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无论是官方所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低人权换取高增长，都谈不上某种可以学习的模式。所谓模式，除了有个例以及在理论上自成一说，还要有可应用性，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可以仿效。而“中国模式”最难以称为模式的地方就在于别人难以学习。而且如果中国的未来发展不得不另辟蹊径做出改变时，中国模式的说法也就到头了。
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这是中国模式被叫开的原因。官方宣传中国模式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坚守，表明其拒绝接受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态度。对官方的动机暂时不予讨论，只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也并不是可以推广的模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原因有各种讨论，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1）中国从命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2）中国的对外开放，利用世界资金和市场。
（3）对私有财产逐渐加强的保护。
有争议的原因还可能包括：
（1）保护资本而不保护劳动者的政策。
（2）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
（3）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可以看到，大家有共识的原因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没有区别，区别在于这些有争议的原因。争议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原因究竟是不是真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即便这些因素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就其代价来说，是否值得？
赞同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不但认同这些原因，而且也觉得为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事实上，这些有争议的原因基本上从短期来看确实是有促进GDP 增长的作用的，但长期来看则相反，是难以持续的。
中国模式之所以难以模仿或者说不值得模仿，恰恰在于这些有争议的因素造成了巨大的代价，这在其他民主国家是难以认同的，即便是在威权主义国家也是很难实施的。
众所周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代价包括：自然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贫富两级分化、官民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生活环境污染、生活压力巨大、社会不公和司法不公普遍、假冒伪劣猖獗、民意表达受阻等等。虽然代价如此之大，但是社会上的权势阶层却很难感受到，相反，他们更多感受到更舒适的服务、快捷的交通、发财的机会和受人尊敬的表象。承担这些代价的底层民众，比如2.6 亿农民工是不会赞同所谓中国模式的，但可惜他们根本没有表达的机会。
即便是这种表面上的不公正的繁荣，也即将在中国走上尽头。随着房地产泡沫逐渐走向破灭，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将显露出来。那些短视的暂时的经济增长兴奋剂，比如巨额的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只能用一个新的更大的泡沫弥补之前的泡沫，但这些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2014 将是一个痛苦的经济紧缩时期的开端。
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这些基本政治价值观。但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把它们打上西方的标签，不承认这些价值可以适用于中国人。反对普世价值的人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国不推行这些西方价值反倒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经济成功。
依照上面的分析，如果把促进中国经济长期迅速发展的因素进行归类，就会发现那些长期有利的因素是和普世价值融合的，而那些短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和普世价值抵触的做法，从长期来看一定也是阻碍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比如，最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而市场经济一定是在法治的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市场的前提是保护财产权和交易的自由权。靠着赤裸裸的剥夺，政府或许可以一时促进GDP 的数字增长，但是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不但丧失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且为财富的毁灭埋下了火种。
不承认所谓中国模式，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没有任何特色。中国人喜欢勤俭节约致富，比如欧洲的餐馆或商店到周末或假期往往休息，而中国人的餐馆或商店如果真能赚钱会24小时营业。中国传统形象里不乏有守财奴式的人物，其实像犹太人一样，中国人善于储蓄和投资并且不爱借债。这些文化上的因素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能经受住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是只有根据普世价值建设成民主国家，中国人的优点才能发挥出正面的作用。在剥削和压迫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勤劳不过是劳动者更多的被压榨。中国人善于储蓄也不过是为通货膨胀更大程度的买单。
普世价值之所以普世，就在于它们根植于普遍的人性。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以及对健康、舒适、友好、尊重的需求。而且人们的自然智力也不分种族不存在优劣之分，都是趋利避害的高级动物。正是这些共同的人性使得人们经历数千年的人类社会之后，总结出普世价值的经验。当然历史上也产生过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分支，但他们都被人类经验淘汰了，只有自由民主才是正途。
以色列有句谚语：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威权统治、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急剧恶化、腐败无处不在等等现象都不是特有的，都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也绝无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地球之外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