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现今知识分子的话语，已经变得相当贫瘠。
在大陆现今的语境里，启蒙这个词已经损毁。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启蒙几乎是欺骗的代名词，它更被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偏差——而不再是它早期含义上所指的知识——在知识分子的流变脉络上，启蒙遭到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重视，世易时移，莫说言之不预.
启蒙作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早期联系纽带，曾经闪现着光芒。启蒙立场塑造了文化、媒体及公共话语的先进形态——与之相对的，则是体制经年累月的蒙蔽。启蒙选择了它的“传教士”，进而给予大众观察自身及体制的武器。启蒙及其传播者享受了一段好时光。
启蒙之所在在近年不受待见，源自两个方面的缺失：一是随着启蒙的“武器”被消耗殆尽，启蒙从坐言转向起行的变化迟迟没有到来，大众对此很是失望，启蒙丧失了它的受众，信徒也在犹豫；二是体制给知识分子带来持久的挫败，知识分子对启蒙的价值感流失。
在过去几年时间内，随着改革的停歇，改良被当做幻觉加以嘲弄，这直接造成启蒙与改良之间的逻辑假设被当做一个笑柄。时至今日，启蒙被当做彻底剷除改良残余思维的材料加以运用。启蒙与“提供虚假希望”成为同义词，被小圈子的论战反覆利用。
对启蒙的低劣评价，造成了两个明显后果：一是它将更多的所谓非改良派拉入与体制的镜像关系中，那种希望用批判启蒙来证伪体制的努力没有多少成效；二是它并不能让批判者更有力量，反而拆掉了搁在批判者与体制之间的屏障，直接面对体制，直接暴露弱势地位。
大陆中国的思想现实是，体制的势力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致於它将所有反对声音拉低到“屈从”的地位。反对的声音，无法描述确实的未来，又要做出在现实中跋涉的姿态，最后只能迷失在批判体制的陈词滥调中。体制“不战而屈人之兵”，反启蒙者也不能倖免。
启蒙不是用铁犁去耕耘大众的脑袋，而是以言行给出解决方案——但这与平常所说的、与批判性相对的“建设性”不是一回事——如上所述，知识分子在言行上的限度，造成了启蒙的萎缩.如果以为批判启蒙的萎缩，就等於批判了启蒙，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对启蒙的嘲讽或批判，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另外一个面向上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反对素质论与反对民粹论，固然是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些“反对”终究是不相信“群众”的——当然，反对者会用“民众”加以替代。
知识分子一边骂极权，一边希望改良。而那些即使骂改良的，也还是没有远离，只相当於在边缘位置，扔点小石块.反对启蒙的，推导出中产阶级的不可信任与不可信任，但同时，批评者自身也表现出虚幻的一面。将中产阶级摘出去，并不能显出批判者的高明。限度在那里，限度是一致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奇怪的局面。一方面驳斥启蒙论调，来终结对体制幻想；另一方面，又无法对“群众”发言，反倒是执政党用“群众路线”等意识形态，成为代言人。这种不尴不尬、不上不下的状态也是一种中间状态——尽管中道理论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大陆现今知识分子的话语，已经变得相当贫瘠。体制内那一套不用说了，已经毫无信誉可言。问题是在体制外的反对者那里，贫瘠同样存在。围绕孙立平的反腐论，这种贫瘠展现无遗.无论是可疑的启蒙者，还是佔住了革命姿态的反启蒙者，都在现实中被困住了。
这就出现了诡异的现实：大众被那些以批判体制为志业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这种放弃与党使用“人民”这类政治词彙将其放弃是一样的。谁都不真正佔有“群众”，却又在力量上悬殊巨大。这就让反启蒙，更像是用一种虚幻去代替另一种幻觉，到底还是静止不动。
过去，启蒙被利用，是作为一种类似於体制镜像的东西，以为体制还有指望，所以用“启蒙”来代表，来指代大众那种虚拟的力量感。启蒙者用这种幻想中的肌肉感，来取得一些位置。到了今天，启蒙磨损严重，誓言将其粉碎的知识分子，又在与另一座风车在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