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周永康被中共中央纪委宣布调查一事，被称作中国自“文革”以来最严重的权力斗争。这个说法并不符合事实。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以李鹏为代表的镇压派和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沟通派之间，存在着更加激烈的权力斗争。
周永康事件无法与结束“文革”与镇压“六四”相提并论，因为前两者的确包括了政治路线斗争，而这一次不过是以反腐之名进行的权力清洗。邓小平以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图景。而在处理“六四”事件时，实际掌权者邓小平站在李鹏一边，断送了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的机会。
如果说周永康代表着什么政治路线的话，那就是扩大公安机关的权力，让各级公安局长成为党委常委，凌驾於原本在司法体系中居於上位的法院和检察院，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维稳”活动。这种体系让任何控告和上访都面临打压，“黑监狱”遍布於国内，事实上保护了官员的腐败行为。
但是，这种主张面临着三个问题：第一，维稳体系是对胡锦涛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呼应，周永康是这个政治路线的执行者。第二，并没有事实表明，法院和检察院比公安机关更能维护司法独立与公正判决.在包括对高智晟、刘晓波、王炳章、许志永、刘萍等异议人士的迫害中，法院和检察院同样扮演着打手的角色。第三，习近平不仅无意反思维稳体系，而且变本加厉，强化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以及对新闻媒体的管制。
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进行的“打黑”运动，得到周永康的肯定和支持。但是，薄熙来被支持者贴上的政治路线标籤，主要并非清除犯罪集团的“打黑”，而是以铁腕打击权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个标籤跟周永康没有任何关系，反倒是习近平的支持者拿过来贴在了习近平身上。毕竟，这是对铁血政治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权力斗争的确有引向开明政治的可能，例如中国“文革”后邓小平掌权，台湾“解严”后李登辉当政。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更多的时候，它是加强极权专制的手段。无论是苏联革命方向之争的托洛茨基案，还是希特勒清算纳粹冲锋队的“长刀之夜”，或者是毛泽东处决巨贪刘青山、张子善，当时都得到人民的欢呼，结果都是杀鸡儆猴，树立强权。
中共喉舌媒体将权力倾轧包装成反腐胜利，得到了大多国民的喝彩。但是，喝彩者中并非人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一些媒体人和法律学者完全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他们假装糊涂，希望通过欢呼换来说话的空间，在欢呼中夹杂进体制反思的呼籲.或者，尽管当局没有任何改变周永康参与建立的维稳体系的意愿，但他们仍然相信存在着这个可能。
这是中国媒体人和学者表达意见的惯常方式，它本身就证明历史没有任何演进.他们应该了解，“文革”后期，民间社会已经有了反思和抗争，通过地下文学刊物、“四五”街头运动等表达了对当时政治的厌恶和反对，才让邓小平一派有权力运作的空间.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更不用说，风起云涌的社会反对运动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