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近日發表署名文章，以「中興領袖習近平」為題總結習新政以來三大建樹，並創意性地提出一黨民主新概念：
「1911至1949年，中國形式上採取西式民主制，但實質為軍閥混戰，讓日本侵華有機可乘。多黨代議制不合國情，中共掌權是國家大一統的必然選擇。中國政改的前途是一黨民主化，即在加強黨權的同時，擴大民權，塑造黨權與民權雙強的模式，而司法獨立和基層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習治國理政的實踐暗合這一思路。」
香港媒體發表的這篇文章，出自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員之手，文章發表後，大陸主流網站均予以轉載，特別是官方的人民網予以轉載，可見其已得到大陸有關部門的認同。
我們分析一下我引用的這位研究員上述一段話，可見其中國邏輯使用之嫻熟，他的意思是，中國已在1911年實行過西式民主了，但西式民主帶來了什麼？軍閥混戰，多黨代議因為不符合中國國情，所以中共的一黨專權，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這位研究員讀不懂世界歷史大局勢，一戰到二戰期間，中國確實實行的是西式民主，二千年或三千年東方文明古國，突然實行西式民主，在磨合實驗過程之中，像一個嬰兒學步，當然會步履蹣跚，而此時的世界格局，按馬克思的說法，是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叢林社會，強者為王，適者生存，中國大量知識分子之所以選擇了馬克思革命思想，並傾向於與蘇維埃聯合，完全是革命實用主義思維所致，當然也有對西方列強的強勢霸權的抵觸與對抗。
我們稍微翻看一下延安時代中共對國民黨的指責，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為了打擊日本入侵，實行的是一黨專政，連軍隊也是黨國化，而當時這些戰時做法，中共持強烈批評態度，中共認為，延安在戰時通過黃豆投票，就可以完成基層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團結全國人民，共同抗日，只有軍隊國家化，脫離黨派，才能有真正的抗日聯合。
「照我們經驗，在敵後那樣艱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抗日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不能實行民選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執政的國民黨有沒有決心和誠意實施憲政，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提前實行。因為民主的動員是能最有力的準備反攻，取得抗戰勝利，而且從民主中，才能找到徹底解決國共關係的途徑。 」（1944周恩來《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我黨毛澤東同志老早就說過：「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這個道理，現在全國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憲政運動，都一致嚷出：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絕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 （1944周恩來《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周恩來《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的演說，重申中國共產黨要求修改國民大會選舉法和組織法，重選國大代表的主張，並提出實施憲政的三項先決條件，即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開放黨禁和實施各地自治。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發出了立即召開緊急國事會議，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號召。
我們清晰地看到，中共延安時期對民主憲政的清醒認識，對一黨獨裁的強烈反對，以及全民普選的可能性與必然性，而將開放黨禁、言論自由、地方自治看成民主憲政的三項先決條件。
我們知道，既便是民主搖籃古希臘，在戰爭之時，均是採取戰時獨裁制，只要發生國家戰爭，一切都會聽戰時最高元首，沒有民主討論的時間或程序，戰爭結束之後，最高元首要還權於民，所以，國民黨實行軍政訓政與憲政三步走，當時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沒有問題，問題當然出在延安方面，一方面要求軍隊非黨化，而在重慶談判之時，卻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根據地與黨的軍隊。戰時不到主戰場上與敵廝殺，卻在後方打土豪分田地，擴大勢力範圍，搞所謂的民主普選。
最為重要的是：共產黨當時並沒有認為，民主憲政三權分立的西方憲政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不僅如此，反而致力於要求國民黨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要求開放黨禁、言論自由與地方自治的呼聲，可謂穿透時空，直刺現實。
由此看來，天大研究員的文章，完全是把歷史當兒戲，把中共黨史當麻花捏，為了證明當代中國不適宜搞西式民主，於是，就肆意解讀歷史真相，1911年之後，因為軍閥混戰，而難以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被寫成軍閥混戰是實質，民主憲政出問題，日本對華入侵，是因為二戰之後國際環境，加之日本因改制而強大，中國因清末以降沒有完成民主憲政轉型，而國力薄弱，使日本有機可趁，這是國際環境加上中國歷史轉型造成的，而非民主憲政造成的。作者以此否定民主憲政在中國的實驗，目的是否定民主憲政在中國當下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