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倒台，既不会对维稳体制产生丝毫影响，更不可能触动新极权体制本身。
周永康这只大老虎终於在“国际老虎日”被公开拿下，尽管剧情早已揭晓，仍引来无数议论：许多人认为，周永康与维稳体制刚性强化有莫大关系，期待随着周的倒台，而有所改变；也有人提出“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三部曲，将打老虎与改革遐想联系到了一起。凡此种种，无不将周永康的倒台赋予了某种路线含义，而非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类似的思维其实相当普遍，两年前薄熙来倒台前后，也有人将重庆模式比作文革重来，也一度对薄的倒台寄予了改革的期待，讽刺的是，迎来的却可谓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赵楚语）。如此期待或思维的一再出现，其实是某种过往思维的残留或回响，同时也是对现有新极权体制认知不足的产物。
现有的新极权体制，既与包括前30年来的专政实践相联系，又在后30年的所谓改革实践中逐步发展变化，在其发端之初，围绕如何展开改革，确有所谓路线斗争，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对此曾加以挖掘，而在包括邓力群、李鹏和赵紫阳的回忆录中，人们也都能窥见其中交锋.交锋的主角，一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既主张推动改革开放，但同时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一是陈云为首的保守派，更强调国家要继续保持对经济乃至社会的全面控制。改革派与保守派，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共识是都要维持专政体制，分歧则在於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改革派主张放的多一些，改的快一些，保守派则认为要放的少一些，步子小一些。
根据陈子明先生的分析，在掌权的两派之外，同在体制内，但相对隐蔽和边缘还有两派，一为更左倾的文革派，一为改革后因思想解放等等而兴起的自由派。自由派与改革派一样，主张加快改革进程，但自由派所期待的进一步自由化乃至民主化改革，并不为改革派所支持，不仅邓小平如此，即使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也并无这样的远期图景，而仍为专政的坚持者。许多人至今仍认为1980年代有所谓改革共识，如果从加快改革这一点来说，或许成立，但从终结目标而言，则并无事实之支持，更多是一厢情愿的虚构。1989年学生运动的兴起及悲剧结局，显示出改革派与自由派的根本分歧，最终，以暴力以及事后清洗的方式，自由派或出走体制，或流亡海外，即使留在体制内的，也被彻底边缘化，自由派从根本上被体制清洗掉了。
1989悲剧事件以及随后的苏东巨变，促使统治者在两方面作出应对，一方面，1989事件震惊了统治者，出於政权危机感，统治者对於自由化思潮和一切社会运动具有了更加深入的敌视和更加全面的警惕，这强化了统治者关於专政的共识，保守派关於强化国家控制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苏东共产主义的溃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匮乏和短缺有关，匮乏和短缺的普遍存在，不仅会招致民众的反对，也会涣散体制内部的凝聚力，也因此，苏东巨变使得统治者对於发展经济进而巩固统治有了更多的共识，改革派推进市场化以发展经济的观点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就这样，1989事件在体制内部强化了维持专政，加强国家控制的共识，而苏东溃败则强化了推进市场化以及对外开放的共识，1980年代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在1989年后逐渐合流，形成了某种既要专政又要市场的体制主流共识.
随着邓小平南巡，这一合流后的共识逐步展开，“要反左，也要反右”，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思路，中共18大提出的所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则可以看成是这一思路在20年后的提炼总结，同时也显示出这一思路在近20年内的主流存在。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等旗号之下，通过开发区、国企改革、加入WTO，支持民营经济等措施，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并因此带来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有效地避免了计划时代的匮乏短缺。另一方面，通过分税制、抓大放小、事业体制（教育、医疗、文化等部门）引入市场化机制等措施，体制又依旧保持了对於经济核心部门和关键资源、对於社会领域的绝对控制，并增强了资源吸收能力，得以攫取到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并用於加强既有的控制体系。这一思路所逐渐形成的，是一种既容许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同时又保持了体制对於核心关键领域和资源全面控制的全新体制，或者如笔者所命名的市场新极权体制。
不能不说，迄今为止，市场新极权的运行基本达到了统治者的当初预期，经济获得了持续增长，避免了苏东计划体制下的匮乏短缺，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优势，也强化了体制的控制力，维持了1989至今的相对稳定。同时，经济发展还给予体制人员极大的福利改善，增强了体制人员的向心力。上述种种，既增强了统治者对於现行体制的信心，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三个自信”的提出，都显示出了这种心态.
正因如此，市场新极权体制的运行，也使得所谓的路线斗争在体制内没有了容身之地。从最高层以下的各级官员，其升迁过程与整个新极权体制的成长相始终，其地位、利益乃至荣誉，都与新极权体制共生共荣.即使是相对边缘的教科文衞等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垄断部门和公营事业单位，也都得益於新极权体制：为了维持体制对经济核心资源和社会领域的全面控制，新极权体制既保留了各领域的垄断性设置，又允许各部门引入市场化机制，给这些部门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换取了相关人员对於现行体制的效忠。由於体制得以从经济发展中源源不断地攫取到大部分成果，促成了体制内部整体上的保守化心态，维护既有体制成为主流。所谓的三个自信，从字面上来看，来自於经济发展给予体制的某种信心，而在其背后，则是整个体制基於利益的某种保守化心态.
当然，市场新极权体制并非没有负面后果，与体制因利益而整体保守化相对应的，是民间日益升高的利益和权力诉求，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沿体制边界的鸿沟和对立的加深。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所谓的维稳体制。维稳体制是市场新极权逻辑的必然产物，也是维持其运行的核心机制。市场化必然带来人员、资金、信息的广泛流动，持续地对极权体制构成冲击，体制则运用包括专政在内的一切手段对此加以回应和压制。早期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求稳定”，都体现出了上述思路的核心内容，可以看作是维稳体制的形成。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对於既有体制的冲击也随之加大，体制的回应压制力度也随之升高，这使得维稳体制逐渐显性化，日常化，刚性化，但是，这一变化与任何具体的个人无关，甚至与某一代集体领导也无关，而是1989年后逐渐完形的新极权体制的内在机制使然，当然也并不会随着哪一个人的倒台就会有所改变。
在市场新极权的现实之下，体制内外的根本对立的升高及其未来走向，才是观察和解读当代中国的恰当角度，也是未来变革的核心动力。然而，在体制对批判性话语的压制之下，相关的认知和表达被极大地压制。取而代之的，则是某种依旧对体制内变革抱有期待的话语.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话语有其历史继承和延续：1989过后，曾经的自由派和文革派尽管被排斥，居於相当边缘的存在，但残留的话语努力一直未曾断绝，如1998年度畅销书《交锋》中，就曾引用了文革派的若干万言书的内容并加以批判，长期以来，《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等平台上，也一直残留着相当的自由派话语，双方都依旧期待能够对体制主流产生影响，甚至幻想将现实进程导入自己的蓝图，只是在1989年后形成的市场新极权的体制主流共识之下，这些动作无不如泥牛入海，一无作用，自由派话语非但未能对於现实进程发挥任何作用，自身却越来越成为体制的对立面而遭到压制。
尽管如此，自由派话语在当下时代仍有着其顽强表达和相当的影响，薄熙来倒台前后的“警惕文革重来论”、当下因周永康倒台而产生的维稳反思论、期待进一步改革论，都显示出自由派话语依旧试图对当代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在新极权体制的现实和逻辑之下，周永康的倒台，既不会对维稳体制产生丝毫影响，当然更不可能触动到新极权体制本身，所有凭空而起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在新极权体制之下，不会有什么体制内路线斗争，也不会有什么自由化的改革，而只有体制与民间日甚一日的对立，只有体制的日趋保守化和强硬化，以及民间持续升高的不满和日益浮现的抗争扩大。或许，是到了抛弃对於体制内的变革期待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