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总政治部印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宣传教育提纲》，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决策指示，可以视为中国军方政治发展新动向。
习近平宣示铁腕阻击“和平演变”的政治决心
中共军队内部曾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也即 “新30条”。该“补充规定”禁止军内日趋突出的下列活动：私自参加团体组织，参与宗教活动，如基督教和法轮功活动；私藏、传播有所谓严重问题的政治资讯；发表反对党绝对领导的文章和讲话，要求“军队国家化”；参加社会上的游行示威，串联上访等等。这些禁止性的规定，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了军内并非铁板一块，军人要求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和平演变”的倾向，已伴随着社会民主化呼声的高涨，也在军内暗潮汹涌。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宣传教育提纲》是对“新30条”的最新解读。它要求“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做到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提纲同时强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大局观念，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坚决抵制混淆视听、干扰改革的错误言论，不乱发议论，不听不信不传小道消息。”该提纲特别强调了“坚决防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毋庸置疑，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能找到自由主义理念与具体实践。在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永久特征的社会条件下，一个由自由而平等、然而却又信奉着多元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理想的现代公民所组成的民主社会，如何能够保持其长治久安?罗尔斯给出的回答是，现代民主社会必须且只能建基于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其长治久安才有可能。以此理解，政治正义是每一个公正合理的国家所必须建立的政治基础，它首先确定公民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优先性，然后再通过社会的基本制度设置和安排，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社会实际状况的不平等，以寻求社会“基本善”（利益、权利与义务等等）的公平安排或分配。由此可见，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政治正义”。这也是当今国际社会不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的轴心。
中共军队在当前形势下，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发表“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宣言，是将军队直接推向中南海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亮剑的前沿阵地。这不仅反映了当今中国权力争斗局势的严峻，更揭示了习近平铁腕阻击“和平演变”的政治决心。
与邓小平“反自由化”一脉相承
一九八七年，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就被指责支持自由化而被迫下台，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成为后来演变成“六四”事件的全国性学潮的直接导火线。如今，胡耀邦虽在党内已部分恢复名誉，却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胡耀邦在意识形态方面解放思想的一大贡献，就是支持引进了宣扬自由主义的西方著作，是站在中共党魁角度上接受普世价值的最早推动者。这种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请进中国的直接结果，就是涌现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等理念，“政治自由主义”也即被邓小平称之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种思潮，激怒了一心要给中国“改革开放”套上“四项原则”龙头的邓小平。为此，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约谈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杀气腾腾地直指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保护层”。邓说“上海的王若望等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此，胡耀邦当时的态度十分明确：反对用“反自由化”和“清污”整人、打棍子。时隔一天，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此次谈话。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上午，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背着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
其实当年“反自由化”与今天反普世价值，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习家军”做出新的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两不”宣言——坚决抵制干扰军改错误言论，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其政治立场已经向世界宣示的非常明确了
莫对习近平真实意图曲解误读
习近平接班一年来，显露出越来越明确的左转倾向，崇毛、拜毛言论不绝于耳，多次提及前苏联倒台教训，要时刻警惕颜色革命，抵制宪政民主，表示其一党专政领导地位与利益不容挑战。党媒《光明日报》去年就高调刊登了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少将的文章，题目是《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此文呼应习近平接受苏共倒台教训，强调今天的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殊死的意识形态争夺战，这一争夺战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犹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出兵到朝鲜半岛支持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美两军在朝鲜的上甘岭进行的你死我活争夺战。为此，习企图在拒绝普世价值、“公开财产”的制度制约前提下，以毛泽东式 “党性教育”、“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整风反腐，维持正统地位。他一向高捧人民，却神化中共；高谈宪法，却避谈宪政；高调反腐，却不反专制；高喊权力监督却不权力分立；高声政改，却不党政分开。习近平以“党性建设”，回避“宪政建设”；以“转变党风”，取代“转变制度”，提及反对特权，却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一些海外媒体一再曲解习近平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宪政梦”，岂不知习近平的捍卫的党制《宪法》的实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眼下，不少舆论认为习近平是在“打左灯，向右转”，这是对现象与本质的倒置，是对习近平真实意图的误读。对习近平来说，改革仅仅是发展其统治利益的手段，保守“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才是目的。其实真实的习近平，是在“打右灯，向左转”。为此，今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到拜红色圣地西柏坡，并在座谈会上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要“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这可视之为习近平代表太子党集体权力世袭，向社会发出“奉天承运”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个三十年”红色道统的政治宣言。
武装力量被推向国内政治第一线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起，习近平就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等权力集中到自任主席的国安会权力机构，开创了习近平将武装力量被推向国内政治第一线新模式。如今，习近平经济上要巩固、发展一党专政；政治上要领航、掌控一党专政；社会管制上要保障、维稳一党专政；外交上要强化、宣扬一党专政；军队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严防政治自由主义。为此，习近平年前特别亲自到武警部队视察，要求所有武警部队必须绝对忠诚，“要深刻认识当前维稳形势的复杂性和武警部队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很明显，武警部队的作用绝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对内镇压。不少舆论因习近平拿下周永康，认为会改变中国高压维稳模式。然而，事与愿违，中共新设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正在把中国暴力维稳推向极致，已对胡温时代主调和谐，安抚加打压的维稳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开始了大肆震慑、大张旗鼓地宣传武装力量“亮剑”、“刀把子”的专政维稳。
2014年7月31日，习近平再次对部队强调，要铸牢强军之魂，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如此锋芒毕露地要把由他绝对领导的、包括武警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推向了国内政治斗争的第一线，真是有心要做一个能挽救前苏联红色帝国命运的“真男儿”。甚至对“一国两制”的香港“和平占中”运动，也开始使用武力威胁潜台词。
军队“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内在玄机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在契约下公民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这是根基于相信个人会采取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行动上。政治自由主义给予所有成人公民选举权，无论性别、种族或经济状况。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并支持自由民主制。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一党专政框架下的太子党保守“红色江山”的世袭特权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所谓的“太子党”，指称的是一种红色权力血统势力与利益固化的政治现象。习近平接班不久，在为其父亲习仲勋举办了百年寿辰纪念会上，刻意在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下，笼络太子党各方人马，借死人为活人贴金。这次会议，中共革命元老的“皇亲国戚”，各家子弟纷纷到场为新君站台，但名额有限，最后确定“每家只派一个代表”，除官方代表外，至少有过百太子党出席，习近平也以“家属”身份参加大会，更加重了他们“八旗子弟”似的太子党聚会接班色彩。
在当下官方一再渲染的“中国特色三自信”政治现实中，“老革命”的子女借助于父辈权势，继续掌权或以经商为名不择手段地掠钱、洗钱、捞钱，甚至欺压百姓，这已成为当下中国越来越腐败的一种现实。当今反腐很少涉及太子党们。这些年来，国家领导人子女被突击提干，越来越多地盘踞中央各政要和经济权力部门，特别是军界，查查新提的将军背景就一目了然。
网上曾流行一份“中国大陆高官子女”名单，在册收录了大陆高官子女多达七百多人的佐实材料。 近年来，随着太子党在党政军部门的不断崛起，中共红三代、红四代，都已层出不尽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其中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叶剑英的叶仲豪（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的官员任命，标着中共红三代、红四代相继登场。
在此背景下，中共军队要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赤臂上阵，做出“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宣示，维护的正是太子党权贵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习近平亲自发起的新舆论斗争，围剿反普世价值与宪政民主，强调“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的玄机，就在于恐惧其权力与利益受到制约与监督，担心动了太子党们不用“票决”就可以一代一代传承的“权力奶酪”。
习近平宣示铁腕阻击“和平演变”的政治决心
中共军队内部曾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也即 “新30条”。该“补充规定”禁止军内日趋突出的下列活动：私自参加团体组织，参与宗教活动，如基督教和法轮功活动；私藏、传播有所谓严重问题的政治资讯；发表反对党绝对领导的文章和讲话，要求“军队国家化”；参加社会上的游行示威，串联上访等等。这些禁止性的规定，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了军内并非铁板一块，军人要求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和平演变”的倾向，已伴随着社会民主化呼声的高涨，也在军内暗潮汹涌。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宣传教育提纲》是对“新30条”的最新解读。它要求“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做到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提纲同时强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强化大局观念，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严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坚决抵制混淆视听、干扰改革的错误言论，不乱发议论，不听不信不传小道消息。”该提纲特别强调了“坚决防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毋庸置疑，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能找到自由主义理念与具体实践。在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个永久特征的社会条件下，一个由自由而平等、然而却又信奉着多元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理想的现代公民所组成的民主社会，如何能够保持其长治久安?罗尔斯给出的回答是，现代民主社会必须且只能建基于公平正义的基础之上，其长治久安才有可能。以此理解，政治正义是每一个公正合理的国家所必须建立的政治基础，它首先确定公民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优先性，然后再通过社会的基本制度设置和安排，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社会实际状况的不平等，以寻求社会“基本善”（利益、权利与义务等等）的公平安排或分配。由此可见，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政治正义”。这也是当今国际社会不民主国家向民主国家和平演变的轴心。
中共军队在当前形势下，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特别是“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发表“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宣言，是将军队直接推向中南海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亮剑的前沿阵地。这不仅反映了当今中国权力争斗局势的严峻，更揭示了习近平铁腕阻击“和平演变”的政治决心。
与邓小平“反自由化”一脉相承
一九八七年，中共开明领导人胡耀邦就被指责支持自由化而被迫下台，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成为后来演变成“六四”事件的全国性学潮的直接导火线。如今，胡耀邦虽在党内已部分恢复名誉，却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胡耀邦在意识形态方面解放思想的一大贡献，就是支持引进了宣扬自由主义的西方著作，是站在中共党魁角度上接受普世价值的最早推动者。这种把西方自由主义思潮请进中国的直接结果，就是涌现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等理念，“政治自由主义”也即被邓小平称之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种思潮，激怒了一心要给中国“改革开放”套上“四项原则”龙头的邓小平。为此，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约谈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杀气腾腾地直指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保护层”。邓说“上海的王若望等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此，胡耀邦当时的态度十分明确：反对用“反自由化”和“清污”整人、打棍子。时隔一天，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此次谈话。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上午，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背着胡耀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
其实当年“反自由化”与今天反普世价值，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如出一辙，一脉相承。“习家军”做出新的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两不”宣言——坚决抵制干扰军改错误言论，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其政治立场已经向世界宣示的非常明确了
莫对习近平真实意图曲解误读
习近平接班一年来，显露出越来越明确的左转倾向，崇毛、拜毛言论不绝于耳，多次提及前苏联倒台教训，要时刻警惕颜色革命，抵制宪政民主，表示其一党专政领导地位与利益不容挑战。党媒《光明日报》去年就高调刊登了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少将的文章，题目是《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此文呼应习近平接受苏共倒台教训，强调今天的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殊死的意识形态争夺战，这一争夺战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犹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出兵到朝鲜半岛支持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美两军在朝鲜的上甘岭进行的你死我活争夺战。为此，习企图在拒绝普世价值、“公开财产”的制度制约前提下，以毛泽东式 “党性教育”、“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整风反腐，维持正统地位。他一向高捧人民，却神化中共；高谈宪法，却避谈宪政；高调反腐，却不反专制；高喊权力监督却不权力分立；高声政改，却不党政分开。习近平以“党性建设”，回避“宪政建设”；以“转变党风”，取代“转变制度”，提及反对特权，却要加强党的绝对领导。一些海外媒体一再曲解习近平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宪政梦”，岂不知习近平的捍卫的党制《宪法》的实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眼下，不少舆论认为习近平是在“打左灯，向右转”，这是对现象与本质的倒置，是对习近平真实意图的误读。对习近平来说，改革仅仅是发展其统治利益的手段，保守“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才是目的。其实真实的习近平，是在“打右灯，向左转”。为此，今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到拜红色圣地西柏坡，并在座谈会上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要“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这可视之为习近平代表太子党集体权力世袭，向社会发出“奉天承运”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个三十年”红色道统的政治宣言。
武装力量被推向国内政治第一线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起，习近平就以国家安全为名，通过党国的高度集权垄断建制，将党、政、军、法等权力集中到自任主席的国安会权力机构，开创了习近平将武装力量被推向国内政治第一线新模式。如今，习近平经济上要巩固、发展一党专政；政治上要领航、掌控一党专政；社会管制上要保障、维稳一党专政；外交上要强化、宣扬一党专政；军队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严防政治自由主义。为此，习近平年前特别亲自到武警部队视察，要求所有武警部队必须绝对忠诚，“要深刻认识当前维稳形势的复杂性和武警部队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很明显，武警部队的作用绝不是对外作战，而是对内镇压。不少舆论因习近平拿下周永康，认为会改变中国高压维稳模式。然而，事与愿违，中共新设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正在把中国暴力维稳推向极致，已对胡温时代主调和谐，安抚加打压的维稳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开始了大肆震慑、大张旗鼓地宣传武装力量“亮剑”、“刀把子”的专政维稳。
2014年7月31日，习近平再次对部队强调，要铸牢强军之魂，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习近平如此锋芒毕露地要把由他绝对领导的、包括武警在内的所有武装力量都推向了国内政治斗争的第一线，真是有心要做一个能挽救前苏联红色帝国命运的“真男儿”。甚至对“一国两制”的香港“和平占中”运动，也开始使用武力威胁潜台词。
军队“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内在玄机
政治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社会和制度的存在便是为了推进个人的目标，而不会偏袒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在政治上自由主义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在契约下公民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这是根基于相信个人会采取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行动上。政治自由主义给予所有成人公民选举权，无论性别、种族或经济状况。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并支持自由民主制。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一党专政框架下的太子党保守“红色江山”的世袭特权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所谓的“太子党”，指称的是一种红色权力血统势力与利益固化的政治现象。习近平接班不久，在为其父亲习仲勋举办了百年寿辰纪念会上，刻意在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下，笼络太子党各方人马，借死人为活人贴金。这次会议，中共革命元老的“皇亲国戚”，各家子弟纷纷到场为新君站台，但名额有限，最后确定“每家只派一个代表”，除官方代表外，至少有过百太子党出席，习近平也以“家属”身份参加大会，更加重了他们“八旗子弟”似的太子党聚会接班色彩。
在当下官方一再渲染的“中国特色三自信”政治现实中，“老革命”的子女借助于父辈权势，继续掌权或以经商为名不择手段地掠钱、洗钱、捞钱，甚至欺压百姓，这已成为当下中国越来越腐败的一种现实。当今反腐很少涉及太子党们。这些年来，国家领导人子女被突击提干，越来越多地盘踞中央各政要和经济权力部门，特别是军界，查查新提的将军背景就一目了然。
网上曾流行一份“中国大陆高官子女”名单，在册收录了大陆高官子女多达七百多人的佐实材料。 近年来，随着太子党在党政军部门的不断崛起，中共红三代、红四代，都已层出不尽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其中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叶剑英的叶仲豪（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的官员任命，标着中共红三代、红四代相继登场。
在此背景下，中共军队要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赤臂上阵，做出“严防政治自由主义”宣示，维护的正是太子党权贵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习近平亲自发起的新舆论斗争，围剿反普世价值与宪政民主，强调“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的玄机，就在于恐惧其权力与利益受到制约与监督，担心动了太子党们不用“票决”就可以一代一代传承的“权力奶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