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以周永康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清洗，既给官场带来巨大的压力，让诸多官员害怕，也在民间引起一些不满，这不满倒不是针对维稳沙皇的被清洗，而是缘于习接任以来对民间维权及批评声音的强力打压。不少人看到了中国可能出现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上述担忧都不是空穴来风。
*政治清洗是社会主义的宿命*
在社会主义阵营鼎盛时期，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就认识到，政治清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宿命。这种党与国家政权机器合为一体的体制必然要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最大程度的集权，即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少数甚至一个中心人物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来排除党内障碍。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国，粉碎各种阴谋集团几乎是政治常态。邓小平鉴于毛个人独裁之害，将个人独裁变为寡头政治，但内部清洗也不曾断过。鉴于胡锦涛统治后期发生的权力交接危机，习近平从接任伊始，就相继成立各种集权式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想将以往的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此轮反腐的真正目标在此。
民间抱怨说，维稳沙皇周永康倒了，但维稳体制依然还在，且更残酷。这种抱怨背后隐藏的想法是，周永康倒台，就应该否定周建立的维稳体制。这种想法是误解了习打击周政治派系的目的，网文《史记•周永康列传》表达的就是这种想法。周真正的罪在两点，一是支持“重庆模式”，这点已由财新网专文说明；二是据说曾在2012年3月19日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这场未遂政变一直是海外媒体的谈资。周永康去年12月1日被拘，香港《亚洲周刊》12月13日发表《周永康坠落内情》，其中提到这场政变。并说自那以后，周被剥夺对武警的指挥权。
既然是政治清洗，就意味着今后是否继续在政治局以上层级反腐，全视政治需要而定，这政治需要就是习要将个人专权所必需的军警特三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警权已在握；军权还有个名至实归的过程；剩下的就是更为复杂的安全部门了。围绕这一政治需要，周永康的罪名包括哪些，就很有讲究。从国内官媒报道来看，大概预留了三个口子，一是腐败，公布的腐败数值是家族财产共达1000亿左右；二是主谋杀妻。有消息称，制造车祸的两名武警司机早已被抓，此事已成铁案；三是与薄案的关系。三罪当中，如果只以前两项定谳，就说明主要政治目标已达，针对最高层的反腐可能暂告一段落；但如果将薄案扯出，当年支持过重庆模式的人可不少，其中真正给予过实际支持的人得视自身情况付出代价。
当初在蒲案判决之时，公布的罪名仅限于薄的腐败（范围、数值都很小）及家人的问题，对于重庆模式只字未提。如果周的罪名包括这一项，这不仅是对高层的威慑，对中下层官员来说，也非福音。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会担心自己“被其他官员牵连”（见《人民论坛》今年7月22日公布的问卷调查《当前官员怕什么？顾虑什么？郁闷什么？》）
*习的政治清洗与安德罗波夫的清洗*
谈起政治清洗，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斯大林的“大清洗”与毛泽东的“文革”，一些外国媒体也将北京现在的反腐比之于“文革”。但习的政治清洗式反腐其实与这两者都不一样，更象前苏联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反腐清洗。安德罗波夫的肃贪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历时400多天，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 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 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习近平的反腐，从落马官员人数及其在同级别官员中所占比例来说，其实小得多。他上任以来600多天， 仅有37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
安德罗波夫因其反腐，曾被苏联人看作是彼得大帝那样的 “明君英主”；而习近平反腐，在中共不能控制的媒体上引起不少怀疑与批评，有担心会引发政治危机的，还有人认为这种反腐与人民没有关系。其原因在于，安德罗波夫在反腐肃贪时，既未面对中共这么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也不需要面对异议人士的强烈挑战，苏联内部的民族危机也远不如今天的中共严重。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其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将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是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氏信奉“擒贼先擒王”，认为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几个“首恶”严厉惩办，比如以暗杀、收买、驱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种方式处理，余者自会不击而溃。中国近十年以来，国安系统虽然日渐渗入社会政治生活，毕竟不象克格勃那样强大有效。更何况，前苏联是铁幕政治，不需要象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指责。
因此，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一是必须让反腐服从权力斗争需要，确定目标；二是要补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的课。十八大以后，中共对言论的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均远远超过胡锦涛时期。尽管有部分人寄望习近平在内部权斗完结后能够推行政改，但政治反对派已感到政治严冬的到来，对此深感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纪念政治清洗受害者时，都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受害者，安德罗波夫时代以反腐为名的政治大清洗并未被列入反思范围。普京在出席2007年大清洗纪念仪式时说过：“我们所有人应当记住这一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选择更有效的发展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安氏的反腐清洗显然是普京眼中的“需要”之列。
一些海外媒体在担忧习近的反腐大清洗是“文革”再现，缘于他们对“文革”不甚了了。我相信，中国将来某一天可能会纪念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但很难将在习近平反腐中倒下的贪官列入政治受难者。
*反腐后的中国政局*
中国政治清洗式反腐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个身份识别的瓶颈，即红二代大致不在此列；二是韭菜割过后，滋养腐败的土壤（政治制度）犹在，因此少有人认为中国官场腐败就此根除。但人们还是期望习近平能够“做些什么”。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对底层百姓，他也从未放松过管制。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习近平面临的形势远比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复杂，无论是国内政治关系、社会条件，还是人口及资源生态状况，均远不如安氏执政时期的苏联。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从未表示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趣；他与邓小平相同，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说，只要能维护中共统治，不管什么措施，他都有可能实行，这就是目前反腐与打压政治反对派二者，他并不偏废其中任何一项的原因所在。
从现实状况来看，习近平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维稳，即维护红色江山的稳定。只有当他真正感到危机来临且改变有益时，才有可能做出改变，而且 这改变也未发就如普世派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