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二十世紀初蘇聯東歐共產集團崩潰的時候，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樂觀地作出“歷史的終結”的結論。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歷史並沒有終結，剛剛沉浸在冷戰勝利的喜悅之中的西方人突然發現，中國悄然取代昔日的蘇聯成為又一個張牙舞爪的挑戰者，俄羅斯的新統治者普京對民主不感興趣而對恢復沙皇的權威念念不忘，其他中小型獨裁政權也紛紛站穩了腳跟。
誰也沒有想到，民主化的“第四波”首先從似乎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鎖死的、毫無希望的阿拉伯國家啓動。“茉莉花革命”波瀾壯闊，年輕世代前赴後繼，互聯網和高科技各顯神通，埃及、突尼西亞、葉門、利比亞的暴君一個接一個被趕下台，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也搖搖欲墜。但阿拉伯世界只是第一戰線。從委內瑞拉到中國，從俄羅斯到哈薩克斯坦，從馬來西亞到伊朗，這麼多國家的專制政權仍然在極力鞏固權力，並設法面對最難預料與最大的威脅──人民。
在世界各地，獨裁者與反抗者的戰爭正要開打。這是貓與老鼠的戰爭，兩邊都展現高超的鬥志，都在磨練戰力。它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當我在台北後門咖啡館演講前夕，巧遇了左岸出版社總編輯黃秀如，獲贈一本《獨裁者的進化》。當晚我便一口氣讀完了這本聞名已久的書。作者威廉•道布森擔任過《華盛頓郵報》、《外交雜誌》等美國多家頂級媒體的撰稿人和編輯，以他最具創見的報導、最聰慧的分析，揭開今日獨裁政權的內部運作，帶領讀者前往自由之戰的前線。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史勞特所指出的那樣：“作者提出新的視角與詞彙，幫助我們了解現代極權主義。想要知道這波全球革命的浪潮，本書不可或缺。”
進化了的獨裁者化妝成慈母的模樣
今日的專制政權的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北韓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北韓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除了少數統治階層，民眾不能上網，更不能從國外網站上查找資訊。北韓三代家傳並內部火併的怪異獨裁，是一個特例，而非普遍現象。反之，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假扮民主、實則專制的國家，才更具迷惑性和普遍性。
道布森敏銳地發現了獨裁者們爭妍鬥艷的化妝技巧，他們就像滿面皺紋的老女人，不化妝就不敢出門。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如大規模逮捕、行刑隊、血腥鎮壓等已經過時，最好以較柔性的強迫方式取而代之。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他們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稅吏或者衛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他們甚至打造出裝模作樣的反對派來迷惑人民，並以此獲得統治的合法性。
民主的進逼迫使數十個專制政府不得不從事新實驗、使用有創意手法。現代的獨裁者練就了繼續掌權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獨裁制度帶入新世紀。吊詭的是，獨裁者善於從民主體制中汲取偽裝得非常民主的錦囊妙計，而人權活動家們卻不能用邪惡的手段反對邪惡。獨裁政權宣稱自己並不反對選舉，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操縱選舉的手法推陳出新。在蘇俄，斯大林時代的選舉，斯大林是唯一的候選人，共產黨必須保證斯大林是全票當選，不能出現一張反對票；而普京世代的選舉，普京允許出現可控範疇內的競爭者，他只要佔有七成以上的選票就心滿意足了。但是，普京真的比斯大林更加傾向“民主”嗎？在委內瑞拉，查韋斯用全民公投的“民主手段”達成修改憲法、自己成為終身總統的計劃，他創造出了一個永遠都在選舉的社會，當地一名跑選舉新聞的記者無可奈何地指出：“選舉對查韋斯不構成威脅，反而是必要的手段。經過這麼多的選舉以後，任何人都很難指控他是獨裁者。”道布森得出的結論是：查韋斯操弄選舉的行徑，使得委內瑞拉的選舉辦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獨裁者和准獨裁者們更善於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在台灣“太陽花學運”興起之時，當權者及其御用文人們義正詞嚴地譴責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們“破壞法治”、“蔑視法律”，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才是讓代議制運作失靈的始作俑者。這一次，國民黨當局勸說人民“遵紀守法”的企圖沒有成功，覺醒的人民反問說：首先應該“遵紀守法”的，難道不是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嗎？在委內瑞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有威脅性的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委內瑞拉的一個異議分子開玩笑說，查韋斯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在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及其黨派，將“叛徒”安瓦爾抹黑為雞姦者，經過司法程序將其送入監獄。但安瓦爾並沒有被徹底打垮，人人都知道真正“道德敗壞”的那個傢伙，不是安瓦爾，而是他昔日的教父馬哈蒂爾。在新加坡，三十三歲的博客作者鄞義林，因發表題為《你的公積金去了哪兒》的博文，批評總理李顯龍挪用公積金款項，而被李顯龍提起誹謗起訴。這是新加坡政府對待異議人士屢試不爽的方式：把你告得傾家蕩產。這一次情況出現了轉機：人們在臉書上為其籌集到數萬美金的律師費，甚至有六千人來到新加坡唯一被允許用于公眾示威的地點——芳林公園，公開抗議當局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道布森觀察到，雖然那些想要用民主表象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往往會使用法律這塊遮羞布，但是，“如果法律可以變成政府的遮羞布，它也可以變成反對者的庇護所”。
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迷戀習近平？
在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佈短短七十七字的中紀委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的訊息之後，習近平的聲望提升到其接班以來的最高點，甚至高過了四川地震之後親赴災區、聲淚俱下、“愛民如子”的溫家寶。不僅億萬“屁民”像三十多年前毛澤東死掉、四人幫被擒的時候那樣一起歡呼“大快人心”，就連諸多海內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真心誠意地向習近平獻上歌功頌德的勸進文。“康師傅下架，包子帝登基”，其實，不過是屠夫換人，與豬何干？此時此刻，我不禁生發出這樣的聯想：可惜，《獨裁者的進化》的中文版不能在中國出版，如果人人都能讀到《獨裁者的進化》，中國人還會如此麻木不仁地接受集體催眠嗎？
有趣的是，財新网隨即發佈長達六萬字的、相當“有料”的關於周永康案的“全紀實”報道，其總編胡舒立也于这一天获得了拉蒙•麦格赛赛奖。评委会将此奖授予胡舒立是因其“对于新闻真相的不懈追求，对于政府和商业透明度、诚信度提升的无畏推动，对于更具独立精神、更专业的新闻报道的着力倡导”。從當年頒獎給勇敢地揭露六四真相和薩斯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到如今頒獎給在王岐山蔭蔽之下的“偽自由媒體”的操盤人胡舒立，這個被譽為“亞洲的諾貝爾獎”的獎項已然“中國化”了。
搞掉了周永康，難道習近平就成了締造光武中興的劉秀和締造貞觀之治的李世民？偶像崇拜是一種前現代的奴隸的心理需求。對此，網絡評論人王五四在短文《我不能悲伤地坐在傻逼中间》中評論說：“恶人沉下去，恶心人的必然要冒出来了，周永康沉下去时，首先冒出来的是各路媒体人，他们争相抖着机灵，谈新闻的时效性，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谈媒体人的良知，勇敢以及责任。一个新闻从业者津津乐道于新闻管理体制，活像一个太监在眉飞色舞地讲阉割技术；维稳体制既不是某个人缔造的，也不是某个阶段的需要，维稳体制不是周永康一个人打造的，它不会随着周永康被抓而消失，它是极权的产物是一贯存在的，而且是愈来愈严酷的，周被控之后，被打被抓被审的异议者从未减少，各类管控也从未放松。至于胡舒立和财新的报道，奉旨而为，谈何新闻性客观性独立性？更别扯什么媒体人的光荣和勇气，被新闻管理体制蹂躏这么多年，服从了这么多年，你们还好意思舔着脸说这些？”王五四說，他跟王小波一樣，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愚昧。然而，在我看來，那些公知和媒體人並不傻，而是在裝傻，因為只有扮豬才能吃老虎。習近平不就在親自示範嗎？
中國沒有獨立而自由的媒體。中共卻特許了財新网和南方報系等所謂等市場化媒體的存在，這批媒體忠心耿耿地扮演了極權體制的“出氣孔”的角色。在黨內權力鬥爭的面向上，如果說王岐山是習近平的鍘刀，那麽胡舒立就是王岐山的棍子；在安撫民間社會的面向上，如果說習近平扮演仁宗皇帝、王岐山扮演包青天，那麽胡舒立就是包青天身邊的展昭大俠。進化了的獨裁者既善於使用網絡新媒體，也精明地從中國丰富的政治傳統中汲取資源。
像浦志強那樣成為獨裁者喉頭的一根刺
在中國的反抗者群體中，道布森選擇的主人公是維權律師浦志強。作為與浦志強認識多年的朋友，讀到道布森對浦志強生動的描述，我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這位維權律師理着平頭，下巴寬寬的，塊頭大又結實。……講起話來聲似洪鐘，句子簡潔有力。”浦志強告訴道布森，秘密警察早就知道他們的會面了，他的電話一直被監聽，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但是，他並不擔心這次見面遇到阻攔，“我跟朋友見面還要請示他們，放屁！”
不過，浦志強為道布森描述的中國的秘密警察的形象，似乎過於正面。浦志強相信，“我們得面對秘密警察，如果有機會改變他們，何樂而不為呢？”他甚至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中國正在經歷極大的改變，我們年紀相當。二十年以後，你要怎麽告訴子孫，在改革變化的年代裡，你都干了什麼事？”以我的經驗，這樣的勸說是與虎謀皮和對牛彈琴。普通警察中或許有不少好人，但秘密警察中絕對不會有好人——在昔日的東德，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同情異議人士的秘密警察，所以秘密警察檔案館的館長拒絕了《竊聽風暴》的導演前去拍攝的請求，他認為電影中虛構的那個好心的秘密警察只會誤導歷史。秘密警察是一群被“平庸的惡”所控制的“非人”，一旦入行，就萬劫不復，我不認為他們還有殘存的良心。
在維權律師群體中，浦志強是一名天真的屢戰屢敗者。在浦志強為我代理的一起名譽權官司中，他曾經善意地相信背後不會有中共的力量在主導，並且保證說這個案子百分之百地會勝訴。結果，這個案子兩審都敗訴了，我甚至一度被法院禁止出境，而在法庭裡的旁聽者全都是心不在焉的秘密警察，他們需要佔滿所有的位子而不讓西方媒體前來旁聽。
法國學者在索爾孟在《謊言帝國》一書中，有一段採訪劉曉波夫婦的場景，他不無憂傷地想，這對夫婦隨時可能像“毒草”一樣被中共政權拔掉。果然，兩年后，劉曉波被捕入獄，劉霞亦遭到長期的非法軟禁。與之相似，二零一一年年初，在風聲鶴唳的茉莉花革命的餘波中，道布森有驚無險地與浦志強見了面。但是，三年以後，浦志強卻因為實名舉報周永康和參加一個在私人家中舉行的小型的六四紀念會，而遭到正式逮捕，目前仍然在等待審判。從浦志強的遭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人權狀況急劇惡化的過程。對習近平這個“進化了的獨裁者”，還能寄托什麽樣的幻想呢？
當浦志強成為中國最知名的代理言論自由案件的律師的時候，他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卻被粗暴地剝奪了。但是，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獨裁政權，都無法消滅所有的反對者，無法拔出喉頭冒出的一根根的尖刺。西裝革履的“現代法老王”穆巴拉克倒掉了，裝神弄鬼的卡紮菲也倒掉了，普京和習近平還能堅持多久呢？道布森在本書的最后一章寫道：“就我個人來說，在這些專制國家旅行日久，我對民主化的前景越感到樂觀。”這種樂觀的根源在於：“那些坐下來接受我訪談的自由鬥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百折不撓、身經百戰的運動者，懂得發揮創意、善用科技，以步步為營的態度積極爭取政治自由。他們是高明的策略家、宣傳家以及政治分析家。”道布森相信，如果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中共不可能再次幸存下來。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真正的主人公，不是那些進化了的獨裁者，而是那些如“壓傷的蘆葦”一般的反抗者，“他們是英雄，是自由的燈塔，引領着眾人走向未來”。
誰也沒有想到，民主化的“第四波”首先從似乎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鎖死的、毫無希望的阿拉伯國家啓動。“茉莉花革命”波瀾壯闊，年輕世代前赴後繼，互聯網和高科技各顯神通，埃及、突尼西亞、葉門、利比亞的暴君一個接一個被趕下台，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也搖搖欲墜。但阿拉伯世界只是第一戰線。從委內瑞拉到中國，從俄羅斯到哈薩克斯坦，從馬來西亞到伊朗，這麼多國家的專制政權仍然在極力鞏固權力，並設法面對最難預料與最大的威脅──人民。
在世界各地，獨裁者與反抗者的戰爭正要開打。這是貓與老鼠的戰爭，兩邊都展現高超的鬥志，都在磨練戰力。它是我們這時代的戰爭。當我在台北後門咖啡館演講前夕，巧遇了左岸出版社總編輯黃秀如，獲贈一本《獨裁者的進化》。當晚我便一口氣讀完了這本聞名已久的書。作者威廉•道布森擔任過《華盛頓郵報》、《外交雜誌》等美國多家頂級媒體的撰稿人和編輯，以他最具創見的報導、最聰慧的分析，揭開今日獨裁政權的內部運作，帶領讀者前往自由之戰的前線。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史勞特所指出的那樣：“作者提出新的視角與詞彙，幫助我們了解現代極權主義。想要知道這波全球革命的浪潮，本書不可或缺。”
進化了的獨裁者化妝成慈母的模樣
今日的專制政權的領導者與二十世紀的獨裁者不同，不像北韓那樣完全凍結在時光裡，還繼續用勞改營、暴力、洗腦的手段控制人民。北韓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除了少數統治階層，民眾不能上網，更不能從國外網站上查找資訊。北韓三代家傳並內部火併的怪異獨裁，是一個特例，而非普遍現象。反之，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假扮民主、實則專制的國家，才更具迷惑性和普遍性。
道布森敏銳地發現了獨裁者們爭妍鬥艷的化妝技巧，他們就像滿面皺紋的老女人，不化妝就不敢出門。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如大規模逮捕、行刑隊、血腥鎮壓等已經過時，最好以較柔性的強迫方式取而代之。在經濟上，新的獨裁者更聰明，不再封閉守貧，切斷與世界的聯繫。他們懂得從全球體系獲得資源，卻不會失去自己的統治權。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稅吏或者衛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他們甚至打造出裝模作樣的反對派來迷惑人民，並以此獲得統治的合法性。
民主的進逼迫使數十個專制政府不得不從事新實驗、使用有創意手法。現代的獨裁者練就了繼續掌權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獨裁制度帶入新世紀。吊詭的是，獨裁者善於從民主體制中汲取偽裝得非常民主的錦囊妙計，而人權活動家們卻不能用邪惡的手段反對邪惡。獨裁政權宣稱自己並不反對選舉，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操縱選舉的手法推陳出新。在蘇俄，斯大林時代的選舉，斯大林是唯一的候選人，共產黨必須保證斯大林是全票當選，不能出現一張反對票；而普京世代的選舉，普京允許出現可控範疇內的競爭者，他只要佔有七成以上的選票就心滿意足了。但是，普京真的比斯大林更加傾向“民主”嗎？在委內瑞拉，查韋斯用全民公投的“民主手段”達成修改憲法、自己成為終身總統的計劃，他創造出了一個永遠都在選舉的社會，當地一名跑選舉新聞的記者無可奈何地指出：“選舉對查韋斯不構成威脅，反而是必要的手段。經過這麼多的選舉以後，任何人都很難指控他是獨裁者。”道布森得出的結論是：查韋斯操弄選舉的行徑，使得委內瑞拉的選舉辦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獨裁者和准獨裁者們更善於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在台灣“太陽花學運”興起之時，當權者及其御用文人們義正詞嚴地譴責佔據立法院的學生們“破壞法治”、“蔑視法律”，卻忘記了他們自己才是讓代議制運作失靈的始作俑者。這一次，國民黨當局勸說人民“遵紀守法”的企圖沒有成功，覺醒的人民反問說：首先應該“遵紀守法”的，難道不是政府官員和立法委員嗎？在委內瑞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有威脅性的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委內瑞拉的一個異議分子開玩笑說，查韋斯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在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及其黨派，將“叛徒”安瓦爾抹黑為雞姦者，經過司法程序將其送入監獄。但安瓦爾並沒有被徹底打垮，人人都知道真正“道德敗壞”的那個傢伙，不是安瓦爾，而是他昔日的教父馬哈蒂爾。在新加坡，三十三歲的博客作者鄞義林，因發表題為《你的公積金去了哪兒》的博文，批評總理李顯龍挪用公積金款項，而被李顯龍提起誹謗起訴。這是新加坡政府對待異議人士屢試不爽的方式：把你告得傾家蕩產。這一次情況出現了轉機：人們在臉書上為其籌集到數萬美金的律師費，甚至有六千人來到新加坡唯一被允許用于公眾示威的地點——芳林公園，公開抗議當局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道布森觀察到，雖然那些想要用民主表象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往往會使用法律這塊遮羞布，但是，“如果法律可以變成政府的遮羞布，它也可以變成反對者的庇護所”。
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迷戀習近平？
在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佈短短七十七字的中紀委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的訊息之後，習近平的聲望提升到其接班以來的最高點，甚至高過了四川地震之後親赴災區、聲淚俱下、“愛民如子”的溫家寶。不僅億萬“屁民”像三十多年前毛澤東死掉、四人幫被擒的時候那樣一起歡呼“大快人心”，就連諸多海內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真心誠意地向習近平獻上歌功頌德的勸進文。“康師傅下架，包子帝登基”，其實，不過是屠夫換人，與豬何干？此時此刻，我不禁生發出這樣的聯想：可惜，《獨裁者的進化》的中文版不能在中國出版，如果人人都能讀到《獨裁者的進化》，中國人還會如此麻木不仁地接受集體催眠嗎？
有趣的是，財新网隨即發佈長達六萬字的、相當“有料”的關於周永康案的“全紀實”報道，其總編胡舒立也于这一天获得了拉蒙•麦格赛赛奖。评委会将此奖授予胡舒立是因其“对于新闻真相的不懈追求，对于政府和商业透明度、诚信度提升的无畏推动，对于更具独立精神、更专业的新闻报道的着力倡导”。從當年頒獎給勇敢地揭露六四真相和薩斯真相的蔣彥永醫生，到如今頒獎給在王岐山蔭蔽之下的“偽自由媒體”的操盤人胡舒立，這個被譽為“亞洲的諾貝爾獎”的獎項已然“中國化”了。
搞掉了周永康，難道習近平就成了締造光武中興的劉秀和締造貞觀之治的李世民？偶像崇拜是一種前現代的奴隸的心理需求。對此，網絡評論人王五四在短文《我不能悲伤地坐在傻逼中间》中評論說：“恶人沉下去，恶心人的必然要冒出来了，周永康沉下去时，首先冒出来的是各路媒体人，他们争相抖着机灵，谈新闻的时效性，谈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谈媒体人的良知，勇敢以及责任。一个新闻从业者津津乐道于新闻管理体制，活像一个太监在眉飞色舞地讲阉割技术；维稳体制既不是某个人缔造的，也不是某个阶段的需要，维稳体制不是周永康一个人打造的，它不会随着周永康被抓而消失，它是极权的产物是一贯存在的，而且是愈来愈严酷的，周被控之后，被打被抓被审的异议者从未减少，各类管控也从未放松。至于胡舒立和财新的报道，奉旨而为，谈何新闻性客观性独立性？更别扯什么媒体人的光荣和勇气，被新闻管理体制蹂躏这么多年，服从了这么多年，你们还好意思舔着脸说这些？”王五四說，他跟王小波一樣，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愚昧。然而，在我看來，那些公知和媒體人並不傻，而是在裝傻，因為只有扮豬才能吃老虎。習近平不就在親自示範嗎？
中國沒有獨立而自由的媒體。中共卻特許了財新网和南方報系等所謂等市場化媒體的存在，這批媒體忠心耿耿地扮演了極權體制的“出氣孔”的角色。在黨內權力鬥爭的面向上，如果說王岐山是習近平的鍘刀，那麽胡舒立就是王岐山的棍子；在安撫民間社會的面向上，如果說習近平扮演仁宗皇帝、王岐山扮演包青天，那麽胡舒立就是包青天身邊的展昭大俠。進化了的獨裁者既善於使用網絡新媒體，也精明地從中國丰富的政治傳統中汲取資源。
像浦志強那樣成為獨裁者喉頭的一根刺
在中國的反抗者群體中，道布森選擇的主人公是維權律師浦志強。作為與浦志強認識多年的朋友，讀到道布森對浦志強生動的描述，我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這位維權律師理着平頭，下巴寬寬的，塊頭大又結實。……講起話來聲似洪鐘，句子簡潔有力。”浦志強告訴道布森，秘密警察早就知道他們的會面了，他的電話一直被監聽，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但是，他並不擔心這次見面遇到阻攔，“我跟朋友見面還要請示他們，放屁！”
不過，浦志強為道布森描述的中國的秘密警察的形象，似乎過於正面。浦志強相信，“我們得面對秘密警察，如果有機會改變他們，何樂而不為呢？”他甚至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中國正在經歷極大的改變，我們年紀相當。二十年以後，你要怎麽告訴子孫，在改革變化的年代裡，你都干了什麼事？”以我的經驗，這樣的勸說是與虎謀皮和對牛彈琴。普通警察中或許有不少好人，但秘密警察中絕對不會有好人——在昔日的東德，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同情異議人士的秘密警察，所以秘密警察檔案館的館長拒絕了《竊聽風暴》的導演前去拍攝的請求，他認為電影中虛構的那個好心的秘密警察只會誤導歷史。秘密警察是一群被“平庸的惡”所控制的“非人”，一旦入行，就萬劫不復，我不認為他們還有殘存的良心。
在維權律師群體中，浦志強是一名天真的屢戰屢敗者。在浦志強為我代理的一起名譽權官司中，他曾經善意地相信背後不會有中共的力量在主導，並且保證說這個案子百分之百地會勝訴。結果，這個案子兩審都敗訴了，我甚至一度被法院禁止出境，而在法庭裡的旁聽者全都是心不在焉的秘密警察，他們需要佔滿所有的位子而不讓西方媒體前來旁聽。
法國學者在索爾孟在《謊言帝國》一書中，有一段採訪劉曉波夫婦的場景，他不無憂傷地想，這對夫婦隨時可能像“毒草”一樣被中共政權拔掉。果然，兩年后，劉曉波被捕入獄，劉霞亦遭到長期的非法軟禁。與之相似，二零一一年年初，在風聲鶴唳的茉莉花革命的餘波中，道布森有驚無險地與浦志強見了面。但是，三年以後，浦志強卻因為實名舉報周永康和參加一個在私人家中舉行的小型的六四紀念會，而遭到正式逮捕，目前仍然在等待審判。從浦志強的遭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人權狀況急劇惡化的過程。對習近平這個“進化了的獨裁者”，還能寄托什麽樣的幻想呢？
當浦志強成為中國最知名的代理言論自由案件的律師的時候，他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卻被粗暴地剝奪了。但是，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獨裁政權，都無法消滅所有的反對者，無法拔出喉頭冒出的一根根的尖刺。西裝革履的“現代法老王”穆巴拉克倒掉了，裝神弄鬼的卡紮菲也倒掉了，普京和習近平還能堅持多久呢？道布森在本書的最后一章寫道：“就我個人來說，在這些專制國家旅行日久，我對民主化的前景越感到樂觀。”這種樂觀的根源在於：“那些坐下來接受我訪談的自由鬥士都不是盲目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百折不撓、身經百戰的運動者，懂得發揮創意、善用科技，以步步為營的態度積極爭取政治自由。他們是高明的策略家、宣傳家以及政治分析家。”道布森相信，如果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中共不可能再次幸存下來。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真正的主人公，不是那些進化了的獨裁者，而是那些如“壓傷的蘆葦”一般的反抗者，“他們是英雄，是自由的燈塔，引領着眾人走向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