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西藏动乱，最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即是西方与中方的互相攻击、抹黑与信息封锁。结果，自然是使两文化圈之间的隔阂与芥蒂继续扩大。

　　从北京当局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除了台澎金马之外，国家已彻底排除了外力的直接干预，实现了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此期间，尽管经过美、苏两大集团的先后围堵、压迫，以及1989年后的国际孤立，但依旧能够取得快速发展、提高综合实力。往后，无论是危机如何险恶，只要万众一心，凭借现有国防力量，前途必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至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则认为凭借民主、自由、人权、文化、道德、经济、科技的优势，既能收拾华沙集团，既能重新安排后冷战秩序，更不担心有朝一日让中国屈服。

　　不言而喻，继伊斯兰世界相继瓦解、摆平后，中国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将无可避免地成为下一轮博弈的主要内容。不论孰是孰非，中国面对着严峻考验。

　　如果仔细观察中西两方所施用的手段，不难发现均在努力左右各自的民众，同时也都不顾事态的具体演变，顽强地依照预定部署，全力发动其宣传机器。由是，给人留下一个“两条平行线永不交集”的印象。

　　以游行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为例，无论幕后筹划人为何方神圣，都期待着中方重复六四事件的血腥镇压。嗣后，即便发现中方出奇的克制，却已无法变更预先协调好的一致口径，甚至不惜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罗织伪证。这种宣传手段固然由于新闻封锁，无法让国内同胞亲身体验，却至少使海外华人与留学生感到震撼。过去，许多人认为西方不过是出于不同价值观，对中国政权持有敌意；如今，却意识到他们反共之外，还多少带有反华的战略意图。就此结果而言，西方的表现固然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与恶感，也促进了海外中国人的凝聚与团结。

　　就中国一方，保安力量的彻底失责非但令人乍舌，从大量录像拍摄方所体现的沉稳与见死不救的冷酷，也令人察觉到“克制”后面隐藏的苦肉计。显然，中方原期待通过确凿证据的展现，一来改善中方的形象，又可顺势把达赖喇嘛一棍子打翻在地。出乎意料的是，西方宣传机器却不顾青红皂白地对中国进行无情围剿。西方社会的反应，确非中方所能预料。将达赖喇嘛指控为“幕后指使人”的策略既已制定，也不可能有任何转圜余地。

　　事发不久，达赖喇嘛即声明“如抗争活动继续失控，将辞退政治职务”（大意）。该变化也大大出乎北京政府意料之外。达赖喇嘛的声明，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早自九十年代他放弃独立诉求、主张和平抗争手段之后，他在流亡政府的地位已经为少壮激进分子所架空，因此他对此次抗争活动根本失去任何控制能力；其次他所坦承的“失控”，正好给颠倒是非的西方媒体一记响亮耳光。

　　从另一侧面，我们也可从中方对达赖喇嘛的不断指控，得到两个印象：一是，中方宣传管道一口咬定达赖喇嘛“必须承担责任”。这种不经正规司法调查程序的指控，显示中国当局缺少法治素养的积习丝毫不见改善。此外，值得玩味的是，如此强硬态度，多少反映出，当局已给达赖喇嘛安排了一条老死他乡的不归路。至于藏独活动，不妨引用西藏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庆黎18日的一席话：“严峻的斗争现实再次充分表明，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是影响西藏稳定的主要根源，是西藏发展稳定的最大心腹之患，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我们正在同达赖集团进行着一场血与火的尖锐斗争，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如此这般，更是激化西方对中国的声讨，也更加激励藏独分子的抗争行动，由是使得达赖喇嘛进一步边缘化，今后和平解决之途也更加崎岖。

　　就此关键时刻，上星期六马英九的胜选，对稳定中国局势起了巨大作用。否则，一旦藏独、疆独、台独、法轮功、国际势力遥相呼应，即便不致动摇北京政府根基，也至少会吓阻国际资本的部分投资意愿。

　　此次北京当局对国内媒体有关问题的全面控制，也引起广泛的关注。严格控制信息管道固然可以排除异己政见于一时，但势孤力单的官方渠道也成为西方轻易封锁的对象。最近只消拿中、西媒体稍加比较，立即可发现西方媒体发动的是官、民全方位的进攻，而中国的官方声音则细若游丝，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极具讽刺意义的反倒是，海外个别知识分子利用个人资源所制作的录像短片，竟然在网上发挥了政府机器望尘莫及的力量。如此的强烈反差，立即反射了官方的一系列严重缺陷：一是，长期的信息控制往往造成自己的瞎子摸象；二是不带感情、了无人情味的官方论调令人生厌；三是剥夺了国内民众捍卫国家利益的权利与手段。本来，一个能够加强内部凝聚力的难得机会，却眼睁睁地让少数几个网监机构破坏无遗。一个正常的国家，理应让民众加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而不是守护着脆弱的一言堂，任由外界排山倒海的冲撞。

　　这次暴动事件所掌握的巧妙时机，使笔者忆及2003年3、4月之交伊拉克战争胶着期间突然大肆渲染的非典恐慌。如今，值伊拉克战争5周年反战情绪高涨之际，再加上美国总统选举力主撤军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稳居优势时刻，突然再次出现转移焦点的西藏暴乱事件，颇让人怀疑幕后主使人一石数鸟的计谋。尽管，他们误判了中国当局的反应，却也大幅减轻了反战运动的压力。除此之外，也促使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民主党员）匆匆奔赴印度拜会达赖喇嘛，以表民主党反华的心志。

　　中方评论界几乎一致指出西藏事件的箭头指向奥运会。笔者初时也持同样观点，嗣后随着事态发展与观察，却不尽同意。原因是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观之，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使人受害，而是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流亡政府图的是以国际的支持提高其激进策略的地位；达赖喇嘛则效法甘地，维护和平使者、宗教领袖的形象；华盛顿大老则施出浑身解数，试图挽救新保守派即将落选的厄运；至于其它发达国家的媒体与政党，也多借此事件顺势提高声誉与选票。至于西藏问题，如果真的涉及人权与人文关怀，首先应当关注的是5年来相当西藏全部藏族人口的伊拉克400万难民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