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随着六四的枪声渐渐远去，“大国崛起”的中共政权不再像六四屠杀之后那几年，在全球范围內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钱能使鬼推磨，世界各国到北京朝拜者络绎不绝。荷包鼓鼓的中共政权，也在海外找到了一批愿意竭尽所能为其漂白、化妆的华裔学者。这些华裔学者供职于西方的大学、智库、基金会等机构，虽然早已归化成他国公民，却时刻想着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宏图大业中发挥作用。即便这个“中国梦”的本质是帝国梦、皇权梦，他们并不在乎，只盼望从中分得一杯羹，乃至成为“编外南书房行走”。所以，被凌虐致死的李旺阳和曹顺利，被关押的刘晓波和许志永，不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之中。他们标榜说，“学术”要超越于政治之上。这个群体，我称之为“香蕉五毛”。
任职于美国霍普金斯学会并爬上部门主任位置的李成，就是这样一个两边通吃的“香蕉五毛”。美方认为，李成在中国出生和度过青年时代，对中国事务有白人难以企及的切身体验，而且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可以为美中外交战略提供有价值的意见，故而有“民主党影子政府”之称的霍普金斯学会对其委以重任，他甚至当上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而中方认为，李成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仍然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是身处“敌营十八年”（我少年时代看的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的“自己人”，故而对其另眼相看，为其提供诸多研究的便利，当然其研究结果必须对中国有利。就这样，李成之类的“香饽饽”，每个月都在中美两边飞来飞去，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尽享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冷战时代，有这样游刃有余、长袖善舞的美籍俄裔学者吗？
一党专制与一党独大可以混为一谈吗？
周永康垮台之后，李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盛赞习近平“打虎”之举，甚至预测习近平的下一步将是“法治反腐”。他说：“习近平、王岐山非常及时的在四中全会当中把法治作为一个主题，而且会有一些规章制度推动出来。”
对于很多批评人士质疑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很难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因此法治也无从谈起”，李成反驳说，一党专制下无法实行法治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走极端。“实际上，日本在很长时间当中是一党独大，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有一党独大，包括新加坡。你说它是民主国家吗？它也不是。但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讲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同时它的法治建设很健全。”
这段论述，连中学公民课本中的常识都不具备，让我怀疑其言说者是不是真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学位。在政治学领域，“一党专制”与“一党独大”岂可混为一谈？在中日政治制度比较方面，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日本，与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中国，法治化程度难道一样吗？
战后之日本，经过美国主导的社会改造和日本国民的自我反省，逐渐建立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这正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历届中共统治者都发誓“决不搞”的政治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政坛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和一党执政；但自民党也多次在选举中败落，改由社会党、民主党等其他党派上台执政。在国会中，从六十年代中期起，自民党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未能占据绝对多数，几个在野党合起来的席位大致与自民党相若。这种情势迫使自民党在通过相关议案时，与其他党派商议和妥协，而不能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因此，一位政治观察家指出，日本虽然并非两党制，但至少可以算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
而新加坡和香港，只能算是“城邦国家”和城市，它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不能拿来与中国类比。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就新加坡而言，它继承了英国统治时代留下的普通法传统和自由经济的遗产，独立后保持了高效的行政团队和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但李光耀家族的独裁统治，使之既没有民主，也缺乏法治。李光耀家族常常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用司法系统打击反对党和批评人士。近期对网络批评者的司法打击，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破天荒地有六千民众上街抗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李成博士，难道对新加坡社会的这一脉动一无所知吗？
就香港而言，英治时代的香港确实是法治社会，虽然民主不发达，但法治确保了香港人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然而，回归之后，中共不断出手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不惜派遣党人治港，并以发布“白皮书”的手段，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使香港社会陷入空前的动荡之中。“占中”运动风起云涌，连中学生都挺身而出组织社运团体“学民思潮”。可以花费公费环游世界的李成博士，难道从来没有到过香港或者看到关于香港的新闻报道吗？
户籍制度改革能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吗？
李成进而盛赞中共四中全会讨论的内容之一“取消中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如何英明正确，“这个改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甚至比反腐还要大，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几亿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可笑的是，这位诲人不倦的博士，居然不追问这套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还要邪恶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究竟是谁打造出来的。难道它从天而降吗？农民在中国是二等乃至三等公民，他们被取消基本的公民权利长达六十多年之久，这笔账该跟谁来算？
从胡锦涛时代取消农业税，到习近平时代放宽户籍管理制度，平心而论，农民的日子比起毛泽东时代只能活活饿死来当然有所改善。但要翻身做主人，仍遥遥无期。中共夺取政权，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毛将农民作为其造反和夺权的工具，驱使成千上万农民走上前线，以血肉之躯为其卖命，无非是抛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屡试不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饵，而非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一旦毛在金銮殿里坐稳龙椅，农民顿时跌入史无前例的农奴的深渊。
如今，习近平许诺的户籍制度改革，究竟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呢？李成将其吹嘘得天花乱坠，作为当事人的农民群体却不以为然。就连中共的官媒新华网都不得不承认，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农民超过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个人不愿意转变成高人一等的“城市户口”。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亦指出：“如果没有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基础，那么户籍改革成本就会很高，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年年谈户籍改革，但实际上户籍改革改不动的情形。”那么，土地私有制能够实现吗？土地一旦确立私有产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圈地运动、土地财政必然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崩溃指日可待。
关于中国农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现状，我建议高高在上的李成博士读一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撰写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具备问题意识的学术著作，比之李成提出的所谓“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创新型学说”来更有千百倍的价值。
他们为何不以充当暴政的辩护士为耻？
周老虎入笼之后，不少中国民众和公知欣喜若狂。对此，有名为“北京厨子”的网友称之为“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大群人被几个人绑架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其中一个看守被另外几个看守打了一顿，旁观的被绑架者会觉得很幸福。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态类型，甚至在看守者每天仍然抽一百鞭子的情况下，也因为一个看守的被打，涌现出无限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李成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是“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虽然李成在西方人的顶级智库中骗吃骗喝，也像模像样地写出英文论文，但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中国士大夫。他之所以如此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可以放置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人集体堕落的格局中来分析。学者徐贲指出，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放弃了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改革要求，也放弃了像个人自由、理性、尊严、权利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追求。与此同时，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变得热衷于当帝师、谋士、智囊、巧辩士一类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并且不断用各种理论来为中国的暴政提供合理性。
如果说身处中国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狼共舞、违心发言，是为了生存；那么，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任何生存的威胁，为什么要助纣为虐？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发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都能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內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朝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之前的专制政权。
那么，华裔学者中的“香蕉五毛”是怎样炼成的呢？他们虽然当上了西方名校的终身教授，但由于缺乏余英時那样的“求真意志”，以及以自由为信仰的情怀，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崛起的中国在背后支撑其民族主义的想象。故而，他们可以忘却六四屠杀的血迹，而与中共暴政再度结盟。在更加形而下的领域，他们需要中国的签证、中国的资料、中国的特权和头衔，以及舞台和聚光灯，以满足在西方学界得不到的“今生的骄傲”。于是，当中共抛出橄榄枝时，他们就欣然接受。
李成这样的“香蕉五毛”不是罕见的个案，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海外华裔学者中，此类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反之，像孜孜不倦地从事有关中共暴政的史料收集工作的宋永毅、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政治学家夏明以及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那样，集勇气与智慧与一身的华裔学者，则凤毛麟角。
不过，李成的风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历史不会放过他们为暴政辩护的恶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利勒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中指出：“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他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将其难以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这些人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李成等人，是这个队伍中的候补队员。
任职于美国霍普金斯学会并爬上部门主任位置的李成，就是这样一个两边通吃的“香蕉五毛”。美方认为，李成在中国出生和度过青年时代，对中国事务有白人难以企及的切身体验，而且在中国有广泛的人脉，可以为美中外交战略提供有价值的意见，故而有“民主党影子政府”之称的霍普金斯学会对其委以重任，他甚至当上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而中方认为，李成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仍然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是身处“敌营十八年”（我少年时代看的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的“自己人”，故而对其另眼相看，为其提供诸多研究的便利，当然其研究结果必须对中国有利。就这样，李成之类的“香饽饽”，每个月都在中美两边飞来飞去，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尽享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在冷战时代，有这样游刃有余、长袖善舞的美籍俄裔学者吗？
一党专制与一党独大可以混为一谈吗？
周永康垮台之后，李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盛赞习近平“打虎”之举，甚至预测习近平的下一步将是“法治反腐”。他说：“习近平、王岐山非常及时的在四中全会当中把法治作为一个主题，而且会有一些规章制度推动出来。”
对于很多批评人士质疑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很难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因此法治也无从谈起”，李成反驳说，一党专制下无法实行法治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和走极端。“实际上，日本在很长时间当中是一党独大，在很多其他国家也是有一党独大，包括新加坡。你说它是民主国家吗？它也不是。但它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讲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同时它的法治建设很健全。”
这段论述，连中学公民课本中的常识都不具备，让我怀疑其言说者是不是真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的学位。在政治学领域，“一党专制”与“一党独大”岂可混为一谈？在中日政治制度比较方面，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日本，与共产党一党独裁的中国，法治化程度难道一样吗？
战后之日本，经过美国主导的社会改造和日本国民的自我反省，逐渐建立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这正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历届中共统治者都发誓“决不搞”的政治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日本政坛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和一党执政；但自民党也多次在选举中败落，改由社会党、民主党等其他党派上台执政。在国会中，从六十年代中期起，自民党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未能占据绝对多数，几个在野党合起来的席位大致与自民党相若。这种情势迫使自民党在通过相关议案时，与其他党派商议和妥协，而不能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因此，一位政治观察家指出，日本虽然并非两党制，但至少可以算是“一又二分之一政党制”。
而新加坡和香港，只能算是“城邦国家”和城市，它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不能拿来与中国类比。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就新加坡而言，它继承了英国统治时代留下的普通法传统和自由经济的遗产，独立后保持了高效的行政团队和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但李光耀家族的独裁统治，使之既没有民主，也缺乏法治。李光耀家族常常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用司法系统打击反对党和批评人士。近期对网络批评者的司法打击，引起民众的极大愤慨，破天荒地有六千民众上街抗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李成博士，难道对新加坡社会的这一脉动一无所知吗？
就香港而言，英治时代的香港确实是法治社会，虽然民主不发达，但法治确保了香港人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然而，回归之后，中共不断出手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不惜派遣党人治港，并以发布“白皮书”的手段，公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使香港社会陷入空前的动荡之中。“占中”运动风起云涌，连中学生都挺身而出组织社运团体“学民思潮”。可以花费公费环游世界的李成博士，难道从来没有到过香港或者看到关于香港的新闻报道吗？
户籍制度改革能让农民翻身做主人吗？
李成进而盛赞中共四中全会讨论的内容之一“取消中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如何英明正确，“这个改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甚至比反腐还要大，因为它会影响到中国几亿人，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可笑的是，这位诲人不倦的博士，居然不追问这套比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还要邪恶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究竟是谁打造出来的。难道它从天而降吗？农民在中国是二等乃至三等公民，他们被取消基本的公民权利长达六十多年之久，这笔账该跟谁来算？
从胡锦涛时代取消农业税，到习近平时代放宽户籍管理制度，平心而论，农民的日子比起毛泽东时代只能活活饿死来当然有所改善。但要翻身做主人，仍遥遥无期。中共夺取政权，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毛将农民作为其造反和夺权的工具，驱使成千上万农民走上前线，以血肉之躯为其卖命，无非是抛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屡试不爽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饵，而非马列主义的“先进理论”。一旦毛在金銮殿里坐稳龙椅，农民顿时跌入史无前例的农奴的深渊。
如今，习近平许诺的户籍制度改革，究竟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呢？李成将其吹嘘得天花乱坠，作为当事人的农民群体却不以为然。就连中共的官媒新华网都不得不承认，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农民超过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一百个人当中有九十个人不愿意转变成高人一等的“城市户口”。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亦指出：“如果没有土地制度改革作为基础，那么户籍改革成本就会很高，就会出现一个我们年年谈户籍改革，但实际上户籍改革改不动的情形。”那么，土地私有制能够实现吗？土地一旦确立私有产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圈地运动、土地财政必然难以为继，中国的经济崩溃指日可待。
关于中国农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现状，我建议高高在上的李成博士读一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梁鸿撰写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具备问题意识的学术著作，比之李成提出的所谓“技术官僚”、“中产阶级”等“创新型学说”来更有千百倍的价值。
他们为何不以充当暴政的辩护士为耻？
周老虎入笼之后，不少中国民众和公知欣喜若狂。对此，有名为“北京厨子”的网友称之为“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大群人被几个人绑架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其中一个看守被另外几个看守打了一顿，旁观的被绑架者会觉得很幸福。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变态类型，甚至在看守者每天仍然抽一百鞭子的情况下，也因为一个看守的被打，涌现出无限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李成这样的聪明人，当然不是“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虽然李成在西方人的顶级智库中骗吃骗喝，也像模像样地写出英文论文，但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中国士大夫。他之所以如此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可以放置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人集体堕落的格局中来分析。学者徐贲指出，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放弃了一九八零年代的民主政治和宪政法治改革要求，也放弃了像个人自由、理性、尊严、权利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追求。与此同时，他们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变得热衷于当帝师、谋士、智囊、巧辩士一类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并且不断用各种理论来为中国的暴政提供合理性。
如果说身处中国极权体制下的知识分子，与狼共舞、违心发言，是为了生存；那么，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受到任何生存的威胁，为什么要助纣为虐？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发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二十世纪，几乎每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都能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內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朝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之前的专制政权。
那么，华裔学者中的“香蕉五毛”是怎样炼成的呢？他们虽然当上了西方名校的终身教授，但由于缺乏余英時那样的“求真意志”，以及以自由为信仰的情怀，他们仍然需要一个崛起的中国在背后支撑其民族主义的想象。故而，他们可以忘却六四屠杀的血迹，而与中共暴政再度结盟。在更加形而下的领域，他们需要中国的签证、中国的资料、中国的特权和头衔，以及舞台和聚光灯，以满足在西方学界得不到的“今生的骄傲”。于是，当中共抛出橄榄枝时，他们就欣然接受。
李成这样的“香蕉五毛”不是罕见的个案，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海外华裔学者中，此类道貌岸然者比比皆是。反之，像孜孜不倦地从事有关中共暴政的史料收集工作的宋永毅、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政治学家夏明以及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那样，集勇气与智慧与一身的华裔学者，则凤毛麟角。
不过，李成的风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历史不会放过他们为暴政辩护的恶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利勒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中指出：“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他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将其难以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这些人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李成等人，是这个队伍中的候补队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