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维吾尔地区暴力事件日益频繁，当局不断增强严打力度回应，循环升高态势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党内研究民族政策的另类声音通过外媒浮现，探讨民族撕裂的深层原因，批评现行政策迷信暴力，要求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习俗。但是评论人士认为，边疆民族问题并非高层决策优先。资源渴求和维稳经济绑架当局按老路径刚性应对。有维族学者哀叹，如此下去将出现另一个巴勒斯坦。
*治疆理念过于迷信国家暴力*
7月31日，新疆莎车暴力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理论室主任靳薇教授，在英国财经时报发文，罕见地批评中共在新疆的民族政策迷信国家暴力，刚性维稳，推崇极端唯物主义、与宗教为敌，轻视异族文化，使国家民族主义趋于极端化；并提出了“安边固疆”的建议，包括要对暴恐事件作加以区分，不能一概而论，要依靠和信任少数民族干部，要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等。
曾任体制内媒体《中国改革》杂志负责人、现为独立政治评论员的李伟东说，某种程度上说靳薇的文章是个信号，“作者是中央党校的，能把这篇文章推出来、在外面发表，一定是得到了某些比较高层的认可，或者说希望能引起一些争论，因此不仅仅是她个人冒风险的问题，可能有些背景。”他说，这反映了中共内部有对民族政策的讨论。“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讨论的一部分。”
关于莎车事件，官方媒体是这样报道的，7月28日，一伙暴徒袭击西湖镇政府和派出所，在公路上打砸车辆、杀害群众，造成39人死亡，公安民警立即冲动，击毙59名暴徒，逮捕215名涉案人员。事件中，途经当地的两名维族乡干部被杀。
*两种民族主义极端化导致新疆撕裂*
新疆官方的调子一如既往：这是一起“境内外恐怖组织相互勾结，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替代新疆7.5事件后被调离的原中共新疆省委书记王乐泉的张春贤，虽上任后一度实行“柔性”政策，但他在8月2日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上老调重弹：“三股势力”是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根源，打击暴恐要坚决彻底、绝不手软，打狠、打准、打出声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坚决把“三股势力”嚣张气焰打下去。
与对单方面喊“打”不同的是，靳薇在其《勿让两种极端民族主义撕裂新疆》的文章中指出，当今新疆民族撕裂局面的根源是国家民族主义和本位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与本位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各执一端的诉求，所造成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公开。两种民族主义的内在冲突，正在更深层次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稳定、进而影响全国的社会安全。”
卡哈尔·巴拉提是哈佛大学博士，曾在哈佛、耶鲁和印第安纳大学教学，担任过世界维吾尔笔会主席、世界维吾尔文化中心主席、世界维吾尔大会成员。他说，靳薇的文章对新疆问题做了较为广泛的研究，比较负责任地提出了很多与其他“闭眼说瞎话”的文章不同的看法。
*新疆问题的根源在前任书记王乐泉*
但是，他不能接受把两个民族主义相提并论的说法。他理解靳薇教授从体制内发言的限制，但他认为，是中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了新疆的撕裂。他说，“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严打政策始于江泽民时代。其本质是动用国家机器对一个少数民族进行打击。文章说的国家民族主义其实质是源于民族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
李伟东也不完全认同靳薇的分析。他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源是前任新疆书记王乐泉：“当下状态与治疆者多年贪腐搜刮和愚蠢的宗教民族政策密切相关，要解决问题必须先检讨过去。可惜不但不检讨，反倒变本加厉”，“酿成7.5事件后他调走了，但是他治下积累的民族矛盾、心理仇恨一直没有解决。”； 其次，“国家层面上仍采取严厉的维稳措施，培养了一批吃维稳经济的地方官员，形成维稳经济利益集团。这是导致民族矛盾持续扩大、动不动就极端化的重要原因。”
靳薇的文章提出了“安边固疆”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应完善宗教管理方式”， “发挥宗教的正向功能，减少‘与宗教为敌’的刚性行政带来的逆反对抗。物质主义不可能消灭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 求，是民生需求的一部分，一定要像对待经济发展一样对待民众的宗教需求。”
*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求*
从维族学者的角度看，认为作者说得不痛不痒；但汉族学者却认为“物质主义不可能消灭或取代宗教，宗教是民众的精神需 求”点到了中共无神论治疆者的要害。
巴拉提说，“实际情况是当局把民众信仰宗教当作恐怖行为”；他举了莎车事件发生前的两件事，“7月8日，党支部书记带着警察进入当地清真寺，把做斋饭的锅都砸了，当场抓了30多人；7月28日，又有一个县委书记带着警察包围了清真寺，把6个人抓走，那天晚上才发生了杀书记的事。”
巴拉提说，“哪个民族可以忍受带着警察到清真寺或教堂去抓人，而且是在做礼拜的时候。你把清真寺封了，这个事件的原因不提，仅仅说是恐怖主义。”
胡平的看法是这点特别重要，他也以7.28事件为例：“莎车事件发生在开斋节，这不是极端教派的节日，而是所有穆斯林的正常的节日。对这种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去打压，后果可想而知。”
*以暴制暴会陷入暴力循环*
以暴制暴不能解决问题几乎为观察家的共识。正如靳薇指出“目前新疆的地方政府几乎将所有暴恐事件无一例外地定性为‘境外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破坏’，而对事件的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他们在处理方式上迷信国家暴力、认为强力维稳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注重对治理政策和策略结构性调整，结果形成了以暴制暴的循环，暴力变成了持续的后果。”
共产党一向标榜自己有极强的纠错能力，为什么面对新疆的现状非但没有纠错，反而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连讨论都不允许，不同意见还得发表到外国媒体上呢？
*路径依赖、一错到底*
胡平认为，因为有所谓“路径依赖的问题，“就是原来没做好，又没及时纠正，于是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到后来要改就变得更加困难。”；“就像你对洪水泛滥是疏还是堵，如果你一开始就堵，泛滥之后你要疏导就比一开始疏导更困难。于是你只能靠加高堤坝，那么现在又泛滥了，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继续加高堤坝。也就是一步错就步步错，很难纠正。”
他有实例为证。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见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时，提出“西藏应该实行一国两制”的建议。江泽民回答说，“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胡平说，江泽民知道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就是高度自治。但是，因为“已经走过来了”，像西藏，已经搞了民主改革、平叛等等，“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只有继续这么搞下去了。”
*利益集团绑架决策*
巴拉提认为，新疆民族撕裂的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渴求新疆石油资源的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央的决策。 他认为习近平是要和平的，上台后政策有变化，“调走王乐泉，派来张春贤，开始想用软的方法去和解矛盾，但是他们的措施很短时间就改变了，完全变得比江泽民时代的王乐泉还凶，一次次下令去严打，根本违背了自己原来的政策。”
他分析，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肯定有一个很厉害的动力迫使他们改变主意，把中国政府推入无法制约的民族沙文主义，就是说，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你只能喊严打，不能替少数民族说话。” “这个动力就是利益集团。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甚至更多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都来自于新疆；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不让停，他们要严打，他们在推动国家政策，以至于习近平想变也变不了。”
*产生暴力的土壤太肥沃了*
胡平认为，就是在这种高压的态势下，在习近平还专程前往新疆视察、不断加码的情况下，却连暂时性的喘息都没有，各种暴力事件一起接一起地发生。原因何在？胡平说，“这说明新疆这个地方产生这种问题的土壤太肥沃了。”
胡平说，这种土壤就是靳薇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发展滞后、贫困突出、就业困难，以及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特别是宗教缺乏尊重造成的，加上当局长期使用打压手段，导致了少数民族社会生存情况的恶化。
还有一个原因，李伟东认为是最重要的，靳薇在文章中也提到了：“援疆带来的发展压力……给当地的社会运行和适应带来了巨大压力”。李伟东说：“二十几个省对口支援，都要跑到新疆去大兴土木，造成强拆和扩张性发展，这是个最重要的原因。”靳薇在文章中呼吁“中央政府必须调整对新疆的援助模式”，使之与当地的发展水平、当地居民、传统宗教文化相匹配，形成“以扶持当地内生性发展能力为主。”
*恶性循环还会继续下去*
解决目前新疆民族撕裂现状的出路在哪里？胡平认为，当局的政策是越反越恐，眼下无解：“旁观者一眼可见这是在制造恐怖分子。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这种循环越来越加速，使局势越来越恶化。而问题就在于对中央政府来说，民族问题不是个大患，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不足10%；新疆暴力事件虽然层出不穷，但是武器简陋，‘你翻不了天’，所以不会将之排上议事日程；而且要改变就会是一个大幅度的改变。所以，眼下的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下去，一时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出路。”
李伟东认为，边疆民族问题是中央战略决策中的薄弱环节，“可能他们还没想明白。”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破王乐泉的局” ，这个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一动他，地方就会说都是因为他。然后各种问题就反弹回来了。而反弹回来你这边还没有准备好要怎么办。所以问题还不成熟，还没下决心要做。”
但是，巴拉提的看法更为悲观。他担心继续下去新疆会成为另一个巴勒斯坦。他说，靳薇的文章说2013年新疆发生了200多起暴恐事件，而他根据公开报道的计算是9到10起，也就是说，有190多起都未公开。他说，“作者肯定了解的情况比我多。如果以此比例推算， 2014年7个月之内公开报道的是50多起，那么实际可能就是1000多起，到年底可能会达到2000起；那2015年就会是个大灾难。和谐社会是肯定没了，西部开发也会失败，接下来大屠杀就会开始，新疆就要变成巴勒斯坦了。可见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严峻的情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