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党性压倒人性”生存法，决定了体制内所谓健康力量的存在不过是虚构的春梦。
最近，年逾八旬的老作家铁流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网传是源於他批评意识形态大总管。这当然又是一起因言获罪的迫害，虽然笔者不认同铁流先生诸多观点，但本着“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的原则，我对如此打压言论的行径表达强烈抗议.
道义上的声援固然重要，理念的争鸣与清理也是必须。粗看铁流先生的文章，会发现是一种熟悉的思维逻辑：挺老大，清君侧。熟悉大陆言论界的人都知道，这股思潮颇有代表性，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体制内存在着健康力量，习李新政是好的，只是被一些反改革的人所干扰所绑架，老大们都是好意，坏事都是小人们干的。至於小人是谁，各自又有各自的说法，依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和各种海里的小道传言。
我把这种长期氾滥的言论称之为体制内健康力量幻想症，这种幻想症正是一些改良理论的基础，在密室政治和权力垄断的环境中，这种所谓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存在根本无事实支撑，纯属一些人别有寄託的想当然的自造幻像。这种幻想症在胡温时期曾达到高峰，尤其是温的多次政改讲话极大催生了这种症状的勃发，至今犹记得一些公知为之欢呼起舞的佯狂疯癫状，尔后的残酷现实居然也没有粉碎这些彩色的肥皂泡，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鼓吹一直此起彼伏，在近年新极权高调反腐后又带来新一轮狂欢，哪怕是近千名民间人士被残酷打压的时候也如此，而这些言论常为体制外人士发出，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这种幻想症其来有自。千年以来，中国人的青天意识一直浓厚，其实这是奴隶意识，奴隶总渴望奴隶主的恩赐，哪怕奴隶主的皮鞭一次次抽来。骨子里的青天意识饱含对最高皇权的献媚和无条件雌伏。皇帝总是被奸臣蒙蔽，国总是被奸臣所误，所以反贪官不反皇帝，要“清君侧”，这种奴才贱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古代士大夫那里绵延到当今的知识人这里，借屍还魂。
这种幻想症是一种精神的不诚实和心理的分裂所致。凡是在极权体制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认为体制内会有所谓健康力量，除非你认为体制的自我存续和不断专政是代表着健康力量。显然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极权、后极权还是如今的新极权，都死守一党专政的底线，强力打压普世价值，堵塞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力量的自我成长，扼杀一切符合人性的真与善。以个别所谓领导人的“只言片语”来揣测动向，靠小道消息来判断政治走向，对密室政治的派系博弈进行过度解读，自以为是的认为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野，幻想出一个符合自我理论预设的极权内部分化图景，反此种种，不仅是智商上的愚蠢，更是道德上的败坏，是知识人人格的双重分裂。
体制内“党性压倒人性”的生存法则决定了体制内所谓健康力量的存在不过是虚构的春梦。体制内当然存在着一些懂得社会潮流的所谓“明白人”，但这些明白人面对党文化和党的核心利益时，毫无可能性存在空间.他们最多扮演一个言行不一的人格分裂症而已。一旦有跃出体制框框的行为和露头的想法，就会遭到体制毫不留情的清洗、驱逐或者边缘化。期待体制内的所谓“良心起义”是对体制内人格的移情投射和不切实际的梦语.
於建嵘是跟官员打交道最多的学者之一，据称近年来给几十万各级官员上过课，我曾当面问过他：那些官员听你讲完法治民主后会有作用吗？他无奈的摇摇头.我说：他们可能会在课堂上为你某些话鼓掌，回去后该干嘛就干嘛，该贪腐就贪腐，该打压异己就打压异己。如果不这样，他们无法维持自己在体制内的生存。体制的路径依赖和邪恶惯性是踰越於任何个体意愿的，列宁党的本性决定了体制的非人性存在，这种存在是扼杀良知鼓吹谎言的灵魂绞肉机.
当大陆的一些改良派们叫嚷体制内健康力量时，体制却一次次挥动着铁拳砸向民间，尤其是新极权的这一年多时间以来，有目共睹的对言论的扼杀，对新公民运动的迫害，对维权人士的持续拘捕，以至於最近，连立人图书馆这样的草根民间公益平台都要取缔，而支持新君要清君侧的老作家铁流竟然也被刑拘，梦呓健康力量的人面对的是一次次打脸而依然贩卖虚假希望，其精神可称得上是不折不挠，而其心志可称得上是愚陋不堪。
主张改良者无法解释统治者残酷的扼杀民间的黑暗现实，只有制造虚幻而虚假的“健康力量”灵魂附体来为自己自圆其说.这种违反智识的不诚实甚至超过自乾五们的愚蠢，因为愚蠢尚可救，假以时日会聪明起来，而虚伪的不诚实则不可救，套用一句流行语就是：你很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统治者装睡是如此，知识人装睡亦是如此。前者是为了继续统治，后者是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话语权和忽悠空间.说白了都是利益。
体制作为强大的权力机器具有碾压一切人性的兽性，对其作任何人性化的良心想像都只可能是呓语，只会招来体制一次次无情的打脸嘲弄。体制内的那点所谓良知，面对极权的整齐划一的专政格局，根本不可能作为政治变量而存在，只不过是徒留一点精神梦幻，供无力的知识人凭弔而已。
1980年代三宽论的提出者朱厚泽逝世前曾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我曾在《仅有三宽是不够的》一文中评论道：“就『三宽』政策的出台历史来看，朱先生当时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他试图在体制的坚壁里打开一点点缝隙，然而很快合上的大门及不久之后的杀戮很快就证明了体制的绝不宽容任何异见的本质反动和朽腐。一个体制是否具有自我更新和纠错的活力是判断其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三宽』政策在历史中的灵光一现证明了这个体制从本质上已经丧失了自我修复的功能以及继续下去的存在合理性，后来的苟延残喘不过是历史跟我们这个老大民族开的残酷玩笑。”这个被改良派们引为知音、曾居高位的老人对体制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源於他被清洗后的反思，弔诡的是：体制局内人的经验判断要胜过体制外人的移情想像，行走者看到的风景比想像风景的人更清醒明白。
鲁迅说：要敢於面对残酷的人生，敢於正视淋漓的鲜血。只有把肥皂泡挤掉，才能还世界以本来面目，只有抛弃对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幻想，才能有活在真实中的坚挺，才会有面向未来的清醒，才能开拓民间主体性的可能生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