最后坠楼身亡。最失败的自杀当属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2014年3月9日，孔垂柱的接班人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被“双规”，他惶恐不安，在3月底的一天用破碎的玻璃酒杯自戕，但没有死，送到武警医院时失血严重，两只手都有伤口，其中一只手臂手腕处和上臂均有伤口，脖子左右两边也有伤口，同时发现胸部也有伤，全身都是伤口。最有喜剧性的自杀当属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崔某，他利用职务之便敛财1.4亿元，被当地公安局以贪污受贿案立案并追逃。2014年6月30日早，崔某在青银高速山西吕梁段坐上出租车，起初称要去河北邯郸市，后改程去定边县，然而当出租车行驶至青银高速靖王段时，他突然要求下车，车还未来得及停稳，他就打开右侧车门跳了下去。这时反向车道驶来一辆半挂车，崔某从隔离带冲过去撞向半挂车被撞飞。崔某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榆林市交警在整理崔某随身物品时发现，崔某携带了47张银行卡、13个U盾、4个笔记本电脑、3个不同身份证、2万余元现金、2把不同类型的车钥匙以及1个移动硬盘。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自杀是传染性的疾病。2010年10月，广东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邬学新跳楼身亡，14个月后，他的接班人苏力自缢身亡。
在自杀原因中，官方一再公布的调查结论表明，除个别官员确因涉及自己和他人的腐败而“舍生取义”外，多数自杀因工作压力大导致长期心理抑郁所致。因此民间有“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的说法。尽管有官员留遗书佐证，但公众从来都没有相信官方的结论。笔者还是相信的，先锋队员们确实都是“带病坚持工作”，都是抑郁型的精神病。你想，在“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和“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政治生态中，长期得不到提拔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在“以GDP论英雄”和“土地财政”的经济指标中，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面对动迁户的跳楼自焚和对上访户的截访，受尽良心折磨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在“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的谎言王国里，每天都在说假话、谎话、套话和鬼话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权规律中，随时可能被选择性执法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
官员已经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2014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已经下降。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就连政治局常委也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人民的好领导”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笔者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五、变态吸毒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2014年1月15日，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向央视透露：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千万。民以吏为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是千万吸毒者的好榜样，习近平一再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云南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红卫开会时，一边“做重要讲话”，一边用水烟筒吸食毒品。他吸的是“卡苦”，这种毒品吸食以后精力特别旺盛，性欲也特别旺盛，因此他“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上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杨红卫不是第一个被曝光的吸毒官员，媒体公开报道的有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吸毒案，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吸毒嫖娼案，淄博巿市委常委副巿长唐会礼吸毒嫖娼案，河北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吸毒嫖娼案，南京某机关干部吸毒后聚众淫乱案，湖南安化县社保局官员为凑吸毒款贪污社保金、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受贿嫖娼吸毒、云南龙陵县县长钟磊吸毒包养情妇受贿案……而最近引起关注的“毒官”事件，是发生在2014年5月的安徽省宿松县多名官员集体吸毒案：今年4月26日和29日，宿松县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发现宿松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某某、宿松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某等官员集体吸食毒品。
先锋队里的纪律检查官员带头吸毒。2012年12月31日深夜，江西省公安厅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南昌市南京西路某商务酒店933房有人在吸毒和嫖娼。当民警打开933房房门时，在外间发现一男一女正在吸毒，现场还有毒品麻古以及吸毒用具。民警进入内间，发现一对男女赤身裸体。民警当即将四人带回调查，民警大吃一惊，在内间嫖娼的男子的工作证显示：其身份为上饶市纪委监察一室主任。
中共“九大”之前的党章都把党的性质定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共“十二大”修改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同义词。中共“十八大”修改的党章又把党的性质定为“双先锋”，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不能太有钱（无产），又要在“双锋”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又必须戴“三块表”。你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人裸露着“双峰”与“核心”，戴着“三块表”炫富，你一定是碰见了魔鬼。
一、阴阳两面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就像一个妈生出来的，虽然脸型不一样，但神态都是一样的，都长着一副面瘫脸，就是胡锦涛、王岐山和张高丽那样的标准脸。有时他们也会微笑一下，但很不自然，阴森可怕。刘云山的微笑与李长春同出一辙，都是继承了其祖师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表情基因。臧克家早在民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画了一幅肖像：“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有同样的腰，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他们有同样的脸，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狂风暴雨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
这个先锋队的队员，形象是两面的，行为是阴阳的。他们在教育和训斥部下时，总是把“先做人后做事”挂在嘴上，可是他自己做出的事，一点都不像是人做出来的。黑龙江伊春市带岭区委书记为了自己的维稳政绩，派人到北京去抓一个领着孩子上访的母亲陈庆霞，他们在公交车站发现了上访母子，母子已经上了公交车，他们把母亲从公交车上拽下来，却不管那个孩子，公交车开走了，从此孩子失踪，从此母亲被关进医院的停尸房长达六年，这是人做出的事吗？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与情妇支某某做爱时，要求妻子必须在旁边观战，这是人做出的事吗？这个先锋队的队长习近平说苏联先锋队“没有一个真男儿”，但俄罗斯两个男人争夺一个情人时，要通过决斗来确定情人归属，而中国先锋队员把情人视为礼品，随意赠送。据《河南商报》报道，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与自己一手提拔的接班人、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共用情妇。更加狗血的是，这名情妇竟然分别为万庆良和陈弘平生下一子。坊间消息，日前刚刚落马的比较大的“老虎”徐才厚与某“老虎”共用情妇，甚至与自己的儿子共用情妇。在这些先锋队员身上，你不但找不到一点“人伦”的存在，也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光辉”。
这个先锋队的队员，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他们白天在大会上还在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去贪污受贿，声色犬马，可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在“三讲教育活动”、“党的先进教育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都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写出了不少于万字的“自查报告”，但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带来领导干部行贿受贿的高发期。早在2002年，福建省共有10个县级官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贪官作案时间大部分在“三讲”期间。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在“三讲”期间大肆卖官，其家庭财产中有近８０万元是“三讲”期间收受的，就在他做完白山市”三讲”动员讲话的当天下午，在家中还收受了一名干部送的５０００元。原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区委书记赵光席在宾馆开房一边写“三讲自查报告”，一边收受美路集团董事长秦某的行贿。
这个先锋队的队员，把世界上所有最好听的话都说尽了，但又把世界上所有最坏的事都干绝了。万庆良在刚刚担任广州市长时即感言：“德为重、民为天，人民政府为人民。公生明、廉生威。我深知，市长就必须干净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曾拜海瑞要做“清官”的万庆良还信誓旦旦作出4个“绝不”的承诺：绝不插手土地、工程、国有资产和招投标工作；绝不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谋私利；绝不追求个人特权和享受；绝不触碰纪律红线。2012年8月10日，他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文章题为《必须从生死存亡高度来加强防腐》。在2014年1月27日的市纪委全会上，他声称：“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不论曾经做出过多大贡献，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不料一语成谶。他在3月16日召开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要求：“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他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专题会议上要求：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但就在他这次讲话的第二天被中纪委带走了。
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时，先锋队员们把自己在“三讲教育活动”时写的“自查报告”修改几个字交给组织就可以顺利过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时，他们把过去写的“自查报告”换个名头就可以了。有的先锋队员认为党很快就会灭亡，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教育了，就把过去的“自查报告”底稿扔了，没有想到习近平登基后又搞集中教育活动，他们措手不及，只能在论文网上花钱找人代写“自查报告”。全国先锋队员身上存在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还是那个老问题；“由于全力抓经济工作，我放松了对马克思理论的系统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滋生了享乐主义，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下基层调研时接受过宴请和土特产。有时表现出官僚主义，批评同志不注意工作方法，得罪了一些同志……”
当有些先锋队员走进监狱时，他们的忏悔书就像一个秘书写的：“由于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金钱和美女面前没有挡住诱惑，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自己今后不能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做贡献而感到深深愧疚。”这样的忏悔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了套话，其对象并非自己的良心，而是权力组织。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他们不敢去反思“制度性犯罪”的原罪，不敢说出“无官不贪”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办法，以重温那些邪教的教条换取自己的轻判和缓刑及子女的后路，也成全了审判的政治效果，最后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救赎的终生魔鬼。
二、富可敌国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网上有个政治段子：“世界上最大的笑话是一大群亿万富翁自称是无产阶级，而且还是先锋队，更大的笑话是它们居然是我等穷光蛋们的公仆！它们还时时刻刻不忘全心全意为我等服务。所以说做个骄傲的中国人是完全有道理的，无论你混得再怎么不堪，你至少拥有一大堆富可敌国的仆人嘛。”
一个广州市的城管中队长家里有22套房产，其中一套厂房3405.3平方米，其儿子已经移民国外；一个深圳的村官坐拥3亿元房产，妻子子女为香港籍；一个浙江的村长被举报坐拥53套房产，纪委核实56处；一个北京的处级干部家里放着一亿元零花钱，却骑着自行车上班……再看看那些太子党们，早已经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周永康儿子周斌的妻子和丈母娘都是美国人，他在中国做买卖赚到的钱都揣进了外国丈母娘的腰包。看看财新网发表的《中石油窝案发酵：替周斌打理油田的米晓东被查》，你就了解了太子党是如何吃里扒外用“白手套”掏空中国的。
薄熙来案庭审中，一座坐落于法国的别墅，成为公诉人控诉薄受贿罪的焦点证据。实际上，跟薄谷开来一样，欧洲早已成为中国贪官们在海外购置房产的热门地区之一。他们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为妻儿老小在海外买好房产，一旦罪行暴露，立刻捐款外逃，在别墅里过上富豪生活。中国贪官们对房产的热爱，甚至一度让北美房价飙升。为此，让美加两国不得不帮中国扛起了反腐大旗。2008年有媒体报道称，由于中国外逃贪官在美国购买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这让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这使得美国虽然跟中国没有引渡协定，也被迫通过多种方式协助中国治贪。加州警方称，中国曾向美方列出了“中国贪官外逃名单”，1000多人榜上有名，绝大多数集中在洛杉矶和纽约，这些人成为美国严打的主要对象，甚至还悬赏鼓励民众踊跃揭发中国贪官。而被称为“贪官天堂”的加拿大如今也因为同样原因开始对中国外逃的贪官进行惩治。现如今，贪官们已经大面积地把外逃目的地投向了欧洲。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们日理万机，昼夜奋战，一边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一边苦苦地追寻着美国梦、加拿大梦、澳洲梦和欧洲梦，做到了无私奉献，挽救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继承和发扬了白求恩同志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据媒体2010年统计：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人均卷走约1亿元。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在美国大城市如洛杉矶、纽约等，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豪华轿车、穿昂贵衣服的中国男女。这些人有自己的交往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他们中就不乏外逃贪官和他们的亲属们。
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经济专家樊纲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广东和香港的地下钱庄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有人据此推算，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
这里更不包括中国银行这条暗道流出去的美元。7月9日，巴西人被国家足球队的1比7惊呆了，中国人被央视的“新闻调查”惊呆了。作为国家唯一的外汇监控部门，中国银行监守自盗，私自设立“优汇通”业务，帮助贪官污吏造假洗黑钱，与移民中介及地下钱庄抢生意，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下钱庄。面对暗访记者，中国银行的一名先锋队员表示：“我们不管您的钱从哪来，怎么来的，都可以帮您弄出去。”他称，别管您的钱有多黑，多见不得光，银行都有办法给你洗白，并且安全的弄到国外。国有企业的先锋队员早已经看出自己的党没有几天活头了，所以才敢冒险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就是这样成为中国的垄断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他们就是这样成为窃国大盗、成为卖国贼、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真正的敌对势力。
魔鬼必有魔法和魔术：他们能让中国人的眼睛不去盯着那些富可敌国、盗国卖国的先锋队员，而只盯着南海和那块石头；能让中国人吸取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灭亡的教训，视对先锋队进行和平演变的美国和西方为敌人；能让中国人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敌对势力”，在网上骂“为苍生说人话”的良知人是“汉奸”、“西狗”。其实，魔鬼的魔法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中国人都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扣押6名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奇怪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出人意料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
富可敌国的先锋队员为什么敢于在卖国的同时高喊爱国主义？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地窖里，可以找到一切中国社会问题的参照物。2009年8月，河南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队员李浩在其购买的地下室挖掘地窖，先后将6名夜总会“坐台小姐”骗来囚禁于地窖内做性奴。期间李浩与三名性奴先后联合杀死了另外两名性奴并就地埋于地窖中。此案留下了很多问号：他们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反抗？从地窖出来卖淫时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要为谁先陪“大哥”上床而争风吃醋？同是受害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被解救后接受警方调查时为什么还要袒护“大哥”？心理学家认为，在被长期非法禁锢并遭受性侵的过程中，这些女子很容易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表现出的症状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李浩可以反复地给女孩们强调这个地窖是如何安全和幸福，在这里如何通过淫秽视频表演实现奔小康和“中国梦”，外面的世界如何险恶，谎话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她们过的是集体生活，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她们的大脑里只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地窖体制的依赖，只有那份盒饭，即使“两天送一次”也感激不尽。
性奴的生活是邪教式的生活，而在地窖之外同样是一个大地窖，每个加入邪教的人都把财产甚至是身体交给了教会，都对教主产生依赖感，民主、自由、理想、前途与他们无缘。他们对教主的小恩小惠感恩戴德，一切都是党给的，与纳税人无关，虽然每次涨百元养老金很快就被物价抵消，那也是皇恩浩荡。当教主说“不走邪路”时，那些“美国学生家长”激动得鼓掌流泪，教徒也跟着鼓掌流泪，接着就是一边鼓掌流泪一边骂美国。
三、荒淫糜烂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员保尔•柯察金是钢铁制成的人，而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是“权力春药”制成的人，他们的血管里没有一滴道德的血液，其荷尔蒙的含量100%。他们不愧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带领中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建设“性高潮”，创造了人类淫乱史上的奇迹。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淫乱是集体淫乱。上海高级人民法院4名庭长级法官集体嫖娼、陕西略阳县4名镇政府干部集体轮奸12岁少女、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集体嫖宿幼女、安溪县多名公职人员集体嫖宿幼女等丑恶事件，是先锋队集体淫乱的缩影；专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色情服务的高级会所、城市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由女大学生组成的“援交”团队等“亮丽风景”，是先锋队集体淫乱的标志。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包二奶”，剩下5%是女贪官，女贪官也包养“二爷”。民间达人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写了一首歌，这是一首根据《长江之歌》改编的《二奶之歌》：你从床上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官员奔去，轻轻解下裤带；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一群贪官；你那汹涌的波涛，淹没了权贵的脑袋；我们赞美你二奶，掀起你的被窝，满床都是腐败；你是难得的人才，你用青春的肚皮，推动新的时代；我们赞美你二奶，你的存在，关乎反腐的成败！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愧是发挥“双峰”作用的队伍，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积极进取，刻苦钻研，勇于开拓，跨越式前进，带领广大“失足妇女”和嫖客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莞服务模式，以“中国制造”创立了“冰火九重天”和“三十六式”等国际品牌，集体突破了社会道德底线、集体超越了社会伦理底线，集体摧毁了社会人性底线。
——淮安市委书记陈子龙、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徐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正方等一大批先锋队员，把权力变成伟哥，把权力范畴变成后宫，把天下美女变成权力寻租的客户，以“通奸”女干部的数量奇迹，突破了“不以权谋色”的政治伦理底线。
——云南省长李嘉廷、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等十多名副省级以上高管共享一名情妇李薇，开创了“同一个情妇身上犁过荒，同一个女人肚子开过光”的和谐社会新局面。中共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与省工商局公平交易分局局长邓毅共用情妇陈露，陈接受大陆《前卫》杂志采访时坦露：“我怀孕了，但我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不知道谁是生父，那一定是“党的儿子”、“先锋队的儿子”。这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先锋队员，突破了“宁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包括情人）”的公共道德底线。
——甘肃省华池县环保局长陶某、东莞市虎门交通分局局长黄平等一大批先锋队员，借酒强奸女下属，突破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传统道德底线。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等一大批先锋队员，迷信奸淫幼女可以延年益寿和升官发财，疯狂“买处”奸淫幼女，突破了人兽有别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人性底线。
——毕节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干部王忠贵、云南大关县工商局干部黄某等一大批先锋队员，以玩弄女教师为时髦，强奸陪酒女教师，突破了尊师重教的社会伦理底线。
——昆明市发改委官员成某、阜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于洋、合肥学院团委副书记汪昱、中海油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文伟等一大批先锋队员，聚众淫乱，甚至带着妻子和二奶跨省去参加换妻、3P等淫乱派对，突破了洁身自好的从政道德底线。
——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下梁县委副书记邱德辅分别与干女儿通奸，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包养的二奶中有姐妹、母女关系，延边政法委官员许龙范包养“小姨子”，中山市市长李启红的10位情夫中有一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婿，湖南省发改委干部郭忠礼与丈母娘、老婆、小姨子三女同床，江西省丰城市公安局政委葛世增与儿媳通奸（以上消息据网传），这些先锋队员突破了不能乱伦的家庭伦理底线。
——海南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某鹏、安康市石泉县第三中学校长李怀松、雷州市英利镇小学校长郑某波等一大批先锋队员，以少女学生为性侵对象，突破了为人师表的社会伦理底线。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是淫乱的传播者，也是艾滋病的传播者。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位女教师在医院检查中发现艾滋病，随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2011年3月8日，杨昌明被警方控制，其供述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杨昌明在看守所被检查出艾滋病后，在全县引起恐慌，一些女教师和女干部纷纷到医院检查身体。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也是一个艾滋病毒（HIV）携带者，早在他当副省长时就检查出了病毒，但组织上为照顾他的身体给他安排了一个只需要举手和鼓掌的人大副主任工作。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孔垂柱在京开会期间曾服药过量导致昏迷，两会期间一直在医院治疗。原来，这些年他一直是一边做“重要讲话”，一边抠挠着自己溃烂的“老二”。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体淫乱，本来是权力寻租的产物，但中共却把责任推给了广大美女。重庆雷政富等21名官员先后与同一女子发生性关系，衡阳市卫生局原局长赵安民6名官员先后与同两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两地市委在处理这些先锋队员的书面决定中都使用了“被婚外女性引诱发生性关系”的措辞，只说美女对官员的诱惑，不说权力对美女的诱惑，好像这些先锋队员都是受害者。2014年6月5日，中央纪委网站关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甯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的措辞。6月30日，中纪委一天内公布7名官员被开除党籍，其中5人“通奸”。之后，又公布全国政协经委会副主任杨刚、广州副市长曹鉴燎与他人通奸。“通奸”一词正频频使用，中纪委解释，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这明摆着是要突出两厢情愿之意，从而淡化官员与婚外异性发生“性行为”中的“性贿赂”实质，最终脱逃个中权色交换之嫌。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淫乱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衡阳市6名官员“被勾引”是2010年3月至4月发生的事，市委直到2014年2月才公布调查结果。期间，6名官员曾集体失踪“躲清净”，其中一名官员得到提拔。敲诈团伙中的四男两女中只有两人被判刑，且都是缓刑。当时媒体和网民都断定衡阳市还有更多的官员“被勾引”，要求一查到底，但此案不了了之。7月11日，衡阳市官方突然透露：6名官员被重新抓回，涉嫌向办案民警行贿；敲诈团伙成员被重新收监，涉嫌继续“勾引”官员；原5名办案民警也被抓，涉嫌利用敲诈团伙的视频敲诈更多的“被勾引”官员。衡阳市的官员疯了，警察也疯了，其背后是因为对权力行使监督职责的人大代表先疯了。在湖南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来自衡阳的76名代表中，只有20人“干净”。其余56人均经贿买选票当选，总额达1.1亿元人民币，人均196万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平均每人收了19万人民币。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只有7人没有受贿，人大代表受贿率高达98.67%。
权力脱缰导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淫乱无处不在，已经蔓延到中小学校，蔓延到军队。军队送礼已经不时兴送钱了，时兴送“小姐”、送文工团明星。据传“军中第一贪”谷俊山包养23名情妇，他有一句经典名言：中国的女星我都玩腻了。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体淫乱，既是道德的沦丧，也是是末日的疯狂。今日中国之景象，如同《圣经》对文明古国巴比伦灭亡之前的描写：俨如淫窟，道德败亡，人性泯灭。巴比伦的“共妻”制度，使国民体质渐趋退化，其后代质量严重下降，全国性病流行。在这样的景象下，人们很怀疑在13亿人中能否挑出11个进世界杯踢足球的，也很怀疑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能否抵挡解除集体自卫权的小日本。
四、谋杀陷害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因此，先锋队员要想在队伍中立住脚跟，步步高升，就必须学会构陷、报复和谋杀，就必须具备四个能力；陷害忠良的能力，集体构陷的能力，墙倒众人推的能力，杀人不见血的能力。
具有了这四种能力，先锋队员就没有干不出来的事，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不惜杀人，双手不仅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沾满了“内部人”的鲜血，甚至沾满了自己亲人的鲜血。
当薄熙来的乌纱帽受到理财管家英国人海伍德的威胁时，他的妻子薄谷开来与公安局长王立军密谋设计贩毒陷阱，准备当场击毙“毒贩”。未遂后，薄谷开来带领薄熙来的秘书亲自去宾馆给海伍德“灌药”，最后在重庆公安局四个高级警官的运作下，海伍德变成了一个“酒鬼”。
当先锋队员的腐败被举报时，他们会动用“家狗化”的公权力，杀人不见血。原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动用检察、纪委、公安等机关干部，罗织罪名，陷害报复举报人李国福，关进监狱后百般折磨，把眼睛都折磨瞎了，最后导致李国福在狱中非正常死亡。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对举报人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进行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办案人员对周建华施以不让睡觉、喝马桶水等酷刑，并以抓捕他的家属对其进行威胁和威逼。制造了周建华受贿冤案。2011年4月，苏荣之妻于丽芳中标的新余市市政中心项目未经政府讨论、人大审议而强行开工。周建华认为这是新余市委书记对苏荣的利益输送，于是以杂志挖洞夹带优盘的方式把举报材料寄给国家监察部一位副部长，此举报材料被转至苏荣手里。2012年7月，江西省反腐倡廉教育馆以周建华受贿1410万元作为反面典型进行展览，苏荣带领省委班子成员参观，而此时周建华一案只是刚刚转入司法程序，法院尚未审理就已经定案了。2014年1月23日，江西宜春市中院以受贿1410万元为由，判处周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公共权力“家狗化”后，社会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因为“家狗化”的公共权力成为“一把手”陷害忠良的工具。湖北省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检察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召开的会议上反对“强拆”，利川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李伟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反复向李伟“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5月26日，冉被批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其尸体图片显示：“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 2011年6月7日至6月9日，每天都有几千市民在利川市政府办公大楼前聚集，他们强烈要求对打击报复者绳之以法，但是，最后只有几个检察院的办案人被查处。
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的眼里，只有权力，没有爱情，也没有亲情，当他们的乌纱帽受到威胁时，他们大义灭亲，在所不辞。雇凶当街炸死情妇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济南市原人大主任段义和就是此类典型。因雇凶杀情妇而被判死刑的北京市房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许志远也属此类，他竟然能对与他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七年的女机要员痛下杀手，而且还杀人焚尸，真乃丧心病狂！
“魔鬼”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名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代表教师致辞时，对学生提出的期望仅仅是不要成为魔鬼，要做一个不变态的正常人，他希望同学们“男生掌权后要像男人，女生掌权后要像女人”，他对学生提出的最高标准仅仅是“不要陷害忠良”。何院长的“高标准严要求”，赢得法学院师生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很多同学苦笑后泪流满面。在中国官场做一个不变态的正常人比登天还难，但在官本位的中国做官是衡量一个人事业成功和人生出彩的唯一标准。当习近平提出“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时，不愿意做魔鬼的年轻人就很矛盾；我是选择出彩还是拒绝出彩？
五、抑郁自杀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23名各级官员自杀身亡。笔者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0日，共有36名各级官员自杀身亡，这里不包括多名自杀未遂的官员。中国官员的自杀已经进入爆发阶段，7月5日之后的5天内有6名官员自杀，5月6日之后的10天内4位媒体官员自杀，半年时间内有6名国有企业高管自杀。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自杀方式有自缢、割腕、跳楼、卧轨、烧炭、喝农药等。最惨烈的自杀当属湖南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在办公室自杀时使用了菜刀、水果刀、剪刀三种工具，采取了割脖子、割腕、触电等三种方式，见自己还活着，最后坠楼身亡。最失败的自杀当属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2014年3月9日，孔垂柱的接班人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被“双规”，他惶恐不安，在3月底的一天用破碎的玻璃酒杯自戕，但没有死，送到武警医院时失血严重，两只手都有伤口，其中一只手臂手腕处和上臂均有伤口，脖子左右两边也有伤口，同时发现胸部也有伤，全身都是伤口。最有喜剧性的自杀当属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工业信息化局局长崔某，他利用职务之便敛财1.4亿元，被当地公安局以贪污受贿案立案并追逃。2014年6月30日早，崔某在青银高速山西吕梁段坐上出租车，起初称要去河北邯郸市，后改程去定边县，然而当出租车行驶至青银高速靖王段时，他突然要求下车，车还未来得及停稳，他就打开右侧车门跳了下去。这时反向车道驶来一辆半挂车，崔某从隔离带冲过去撞向半挂车被撞飞。崔某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榆林市交警在整理崔某随身物品时发现，崔某携带了47张银行卡、13个U盾、4个笔记本电脑、3个不同身份证、2万余元现金、2把不同类型的车钥匙以及1个移动硬盘。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的自杀是传染性的疾病。2010年10月，广东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邬学新跳楼身亡，14个月后，他的接班人苏力自缢身亡。
在自杀原因中，官方一再公布的调查结论表明，除个别官员确因涉及自己和他人的腐败而“舍生取义”外，多数自杀因工作压力大导致长期心理抑郁所致。因此民间有“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的说法。尽管有官员留遗书佐证，但公众从来都没有相信官方的结论。笔者还是相信的，先锋队员们确实都是“带病坚持工作”，都是抑郁型的精神病。你想，在“男人提钱进步，女人日后提拔”和“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政治生态中，长期得不到提拔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在“以GDP论英雄”和“土地财政”的经济指标中，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面对动迁户的跳楼自焚和对上访户的截访，受尽良心折磨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在“说真话的代价是付出人命”的谎言王国里，每天都在说假话、谎话、套话和鬼话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权规律中，随时可能被选择性执法的官员们怎能没有压力，怎能不郁闷？
官员已经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2014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已经下降。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就连政治局常委也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人民的好领导”变成“人民公敌”。因为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笔者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五、变态吸毒型的魔鬼先锋队员
2014年1月15日，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向央视透露：中国实际吸毒人数超过千万。民以吏为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是千万吸毒者的好榜样，习近平一再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云南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红卫开会时，一边“做重要讲话”，一边用水烟筒吸食毒品。他吸的是“卡苦”，这种毒品吸食以后精力特别旺盛，性欲也特别旺盛，因此他“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上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杨红卫不是第一个被曝光的吸毒官员，媒体公开报道的有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吸毒案，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吸毒嫖娼案，淄博巿市委常委副巿长唐会礼吸毒嫖娼案，河北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吸毒嫖娼案，南京某机关干部吸毒后聚众淫乱案，湖南安化县社保局官员为凑吸毒款贪污社保金、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受贿嫖娼吸毒、云南龙陵县县长钟磊吸毒包养情妇受贿案……而最近引起关注的“毒官”事件，是发生在2014年5月的安徽省宿松县多名官员集体吸毒案：今年4月26日和29日，宿松县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发现宿松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某某、宿松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某等官员集体吸食毒品。
先锋队里的纪律检查官员带头吸毒。2012年12月31日深夜，江西省公安厅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南昌市南京西路某商务酒店933房有人在吸毒和嫖娼。当民警打开933房房门时，在外间发现一男一女正在吸毒，现场还有毒品麻古以及吸毒用具。民警进入内间，发现一对男女赤身裸体。民警当即将四人带回调查，民警大吃一惊，在内间嫖娼的男子的工作证显示：其身份为上饶市纪委监察一室主任。
先锋队里的警察也带头吸毒。在刘汉黑社会案中，当地3名政法干部被一同提起公诉，他们是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刘学军、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吕斌和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忠伟。据刘汉的弟弟刘维供述，除了送金钱财物，他几乎每周都会和这三人在自家的会所里聚会，一起寻欢作乐，甚至吸食毒品。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刘学军以隐匿、销毁案卷材料为条件，请刘汉帮助其升迁，发生命案后多次通风报信；刘忠伟、吕斌为刘维提供枪支配件和子弹。
以上“六型魔鬼”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由一群阴阳两面、富可敌国、荒淫糜烂、谋杀陷害、抑郁自杀、变态吸毒的魔鬼充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民族一定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这个先锋队却告诉中国人民，选择他们是“13亿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历史抉择”。由一群民族的败类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然而，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以最新科研成果告诉冀文林的二姐和徐才厚的老同学：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的大脑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左侧额下回的激活程度强于一般人，左侧额下回激活程度强的人容易贪污受贿，可以利用药物或心理疗法来医治先锋队员的腐败。笔者要问社科院的专家：利用药物治疗能不能把魔鬼变成人？能不能改变冀文林和徐才厚加入先锋队就逃不过成为魔鬼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