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藏问题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那天，听到旁边的几位白领正在议论最近发生的拉萨事件，对话大致如下：西藏人真是“拎不清”（沪语“不明事理”的意思），那个穷地方，给了他们那么多钱，还要闹什么事？真的独立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解放军进驻西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和平解放，是1951年，为什么达赖喇嘛离开中国是1959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达赖分裂集团是在同新中国政权直接打了八年交道之后，才决定分道扬镳，这说明了什么呢？他们无言以对。

我甘冒浅陋虚荣之嫌，告诉他们，我父亲是当年作为工兵进藏的共军之一。一边修路一边进军西藏，当然是最早、至少是较早进藏的共军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到遇到过什么反抗。就我所知，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西藏人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企图，他们对归属一个外面的政权并没有心理障碍。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在高寒缺氧、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那种淡然世俗享乐，重视信仰，关注来世，充满宗教情感的生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懂得这个道理并予以尊重，因此，西藏人同他们相处都比较和睦。但是，毛泽东却不同。这位因无知而无畏、“数风人物还看今朝”、把庄子的逍遥博大都理解为霸气的“天才”（毛诗：“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有着被康德称之为“僭妄”的自大心理，他“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要让西藏在名份上归顺自己，还要建立公有制，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总是试图占领人民的心灵，要管人家的“精神修养”，还要到人家的“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这就突破了西藏人文化心理的底线，这样，作为西藏人的精神领袖，选择出走不就是必然的吗？我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说明是文化入侵最后威胁到了西藏的稳定。当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是具体部署共军进藏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反对一些人增加兵力的请求，向中央建言“进藏遇到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不难理解，邓在当时的语境中说的“政治”，其实就是文化碰撞和磨合。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关键是妥善处理文化宗教方面的问题，就能搞好中共政权同西藏原政府的关系，不必持重武力。

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威胁，就不会有达赖的出走。现在的官方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试图淡化达赖出走同西藏“民主改革”的关系，说是由于达赖的出走才导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这种辩解实在苍白无力，试想，当时拥有“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军队的骄兵悍将的当局，承诺的并不是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而是暂缓改革；而就在那几年，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如火如荼，那是怎样一番急风暴雨般的景象，达赖难道不知道？难道可以心安理得等待即将到来的“改造”？

当年的左倾狂热对西藏人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威胁，是造成达赖及其西藏上层集团大多数人出走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连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都有所认识），因而，直到今天，达赖还在向国际社会公开谴责“中共在西藏搞文化灭绝”，并因此赢得极大同情。其实，对于这种谴责，中共过去的宣传倒不大在意，因为当时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输出革命”都是一种高尚行为，何况用先进文化去改造落后文化，有什么不好？只是由于自己这半个世纪的治理乏善可陈，才不得不放弃傲慢的“文化优越感”而另找托词。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几个白领，他们的问题同样出在无法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西藏问题。他们以为，物质上给了你那么多，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呢？且不说中央政府是不是给了生活在底层的广大藏族民众那么多，即使给了那些物资，难道就足以使他们在心理上归顺吗？

那些白领不理解西藏人的固执，不仅仅是当局的片面宣传，还因为他们不懂得信仰的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群。那一年，在青海的塔尔寺，我亲眼看到一位老牧民一家三口：他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儿子，在那干凅的荒原上从千里之外的牧区徒步走来，就为要在这里上一柱香。在我看来，这些淳朴憨厚的虔诚牧民在这里显示出的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力量，更是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因为他们具有超越物欲和肉体的精神境界，而所追求的是千百年来代表着“至善”的那个形象而非世俗的幻觉。

那些白领不理解西藏人的固执，还在于他们不懂得文化的巨大而深厚的凝聚力。这也难怪，我历来认为，我们所属的这个“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用于谈判和宣传的政治术语，顶多不过是一种幻觉，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文化认同感、依靠暴力维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群。在我所阅读过的世界史中，我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哪一个自称为作为一个“民族”的管理者，他们总是乐意用强制甚至暴力来处理同胞之间纠纷！

我们不懂得文化的力量。难怪直到今天，在主流媒体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唱赞歌的于丹教授们所诠译的中国文化，也只不过是一些接人待物的雕虫小技，顶多延伸到功利层面的伦理秩序。这虽然比那些一讲到中国文化就想到中国菜肴的人进步了一些，但仍然难免“没文化”之嫌。因为，同对一般人的要求不一样，一个学者应该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认识乃至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照。我们常常说文化人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如果真是这样，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认识乃至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照就是良心的来源和支撑，因此，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所谓文化人，怎么可能有良心？

可悲的是，管理那群白领的当局同样没有文化。由于没有文化，他们总以为达赖喇嘛倡议的基于“非暴力”理念的谈判、合作请求必定是一个阴谋，不了解一个基于坚定信仰的人的内心坦诚，更不懂得基于信仰的非暴力的高贵价值。

由于拒绝同达赖喇嘛对话，今天，当局终于直接面对新一代藏人的激烈反抗。在我看来，此次镇压留下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揭开了当局同新一代年轻的西藏人公开大规模武力对抗的序幕，冤冤相报，慢慢品尝这个苦果，就是傲慢而愚蠢的代价。

200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