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报道：西藏问题未获讨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遭批评。
为期四周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次会期以未讨论西藏议题告终。日前，日内瓦“人权论坛”网站的一篇文章即指出，西藏似乎是联合国的禁忌。
前法国“世界报”驻联合国特派员布赫在二十五日发表的“联合国对西藏问题沉默”一文中说，世人将依联合国如何承担对西藏的责任，来对联合国加以评价。
他批评，人权理事会连想都没想要依职权为西藏事件召集一个特别会议。
布赫追溯历史说，从中国一九五零年入侵西藏，到一九五九年血腥镇压藏人抗暴，据可信文件指出，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联合国大会因此在台北仍代表中国的一九六零年代初通过三个决议，要求承认藏人的自决权，并尊重其基本权利。但在北京于一九七一年取代台北之后，所有相关讨论都被封杀。
文中提到两千年在日内瓦的一场记者会上，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闪避相关问题，甚至连西藏一词都没说出口，只用“完美的联合国辞令”说：“我们并非无所不在，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关心我们应该关心的危机”。
布赫并写道，他最近从柯索伏独立的问题，追问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早年关于西藏自决决议的态度，只见潘基文的新闻幕僚扯了扯他的袖子，潘基文于是不发一言。
布赫说，就连人权高级专员阿布尔也只是封口稍为不密一点而已，她在去年十二月的一场记者会中说，世上的违反人权事件有急性的、有慢性的，后者存在已久，让人以为它们已不受关注；但她认为，西藏会持续引起关注，尤其是奥运将届。没想到西藏真的发生了急性的人权危机。
文中并指出，中国官方宣传自称是开发西藏，把藏人描绘为落后不文明，这是“公然的种族主义”，却不曾受到联合国种族主义特别报告员的注意。
▲中央社27日报道：拉萨事件四百一十四人被刑事拘留。
中国大陆西藏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今天表示，三月十四日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发生至今，已有四百一十四名嫌犯被刑事拘留。
白玛赤林今晚在记者会中指出，在这四百一十四名被拘留的人之中，有三十人被批准逮捕。
此外，目前已通缉五十三人，其中六人投案，四人被抓获。
事件发生后，来自西藏内外有五百九十人次举报他人涉案，投案自首两百八十九人，其中释放一百一十人，其他的在调查取证.
白玛赤林指出，大昭寺僧侣今天上午向媒体所说有一百人死亡完全不实，是想颠倒是非，误导国际舆论。
此外，白玛赤林指出，有关这次事件的性质是藏汉冲突、藏回冲突的说法，是没有道理和极不负责任，破坏民族团结，混淆是非的说法。他指出，会有不怀好意的人利用这次事件挑拨藏汉关系，但相信他们没有这个本事。
白玛赤林同时表示，西藏境内外一些份子正在串连，想破坏北京奥运圣火在西藏境内的传递以及登上圣母峰的活动，但西藏当局已经做好准备，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把圣火的活动办得圆满。
▲德国之声：因西藏危机抵制中国？
针对西藏危机，欧盟内部出现了经济抵制中国的动议。据说4月10日欧洲议会讨论西藏局势时，将对有关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世界报报道了以上消息后写道：
“欧洲议会在临时召集的特别会议上已讨论了这一问题。据与会者说，会议一致认为，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暴力行为。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内部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布鲁塞尔以保守党的名义说：\’如果北京中央政府不做出让步，则应考虑所有可能性，从奥运期间举行抗议直到采用政治和经济抵制等最后手段。\’这位起草决议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欧洲议会议员强调，每个公民都有通过自己行为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诸多可能性\’，\’例如奥运时远程投票或抵制中国产品。\’
但欧洲的消费者很可能一下子陷入狼狈境地，因为现在许多产品来自中国，在德国有纺织品、玩具、蜡烛和为汽车轮胎打气用的压缩机等非日常用品。如果欧盟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其后果将是部分商品价格急剧上涨。”
在德国联邦议院，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普夫鲁格要求德国大企业与联邦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商定货物名单，如果北京继续执行强硬的西藏政策，就对中国禁运以上货物。此言一出，遭到了德国经济界的同声反对，商报报道说：
“德国经济界人士以明确的语言警告说，不要因为在西藏政策上有争议就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德国外贸联合会会长波尔纳说，\’单方面的经济制裁不是促使中国做出让步的合适手段\’.德国工商业联合会大会主席万斯列本也认为，当前形势下，不应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由于向中国出口产品，仅德国高科技领域，就有二十万个就业岗位得以存在下去。
虽然柏林的政府代表宣称，绝没有采取经济制裁的想法，但工业界指出了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一些做法。甚至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明令禁止与伊朗进行的交易，联邦政府在出具出口担保时也拖拖拉拉。
中国对德国工业具有比伊朗大得多的经济意义。活跃在国外的德国企业中，三分之一准备今年在中国直接投资。此外，中国进口的机动车和汽车零配件有30%来自德国，其它国家很容易取代德国向中国供货。万斯列本说，对中国经济制裁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就象其它一些例子表明的那样，也许反而会加大政治问题。”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国称网民自发建网站批西方媒体。
中国政府表示，西藏发生骚乱之后，中国出现的一批专门批评西方媒体歪曲报导西藏问题的网站是中国网民自发的产物。与此同时，有评论人士认为，政府的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相信。
西藏以及中国西北一些藏人聚居区3月中旬发生骚乱之后，中国政府对有关西藏的新闻报导实行了更加严密的控制和限制。中国国内的新闻媒体只能转载转播官方权威的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境外媒体前往西藏采访报导实行严格限制。
*外界媒体抱怨*
外界媒体以及中国境内许多人抱怨，中国官方权威的新闻机构对西藏问题的报导非常粗略，人们至今无法确知西藏发生骚乱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出现一批网站，强烈批评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导不负责任，违反职业道德。
星期四被问到这些专门批评西方媒体的网站是否得到中国当局支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近期出现的这些“民间网站”完全是中国各界民众对西方媒体不负责任、违反职业道德的一种自发的谴责和批判。
*秦耕：中国政府说法不符合事实*
中国评论家、网络作家秦耕说，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中国的网络媒体是自由的，不受政府控制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秦耕说，中国的网络媒体从出现的第一天起，政府执政党就对它拥有生杀与夺的大权。
秦耕说：“中国没有一家互联网网站可以自称是独立的。它们完全是在官方的掌控之下生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家两家、甚至所有的网站都出来一致声讨谴责西方媒体，我觉得都不奇怪，只要官方需要。”
*公众难判断*
秦耕表示，中国官方以及至少得到中国官方默许的网站强烈批评西方媒体对西藏报导不实，充满歪曲，这些批评是否属实，中国的公众也难以判断。他说：“第一，西藏发生的事只有官方一家的媒体在报导。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媒体报导可提供参考，(因此)对官方一家的报导没法作判断。官方的报导也不是同步报导的，也是事件发生之后过了若干天之后才报导的，就像制作出来的节目，而不是现场实时报导。最早的事情发生在3月10号，最严重的事态发生在3月14日。而我从官方媒体正式看到对这个事件的报导已经是在3月19日以后了。”
本星期，中国官方组织了第一批十几位境外媒体记者前往西藏。美联社记者从拉萨发出的报导说，中国当局对在西藏的这些记者进行经常的监控甚至跟踪。在西藏期间，记者询问在西藏的压迫问题以及西藏人举行抗议事件的原因以及事件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有关官员拒绝回答有关问题。
▲德国之声：谁是3－14受害者：部分奥德媒体开始“倒过来”看西藏事件。
今天（3月27日），大多数德国媒体突出报导藏人对拉萨记者会的冲击和大声的抗议。但是，也许是境外媒体入藏起了作用，也许是中国广大网民的抗议引起了震动，从昨天开始，奥地利和德国的一些媒体已经觉得，单方面听流亡藏人和亚洲自由电台来源的话，恐怕是有问题的。比如奥地利“新闻报”说：在3月14日，西藏暴民“不是受害者而是凶手”。德国之声记者现将几份主流媒体的报导摘录如下。
奥地利“新闻报”：3月14日西藏人不是受害者而是凶手
奥地利最有权威的大报新闻报（Die Presse）3月27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靠愤怒不能解决西藏危机”（Mit Zorn laesst sich die Tibet-Krise nicht loesen）的文章。文中说：
“许多西方媒体乐意引用流亡西藏人的话，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跟中国宣传的陈述同样是应该进行审核的。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利于中国人的严重倾斜：于是他们更大声地抗议西方无耻地制造新闻，对他们作不公正的待遇。
“事实上，在最初的报导中人们乐意去忽视：在3月14日拉萨的暴力事件里，是中国汉人和穆斯林少数民族被西藏人在街上追逐，打死，烧死，他们的商店被摧毁。少量在当地可以搜集情况的独立的记者没有看到中国军队在这一天对暴动者开枪的情况，却看到中国红十字会的人员和消防队员受到攻击。此间被普遍认为是和平行动的西藏人在暴乱的这一天实际上不是受害者，而是凶手。”
但是，新闻报继续写道，“仇恨和愤怒对政治来说不是好顾问。北京对该事件至今的反应，增派军队去动乱地区，封锁寺院，加强宣传，这些证明，中国政府对爆发暴力行动的原因根本不想知道。”“最近的西藏起义不是所谓达赖喇嘛策划的。温家宝总理上周的相应论断至今还没有拿出证据来。”
奥地利“标准报”：不能忘记在拉萨被杀害的汉人
奥地利著名媒体“标准报”（derStandard）3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藏和二手新闻制作的灾难”的文章（Tibet und das Elend des Secondhand-Journalismus）。文中说：
“全世界目前用鄙视的目光看着中国，经常在考虑是否抵制奥运会。就象在去年缅甸暴力镇压佛教僧徒的抗议时那样，人们认定了导致事态和暴力行为扩大的罪人。在媒体受众脑子里充满了这个想象：中国士兵用暴力镇压了西藏僧众的和平示威，有100多个西藏人死于对人群开枪的占领者的子弹下：一场屠杀！
“这个设想主要基于生活在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者和忠于美国的电台\’自由亚洲\’提供的版本。这两种版本被此间媒体反复引用，而没人提到，这两个来源同样不是中立的。”
但是，该网继续写道，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不把两个冲突涉入者和显然具有宣传性的媒体如\’自由亚洲电台\’的描述考虑在内，要把事件描述出来却是非常难的。这个情况下，严肃的新闻来源是有声望的报纸的正在当地的记者，而不是来自二手或者三手的\’信息\’.直接在场的是英国经济学人的记者，而他的描述在关键点上跟大多数来源于二手或三手的信息的报导版本截然不同。”
这篇文章陈述了经济学人记者和德国时代报记者花久志（Blume）报导的内容，比如被打的是汉人，而中国军警相当节制等。然后写道：“今天有个西藏人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他观察了起义情况：
“他可以把当时情况描述得非常详细，表达了对中国的充分仇恨。……尽管如此，他说，中国警察在暴乱高潮的上周五没有开枪。他估计，死者主要是汉人，是在他们的商店里被烧死的。
“目前我们没有证实，谁应该对上周五的死者负责。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军警干的。因为整个城市全是穿制服的，当然很容易相信开枪打死人的说法。我跟目击者谈得越多，就越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
他还写道：“基于这样的事件，很难站到西藏人一边。当然，这些骚乱不是为了争取西藏独立。可是只要他们不明确地跟这种暴力行动划清界限，这个\’自由西藏\’行动就不能够得到无限的支持。
“西藏不是缅甸，这些年轻的愤怒的西藏人不是仰光的僧侣。当然中国应该跟达赖喇嘛展开谈判，为西藏人和生活在那里的汉人改变西藏的情况。但在一切对西藏文化特性合理的关心之外，却不能忘记拉萨被暴徒杀害的中国人。”
法兰克福汇报：反CNN网站引起了震动
中国网民推出的反CNN网站（www.anti-cnn.com）今天引起了德国媒体的集体震动，许多媒体引述了一些中国网民的语言，比如把德国媒体比作纳粹时期的戈贝尔式的宣传工具作为大标题。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敌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的文章（Wie man einen Feind erzeugt）。文中说：
“在中国，不仅仅是政府，而且广大民众，如果他们在日常谈话里，或者在网络论坛上说话，从根本上对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愤怒了。他们说，是汉人在光天化日的街上被刺死，打死，或者在他们被放了火的房子里被烧死，西方却说是中国汉人采用了暴力，（西方）站在凶手站一边；西方还反对中国政府让凶手承担责任。西方能够拿出证据来说他们不仅是反对中国政府，而且是反对中国人民的吗？不就是对中国人反感吗？许多博客对西方异口同声的观念表示愤怒，他们甚至用\’洗脑\’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西方。”
此文跟其它一些报导一样，还通报了反CNN网站的网址，介绍了那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写道：“如果双方互相指责、怀疑对方洗脑，被黑手所操纵，那么相互理解就没有一点基础了。”
▲德国之声：看西藏问题媒体战：中国政治改革何不从媒体开始。
一个中国海外草根搞的指出德国等地媒体“错用”西藏事件图片的视频，经一些海外中文媒体的报导后，在中国掀起了大波澜。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报导，德国媒体也作了报导，相关德国媒体还表示了道歉。可以说，在西藏问题媒体战上中国节节败退之后，打了一个“成功”的小反攻。据称YouTube在中国也开禁了。德国之声记者认为，这说明：中国的媒体政策改革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而这正是一个好的契机。
这件事情是怎么走到中国的
名为“西藏骚乱：西方媒体的真实面孔”的中国海外草民制作的录像先是在海外的YouTube创造点击量。德国之声中文网等中国境外中文媒体报导了此事后，这件事传到了中国国内，在中国有关网站上立即引起了数以万计的点击量和数以千计的评论。
今天（3月24日），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无知，还是偏见”的文章，报导了“英国一家广播公司”、“德国一家报纸网站”、“美国一家电视新闻网”“歪曲报导”西藏事件，错用图片的事。这篇官方的中文报导没有点任何一个西方媒体的名，也没有刊登相关图片。
前一天（3月23日），新华社在新华网上发表的英语文章，则明确地点了CNN、BBC、德国柏林晨报、ntl电视台网站等的名，并用了那名中国海外草民搜集的图片。
据了解，这两天，在中国长期被禁的YouTube忽然开禁了（据了解是从3月22日开始开的禁）。
德国媒体是怎么报导的
这件事情只有少量德国媒体作了报导，但毕竟是有一些主流媒体报导了的。
世界报在线只是转载了德新社一篇很短的报导，关于此事就两句话：“外国对西藏严重动乱的报导引起了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和网上论坛的批评。一些媒体被指责歪曲事实。”具体怎么回事，没有说。
焦点杂志在线是在一篇题为“中国知识分子批评中国媒体”的文章的下半部分以不太起眼的方式报导此事的。这篇文章上半部分报导的是刘晓波、王力雄等29名中国维权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内容。在下半部分以“（中国）国家媒体反击”、“所谓错误的图片说明文字”等小标题报导了上述事宜。但这方面的报导是比较详细的，也提到了CNN、柏林晨报、n-tv等被中国点名的媒体的“所谓”错用图片是怎么回事。
只有法兰克福汇报用了一整篇文章来报导此事，标题就叫“中国批评外国媒体的西藏报导”，详细引述了新华社对这些西方媒体的批评。
德国RTL电视台网站和n-tv电视台作出了相关表态。中国新华社这次反应很快，马上就（3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国RTL电视台网站承认对西藏暴力事件报道失实”的报导。该报导说，RTL电视台网站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了这一错误，并对此表示遗憾”。“”德国电视新闻频道N－TV也表示正在对相关报道进行核查。“法兰克福汇报上述文章就此写道：n-tv一名发言人周日在科隆表示，电视台将核查这个指责，”我们认真对待此事，将进行核查。“
德国媒体的“难处”是怎么来的
这件事情，德国没有几个媒体给予报导。但毕竟有几个主流媒体报导了。为什么其它媒体不报导此事，或者只是一笔带过呢？从焦点在线的报导方式可见一斑。焦点在线这篇文章，标题说的是批评中国的事，只是在下半部分报导了这件事。并且用了诸如“所谓”之类的小标题。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这叫避免给人以站错立场、“为虎作伥”的印象。
在整个西方的媒体界，情况恐怕都是类似的。泰晤士报报导过当时在拉萨的瑞士游客等的说法：西藏暴民暴打汉人，甚至可能当场打死；德国明镜周刊在线发表过对时代报驻中国记者布鲁默（Blume）的采访，他说，一个藏民虽然痛恨中国政府，但却说没听说中国军警开枪打死人。这样的报导都没有被其它媒体所转载。如此种种，这种德国、西方媒体的“难处”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观在西方世界是绝对准绳。首先，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有目共睹，但在民主和自由方面几乎没有进展，却也是共识。尽管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执政党却仍然自称是“共产党”。这些都是西方（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大众）无法接受的，也不能为之鼓吹的。在中国与另一种力量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首先想到这一点，以此作为一个标准，同时也是一个记者道德标准的问题。
第二，中国这些年来的许多政治上的行为给西方民众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很明显：严格地控制媒体和言论，而中国的媒体（当然多半是非自愿的）也经常出于“习惯”、“传统”而隐瞒甚至扭曲发生的事情。比如非典、松花江毒流，那时的中国政府和媒体态度毕竟给世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再来个旧话重提：不久前，德国之声译载了法新社关于温家宝总理在艾滋村握的是“演员”的手的报导。中国看得很严重，外交部向法新社抗议，新华社撰文不点名地批评德国之声。然后，法新社作了道歉。是的，法新社那名德国“雇员”的报导方式有问题，他完全可能是“道听途说”。但是，河南当地领导真的没有这样的问题吗？在百度这个有“限制”的搜索引擎的“网页”里，输入“艾滋村”和“温家宝”这两个关键词，就能找到内容相关的报导，而这些报导是中国国内媒体发表的，比如2005年的一篇，标题就叫“河南\’艾滋村\’防艾黑洞：官员连总理都欺骗”，2008年1月2日的一篇叫“河南艾滋父亲不许与总理见面”。中国媒体报导这事，没有引起重视，外国媒体报导了，却看成是污蔑温家宝总理（法新社的报导其实完全是针对地方官员的），而不去认真地调查核实，如果属实，就惩罚或至少警告敢于欺骗国家领导人的地方官员。自由亚洲电台在事后还作了电话采访，也证实有这类事情，并有采访录音。中国这样的媒体政策，如何取信于世人呢？如何扭转世人难以相信的的心态呢？
第三，几十年来西方的“西藏印象”。可以说所有德国人（西方其他国家人可能也是一样的）都有这么一个深刻的“印象”：中国在50年代初“非法”占领了西藏。德国之声德语网日前采访的科隆汉学兼法学家霍尔泽说，西藏是在清王朝倒台后才于1913年宣布独立的，但这个宣布并没有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这一点，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桑特施奈德说，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第四，有一种世界普遍的观念，叫“同情弱者”。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永远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自然而然就觉得应该站在西藏，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中国媒体政策转折的机会
中国终于在媒体政策方面作了一个小小的转折：给YouTube开了禁。仅仅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转折，就已经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成功：至少西方有一部分人对此的“坚信”会不那么“坚”了。但是，这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转变。根本性的转变，德国之声日前的文章里提出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要跟达赖喇嘛见面，谈判；二是在媒体政策上必须有所改变。这里主要说媒体政策。关键词是“由刚转柔”。
首先，尽快向境外媒体开放是当务之急。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西藏事件发生以来，已经有不少西方记者表明了这种职业道德。中国必须相信广大西方记者，相信他们至少大多数不会“胡说八道”。只有他们的报导，才会真正被西方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所相信。而且，趁这个机会，中国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了，这种开放是否应该持续下去，不要局限在奥运年。这对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肯定是好处多于坏处的事情。
第二，对境内媒体和草根媒体也不应该严格控制。中国对国内媒体同样严格限制。西藏事件发生后，云南有关媒体人员对德国之声记者说，关于西藏事件，规定只能用新华社的稿子，连西藏官方媒体的报导都不能随便转载。中国的内外有别在媒体政策方面是十分突出的。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报导就有了别，人民日报的中文报导比较含蓄，不点名，不用图片，而新华社的英语稿则点名而又用图片。这种“内外有别”是不符合人民的“知情权”要求的。“花花公子”奥运开放事件，同样反映了这种情况，只发表在中国日报英语版上。另外，这次中国终于发现，草根的“吵闹”是有好处的了，于是放开了YouTube.希望这种放开不是临时的。同时希望中国能认真考虑一下，对互联网如此严格的控制是否真有好处。是好处大于坏处还是反之。至少，给世界的印象是坏的，也不利于取信于人。
第三，西方媒体的襟怀坦荡也是值得学习的。法新社为艾滋村事情道歉，中国立即大报特报。现在，新华社也超高速地报导了德国电视台网站道歉的事。但是，中国媒体政策的制订者们和媒体的同仁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否也可以从西方媒体的襟怀坦荡，有错就承认中学点什么呢？真能学一点，也有助于自己媒体的可信度。
第四，重视媒体的语言“改革”。刚与柔的矛盾同样体现在媒体的语言上。德国之声日前的文章已经指出，象“人民战争”、“你死我活”之类的文革语言只能给人以坏印象，现在刘小波等人的声明中也提到象“披着人皮的豺狼”之类的文革语言。媒体要靠什么来说话：用事实，用最让人觉得可信的事实表达方式。举个例子，中国说拉萨事件至今有18人死亡。西方的报导就说，中国官方说西藏有18人死亡，西藏流亡政府说是130人。这给人什么印象？也许中国报导里说的18人中主要是“暴民”的受害者，却给西方人一个印象：这18个人是中国镇压的牺牲品。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公布这18个人的名单、照片和死亡情况与经过呢？还是由于严格的媒体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公布了这18个人的死亡经过，那么西藏有关人士可能不得不以相应的130人的材料来证实他们的说法的真实性。不是吗？当然了，如果这事情单独由中国政府宣布，而不是由外国记者参与了解，在可信度上还会是打折扣的。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改刚性。也许这方面在内部有很大的争议。但是，随着奥运的接近，纯刚性的弱点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面对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真的在奥运期间发生些什么，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跟达赖喇嘛谈，开放媒体，实际上是真正明智的选择。
如果作出了开放媒体的选择，哪怕只是局部的，也会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妨就从媒体政策开始。这也由于媒体政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读者evekang的来信：西藏没有“和平示威”。
读了《中国人看西藏》一文，我觉得对于没有在现场经历过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听说而已。
我大学之后在西藏拉萨住过6年，刚好在最后一年(89年，90年)，我亲身经历了那一年的拉萨暴乱。
当时的情景只能用恐怖来形容。藏族暴乱分子的眼光里除了死神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对每一个见到的汉族人（包括穿汉装的藏族人）（注：在西藏，凡是有公职的藏族同胞，平时上班都是穿汉装。只有在重要节日才穿藏装），一概不分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打！烧单车，烧摩托车，烧房子……
暴乱开始后，我们有一个多星期都呆在自己房间里，那时拉萨还没有手机，只能打单位电话与朋友、同事联系。
在西藏没有所谓的和平示威，至少我在当时没有看到！看到的只是一群人在大昭寺附近又叫又嚷，丢石块，砸窗玻璃，砸摊档，打人，然后演变成烧东西，打来维持秩序的武警和周边的汉族人，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喇嘛和藏族人加入，从四面八方涌来……让人感觉很恐怖！
住在当地的藏族市民是没有参与的，正如文章报道一样，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在自家紧闭的大门上挂上白哈达，以向暴乱者提醒：这家是藏族，请手下留情！
今年“3.14”暴乱，我在3月15号打电话给我仍留在拉萨的朋友，他只说了一句话：比那一年还严重，严重多了！我听完这句话心就凉了，很担心朋友的安危，劝他先离开拉萨。
我想说，在拉萨的所有人都会希望拉萨保有以往的那一片宁静，让所有在拉萨的人都享有那纯净空气下的一刻闲静和天堂般的感受。这是所有去拉萨的游客和因为喜欢拉萨而留下的人，还有在那里生活的人都想感受到的。
但是骚乱让这一切暂时消失，有的只是恐惧。不要总是听说，什么和平示威？他们不会只是游行喊喊口号，怎么会有人信这些！
希望西方记者不要靠臆想去写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会让中国人瞧不起的！你是记者，可你没有我知道的多，和知道的真实。亲自出马看看，不要乱写！
FT中文网应该维护自己的真实公平性，别让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乱写，丢人！
▲德国世界报：藏人没有受益于经济增长。
西藏形势恢复正常后，德语媒体中更多文章集中分析了暴乱发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世界报的署名文章引用一名与藏族妇女结婚、多年来定居拉萨的西方人罗佩茨的话写道：
“罗佩茨认为，动乱的原因主要在于藏人与汉人在文化和政治上难以相处，经济状况也起到很大作用。过去几年，罗佩茨亲身经历了西藏经济的快速变化及其对居民的影响。1999年，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开发西部的纲领。如果只看数据，这一纲领在西藏完全获得了成功。但问题是，其中有多少落入藏人的腰包，是否只是移居西藏的汉人从中得到了好处。
罗佩茨相信，\’藏人几乎没有受益于经济增长。\’他们没有进入国家机构网络，几乎不能参与社会生活，只能靠低报酬的工作勉强度日。他估计，普遍打工仔每月只能挣三十至一百欧元，而政府职员每月可以获得四百欧元。“
世界报接着引用了美国克利夫兰大学戈尔德施泰因女士对西藏西南部两个村庄1997年至2006年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说，西藏农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
“许多农民不再用双手、而改用小型拖拉机耕地。电力、手机和卫星天线电视机的使用明显更为广泛。基础设施和学校教育也有了巨大跃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西藏问题专家阿尔特纳女士也持同样观点，她说：\’农村居民都说，他们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但城市的情况完全不同：汉族移民住在这里，藏人与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竞争。伦敦经济学院的菲舍尔调查后说，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西藏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汉人，大多数商店都属于他们；另一方面是教育程度往往很低下的藏人，他们充当辅助工挣钱维持生计。菲舍尔说：\’中国没有任何地方的贫富差距像西藏自治区这样巨大。\’但菲舍尔认为，西藏下层人民的贫困并非对这次动乱起了决定作用，而是因为受到相对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对前途感到茫然。
语言是西藏年轻人的主要问题，官方用语是汉语，但许多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藏人也不能流利掌握汉语，所以甚至农村汉人的教育水平也高于城市的藏族学生。一名藏族妇女说，\’汉人在这里都有好工作\’.两年前，拉萨有一百名学生示威抗议政府分配工作不公。当时公家机关有一百个职位，但当地人只获得两个。”
▲美国之音（VOA）报道：中国称僧侣“捏造事实”但不追究。
中国西藏当局官员说，向外国媒体控诉他们受到冤枉和迫害的大昭寺僧侣“捏造事实”，但当局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打击措施。
西藏自治区政府星期四晚上在拉萨举行记者会，19家由中国当局组织前往拉萨参观采访的境外媒体的记者出席。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介绍拉萨3/14事件的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香港亲北京的文汇报报导，记者会现场气氛平和，但提问尖锐。
在回答为什么大昭寺的僧人说当局不许他们出来的问题时，白马赤林回答说，拉萨3/14事件是由少数寺院僧人挑起的事端，大昭寺的僧人也不例外，所以在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之后，公安机关正在取证调查，僧人不能出来。
*大昭寺僧侣称被禁止外出*
星期四上午，由中国官方组织的19家境外媒体来到大昭寺采访时，突然有大约30名喇嘛和僧侣涌入现场，他们对记者说，自从3月10号以来，大昭寺117名僧侣全部被禁止外出。这些僧人说，当局称他们与西藏暴乱有牵连是“谎言”，有僧侣还高声痛哭。
一位僧人对记者说：“说我们参加打砸抢烧，我们不服”。还有人说，事件和达赖喇嘛也没有关系，他们希望达赖能早日回到西藏。另一位僧人说，记者在大昭寺附近看到的参拜者都是当局刻意安排的：“全都是假的，他们是干部，都是骗人的。”
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白玛赤林在当天晚上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些僧人在记者面前说的话都是不实之词，目的就是要颠倒是非，误导国家舆论。他说：“现在你说我们大昭寺转经的也好，周边的人也好都是政府安排的。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没有安排过。包括大昭寺和现在开放的布达拉宫的转经路，那么多群众在转经，我们可能也安排不过来。”
*当局称拘留414人*
但是白玛赤林说，西藏自治区政府不会对围堵记者，阻碍采访的僧人采取任何打击措施。白玛赤林还表示，当局已经初步掌握了“达赖集团”与3/14事件有关的线索，正在取证，一旦有结果，将会尽快向外公布。他还说，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依法拘留了414名涉嫌参与打砸抢烧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藏人，也有僧侣，其中检察机关已经批捕了30人。白玛赤林说，当局通缉的53人中，已经有六6自首，4人被捕归案。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证实，中国政府已经邀请一名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跟随北京官方代表团前往拉萨视察。美国方面表示，这是中国当局对他们提出的请求所做出的回应。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他认为这是中方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是这位发言人希望，不仅美国外交人员，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也一样，不仅能够前往拉萨，而且还能前往拉萨周边地区。
▲美国之音（VOA）报道：西藏民乱各方谈 援藏能否买民心？
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汉藏冲突虽然已经逐渐平息，但是对于这场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海外媒体和专家各有不同的解读。有媒体认为，中国内地向西藏大量倾注金钱，造成西藏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是造成冲突的内在原因之一。也有专家指出，共产党绝无可能用金钱买来藏民的欢心。若不改弦易辙，西藏早晚还要酿成大动乱。
*自治和民生问题交织*
中国共产党最近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部分原因是害怕不断加剧的贫富悬殊现象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说，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西藏发生的民乱，说明中共的忧虑绝非空穴来风。
三月十四号在拉萨发生的动乱，是围绕民族自治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而不是为了面包。然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在西藏互相交织在一起，很难绝对区分。由于北京大规模的援藏计划和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进入西藏，当地藏人有被“边缘化”的感觉。
*巨额补贴的利弊两面*
路透社援引伦敦经济研究所西藏专家菲希尔的研究，把这种感觉称为“种族排斥”现象。
路透社援引专家菲希尔的话说，“他们对西藏进行了巨额补贴，毫不奇怪，这些补贴创造了经济增长率。但与此同时，这种大规模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也制造出社会鸿沟，以及一种非常强烈的民族偏见。那些汉语流利的藏人以及和汉人关系好的藏人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西藏，大部分地区是人迹罕至的雪山和荒凉的草原。在过去五年来，这个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
北京对经济过热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扩大感到头疼，而这个问题在西藏更加严重。
经济学家说，通货膨胀率在中国达到十一年来的最高点。通货膨胀造成的痛苦，在那些低收入的地区更能够被感受出来。
*西藏在援助下改善 但未脱贫*
路透社援引“当代亚洲”研究所主席西蒙.利都伍德的话说，尽管西藏在中国的援助下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其基本层面仍然是一个特贫地区。
西藏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受到过小学以上的教育，而汉人高达百分之六十。西藏文盲率超过百分之四十。
*汉人得益藏人愁*
路透社援引专家的话说，不管是对还是错，西藏人的想法是，汉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好处，而少数民族则没有像汉人那样。
藏人被边缘化的感觉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得到了强化。批评家说，青藏铁路通车庆贺的是汉人对这个地区的影响。
路透社援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沙克雅的话说，藏人对发生在西藏和内蒙的情况非常在意。大量汉人移民到新疆和内蒙，并在当地定居，逐渐使当地维吾尔人和蒙族人成为少数民族。
*暴民袭击汉家店*
尽管在西藏做生意或开饭馆的汉人很多也是来自内地贫困省份的穷人，但是分析家认为，问题关键在于西藏人怎么看待这些汉人在西藏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次暴乱中很多汉人的饭店和商店被烧或者被砸。
*不改就会出大乱*
海外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芦笛指出，拉萨最近发生的骚乱，证明了中共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的误区，那就是“绝无可能用金钱买来藏民的欢心”。
芦笛警告说，如果中共不改弦易辙，迟早要酿成大乱。芦笛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的办法是趁达赖还在世，赶快把他迎回来，恢复到1959年“平叛”前中央和西藏达成的17条协议规定的状态，借活佛之口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条变成现代黄教的教义。若达赖过世，继任的精神领袖不可能有其深湛的大智慧。
*达赖喇嘛已做最大让步*
藏族女作家唯色日前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指出，达赖喇嘛试图和中国方面谈判，并把要求放到了最低的限度，但是中国方面仍然不加理睬。
“达赖喇嘛一直在做各种努力，试图和中国接触或者谈判。达赖喇嘛已经把自己提出的条件放到最低最低了，他根本就不谈什么要求西藏独立。但是中国政府这边一直不给他明确的答复。反而给人的感觉是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对达赖喇嘛的态度更加严厉。不久前西藏自治区还召开了深入揭批达赖集团的大会什么的。”
*别逼反西藏酿成血海深仇*
芦笛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是“鼠目寸光”，“得过且过，苟安于一时还自以为得计”。他认为，不和达赖喇嘛谈判，最后如果“逼反西藏，酿成汉藏之间血海深仇”，中共将成为 “民族罪人而永垂青史”。
*达赖集团企图绑架奥运*
然而，中国政府对海外舆论呼吁中国领导人直接和达赖喇嘛接触和谈判的说法置若罔闻，近几天反而通过官方媒体，加强反达赖喇嘛的调门，并且抨击达赖集团企图“绑架”奥运。新华社称一定要维护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挫败分裂势力的一切图谋，保障奥运会的顺利进行。
*奥运有助于世界审视中国*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在星期天发表声明，表示国际奥委会相信两万五千名记者前往北京采访奥运会会促进中国进一步开放并把中国暴露在全世界的审视之下。
罗格说，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举办奥运等于让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参与奥运。
国际奥委会最近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认为没有在西藏导致人员死亡的冲突中采取正确的立场。
●学者、评论人士的观点
▲藏族作家唯色发表文章《8年前的预言，来年还将重演》。
8年前，王力雄在拉萨写了《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这篇文章后来传播很广，被翻译成几种文字。其中写了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是中共的热情追随者，在自家耕牛的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召集家中佣人宣讲革命，为此被庄园里的藏人送给他一个“加米”的外号。这位官员告诫王力雄，如果认为眼前正处在高压下的西藏，要比1980年代末的“骚乱”时期稳定，那就错了；当年表达抗议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影响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控制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今天再看2000年时的那段预言，不禁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卷进这次蔓延全藏地的大规模抗议事件的人果然比80年代多得多。不同的是，干部、知识分子和国家职工仍然没有太多的人出头，普通市民和乡下的农牧民却是这次事件的主角。不管是干部、知识分子和国家职工，还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和农牧民，本来都是中国控制西藏所要依靠的力量，却引发这么普遍、这么猛烈、这么难以止息的民怨众怒，恰是因为中共与民心背离的治藏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王力雄写的那位藏族官员是我的亲戚。曾经有“加米”外号的他，后来却被当局认为“民族情绪严重”受到批判和排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么两极的戏剧性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可以肯定不是物质方面的原因。他生活不错，房子宽大，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拉萨的成功人士，可是每次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的转变当然是积累的过程。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转折点——那是在1989年的拉萨戒严时，他上街时忘记带通行证，被拿着枪的军队士兵当作罪犯一样进行侮辱性的搜身和谩骂。受到那样的对待，理由仅仅因为他是藏人，根本不管他是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他，从此他认识到，无论自己如何追随共产党和这个政权，也会因为他是藏人而被当作异己者，不被信任。
今天的拉萨街头，当年那充满侮辱性的戏剧在以同样方式上演。友人告诉我，拉萨街头军警林立。汉人可以自由往来，藏人却要在层层关卡前接受盘查，在自己的家乡掏出身份证或户口来证明自己。藏人聚居区受到围困，全幅武装的汉人士兵闯进每栋房子检查，毫不掩饰对藏人的憎恨。我的朋友亲眼看到他们用铁棍残忍地殴打被逮捕的藏人，尽管那些藏人没有任何反抗。那种毫无必要的殴打是为了威慑藏人吗？的确，围观的藏人只敢用听不见的声音发出悲悯的祈祷。或者说，还是士兵们在为受了惊吓的汉人出气？的确，围观的汉人们喊着“活该”拍手称快。但这样活生生的场面，难道不会让亲眼目睹的藏人们，内心发生像我那位亲戚一样的转变，而且发出同样的预言：在下一次爆发时，起来反抗的人肯定要比2008年多得多？
▲前赵紫阳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发表文章《以和谐为重同达赖喇嘛对话》。
拉萨事件使全西藏全中国蒙受悲痛。凡是经历过历史性悲剧的人，都能理解这种事件意味着什么。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宣布，这是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达赖喇嘛在背后策动的。不过欧洲有位读者投书：“这里没人相信中国政府说的。”
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使人无地自容。这些普通读者不约而同，拒绝信任中国政府的话。他们有自己的经验为根据。
因为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
中国政府严密封锁，加深了人们不信任的根据。如此严密地封锁消息，垄断新闻，如临大敌，总有它的原因。为什么禁止各国媒体和记者自由采访？有什么必要强制正在搜集民意和证据的记者迫离现场？中国的领导人不久前还清醒地宣布过，“权力应该在阳光下运行”，言犹在耳，曾几何时，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迫使当局偏离新闻自由的阳光，非把这样大的事件拿到黑箱中去不可？
和谐就是化干戈为玉帛，不能靠封锁，靠武力。当务之急是和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上上之策。作为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是唯一有望主持达成藏汉和解协议的藏民领袖。
五十年代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青海团结各族人民的经验，和他尖锐批判（以新疆分局书记王震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的发言，都曾深入人心。汉藏关系的突变，罪魁祸首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它给藏人带来了灾难。它也破坏了汉人自己的正常生活。藏汉应该是亲家。斗争哲学才是藏汉共同的冤家。
我不愿意看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车臣式悲剧在西藏重演。现在的中共中央以和谐为使命。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真理和作用。只要中央坐下来和达赖喇嘛对话，拿出大智慧，大决断，大气魄，拉萨事件是可以妥善处理好的，有可能一劳永逸，以藏汉和谐的新起点载入史册。
▲专栏作家许知远发表文章《西藏事件的联想——中央之国心态掩盖了传统真相》。
中央之国的心态与拒绝追问的姿态，掩盖了传统的真相，也遮蔽了传统的延续之路。
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拉萨的藏人骚乱，台湾的大选，过去的两周它们逐一占据着媒体的中心。在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意义的二零零八年，中国政府发现，它不仅是一个自我庆祝的美妙时机，它也同样引发了更多挑战。当中国一心要回到舞台中央时，聚光灯能照耀的不仅是她的辉煌，那些被遮蔽的混乱、不安、躁动也将更鲜明的跳跃出来。
任何人都可以列举出这个国家面临着种种困境。在过去的三十年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但政治形态却保持着顽固的封闭性。它们之间的错位，导致了社会机能的严重失调。所以，春节前后的一场大雪，可以让半个国家陷入瘫痪；一个好莱坞导演对奥运会的抵制，可以引发政府的慌乱和不节制口诛笔伐……
在今年三月的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上，我们看到的仍是不变的刻板面孔、同一腔调的谈话，以至于你要心生怀疑，这样一个政府可以应对这层出不穷的问题吗？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越来越依赖于政治上的灵活反应，再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政治人物与权力机构，将不得不保持足够的警惕与敏锐。敏锐的前提是，政治机构的开放性，权力的被审视与质疑，还有深入的公共辩论所带来的智力储备。
今日中国政治日渐深刻的困境，正是它的智力上的枯竭，它找不到新的思维与情感、新的话语方式，来激发起社会的热忱，为未来的旅程指引方向，赋予意义。也因此，它越来越追逐稳定性，越来越依赖意识形态的灌输，但这又导致了智力上的进一步衰退。?结可以被遮蔽，病发可以被延缓，但它不会自动消失，拖延得越久越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历史时期屡见不鲜，看似强大的王朝、稳定的社会，却在某一时刻突然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民族问题，也经常是这些全面性危机爆发的前奏或是产物。我并非在做拙劣类比，将此刻中国的民族问题，比作昔日的没落王朝。此刻的中国，远比那些时刻强大，它也有足够的力量应对这些冲突。技术的进步与商业的繁荣，正赋予国家机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
我想讨论的是，或许到了一个时刻，我们该更客观的讨论我们的民族问题，西藏与新疆的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表明，物质援助与宣传攻势的效果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好，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还摧毁了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曾是这个国家的创造力与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我记得三月十五日得知拉萨的冲突的奇特心情。我不知该对此做出何种反应。多年以来，对于西藏、新疆、还有台湾问题，我似乎一直保持着躲避。我不喜欢当人们讨论中国时，总是迫不及待的要提及这三个地区，像是把复杂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简化，而且不断触碰所谓的敏感点，像是智力上懒惰与封闭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我得承认我对这三个地区，都所知甚少。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是我自从上学起就接受的最重要的信念。你可以怀疑党派政治，可以质疑政府，但谁也不能反对国家的统一，不能侮辱国家尊严，而分裂是对国家尊严的最大侮辱。而且，我们被灌输了一种想当然的信念，中国的版图一直是如此的辽阔，在近代它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
而中央之国的心态如此牢固，我们经常忘记了，今日中国版图是经历过多少代人的征战、谈判、同化、通婚所致。一直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仍集中在北方，中国文明的演进就像是一群生活在黄河上游的人们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但此后，中国的中心南移，盛产稻米的长江下游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有在中国旅行的经验，就会知道陕西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云南话有着多么显着的分别，这些省份很容易像欧洲各国一样变成独立王国，但是它们却被奇迹般的统一在一起，并对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确信无疑。
但同时，冲突也从未终结。我们经常忘记了，清代那桑叶一样辽阔的中国版图是不断征战的结果，在英国舰队在南中国海出现之前，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把不同的民族纳入其中。汉代、唐代、明代、清代它们的疆域是如此不同，尽管它们都被视作中国。
这样的说法容易招致误会，似乎我有某种分裂主义的倾向。但事实上，不管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因为民族情感，我都难以相信这种分裂的倾向，那些分裂者的主张经常像我们意识宣传一样浅薄、粗暴、禁不起推敲。
我想说的是，拒绝对我们的历史传统进行追问，拒绝真诚和深入的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将难以培养我们对国家统一的真正情感。用意识形态式的态度去捍卫统一性，经常招致更大的反弹。它会演变成无知者对无知者的相互指责与谩骂。
▲流亡在海外的学者何清涟发表文章《以力制人与以利诱人——从西藏事件看中国当局的无德之治》
今年3月10日以来发生的西藏事件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其实都在中国政府意料之中。早在1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就已经高调表示要“严控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按照中国当局一贯的政治逻辑，针对印度流亡藏民组织的“再回西藏”运动的“应急预案”应早已准备就绪。
事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动军队控制局势，严密堵绝消息外泄，面对世界各国的民间抗议与少数政治家的谴责，北京“以不变应万变”。如此“冷静应对”，当然得“归功”于1989年“六四”屠城所获宝贵经验：千招万招，不如“以力制人”这一招。
在中共的执政经验中，自从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困境无过于1989年屠城之后。当时，国际社会虽然纷纷宣布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但中国当局硬着头皮扛过来了，当年就有日本首相来访，继之各国都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经济制裁。时至今日，各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已千丝万缕，如何制裁？制裁之后到底是中国受损还是西方国家受损？更何况西方各国政府要考虑的“民意”不仅有支持西藏的，还有“沉默的大多数”，那当中包含不少国际财团，这些人影响政治的能量远远大于那些抗议中国当局暴政的群体与个人──这是多年来中国以利益引诱国际商界的结果，关键时刻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一策略不妨称之为“以利诱人”。
其实，中国当局对待西藏，也一直在实施“以利诱人”这一招。王力雄在《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一文中谈到这点：“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3倍。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他将西藏人与汉族农民作了个对比，“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与西藏关系最佳的清王朝，历260余年对西藏的“封赏”，按当时价格折算成货币收入，充其量最多与共产党近5年援藏的数量相当。但为什么清朝终其一世，与西藏相安无事，而如今的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却危机迭起，巨大的物质援助只换得藏人的怨恨，最后发展成中国当局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键在于清王朝与中国当局处理对藏关系的谋略不同。清王朝只是要个宗主国的身份，让西藏完全自治，从不干涉藏区内政。而中国当局的治藏之策，几乎就是毛泽东治理汉人区域那种“天翻地覆”的翻版：打乱整个社会结构、消灭一切“反动阶级”（即有产阶级），扶持底层社会部分成员成为统治者。但比汉人居住区略为“宽容”的是：还允许寺庙与宗教的存在，只是要接受政府控制管理，不象汉区那样强迫和尚尼姑道士等还俗，并将大量其他宗教列入“反动会道门”镇压。于是，在汉区的阶级斗争在西藏就成了颠覆藏传佛教文明的民族兼文明冲突。
但西藏毕竟与汉人区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其精神领袖达赖逃出西藏，历经磨难，其理念已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通过他的巨大感召力，让世界广泛同情雪域高原所经受的磨难，“让西藏自由”已成为西方各国随处可见的口号。而毛后的中国当局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治藏之策，只是更多采用物质利益“加抚”，鼓励汉族移民入藏经商。也因此，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等诸种矛盾交汇。最后，中国政府与西藏的矛盾就变成了广义上的藏汉矛盾，每一个汉族人都自愿或不自愿地被迫裹挟其中。
以力制人与以利诱人，在短时期内都不失为有效策略。但只有道德感召力才能使一个国家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以中国当局如今这种无德之治，现在就算以武力再度平息了西藏抗议，而种下的仇恨只会越来越深，难以化解。这方面，还是建议中国政府向美国学习管理波多黎各托管地的经验：每年给波多黎各几百亿美元补贴，但从不干涉其内政。因此，波多黎各人民的烦恼正好与西藏人相反：想成为美国联邦州的正式成员而不得。
▲评论人士梁启智发表文章《西藏骚乱与国际公信》。
西藏的局势仍未平复，媒体的舆论战却愈演愈烈。自从拉萨骚乱以来，网上出现了许多由中国网民制作，针对外地媒体偏袒失实的网页和短片。在大国政治的背后，西藏问题已变成了一场公信的博弈。
回看近日局势的发展，实在叫人担忧和感慨。西藏政府驱逐境外传媒，同时大举搜捕涉嫌参与骚乱的藏民。他们会否得到人道对待和公平裁判，局外人无从得知。对于武警曾开枪镇压的消息，如果属实则更是叫人愤怒。
话说回来，当日在拉萨骚乱中四处纵火、抢掠商店，和在街上袭击途人的暴徒，又是否该受到谴责呢？翻看外地媒体的评论，大多指骚乱是藏民不满情绪的爆发，要负责的该是中国政府长年累月在西藏制造的积怨。
然而以此类推，如果一个人因为儿时曾长期被恶霸欺凌，长大后随意在街上杀人来发泄或控诉不公，我们又会否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那些儿时恶霸的身上？笔者相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会为这人的过去感到惋惜，却仍然会要求把他绳之于法。
网民不满外地媒体西藏报道
从这点出发，即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网民会不满外地媒体的西藏报道。
回看七年前的九一一袭击，固然有外地媒体提出美国也该反省其独断独行的外交政策，但这些评论都是先建基于对袭击双子塔劫机者的谴责。但当相同的外地媒体说到西藏，却只谈中国政府的责任，只字不提骚乱暴徒的责任。面对这样的双重标准，难免会叫中国网民气结。
再看美国的反恐战争，每当主流媒体有所夸张或偏袒的时候，总有开明派走出来直斥其非。然而当相同的主流媒体的西藏报道有所偏差，如在插图中把骚乱的暴力行为剪裁去掉，或把尼泊尔警察镇压的画面说成是中国警察，开明派却完全不闻不问，甚至反过来指摘媒体偏帮中国。面对这样的选择批评，难免会叫中国网民不满。
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得到这样的媒体待遇，其一是因为人权纪录长期以来也是强差人意，其二是政府的媒体策略没有和国际水平接轨，综合起来就是欠缺国际社会中的公信。
然而公信向来是双方面的，这次媒体舆论战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国际社会的进步力量在内地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其公信也因为上述的「虚伪」观感而急速消失。从中国网民的反应可见，最少对他们来说，外地进步力量的正义原来是片面的。
外地评论只声讨中国政府，而不同时声讨骚乱暴徒，最直接的后果并不是动摇了中国政府的管治。相反，这做法加深了内地年轻一代对外地进步力量的怀疑，似非而是地强化了中国政府的权威，更平白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搭台。如果内地的新一代不再认同进步开明，中国的民主进程又如何谈起？如果这些外地评论是认真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的话，结果很可能是在帮倒忙。
批评藏人之前，固然要先从藏人的角度出发；同理，批评中国网民之前，也要先尝试理解他们的想法。到底是该自恃正义而不理受众反应，还是该放下自我寻找对话沟通的大门，这个选择又再一次在进步运动中出现了。
▲评论人士古原发表文章《达赖回藏又如何？》
在中国越来越频繁的示威活动中，坦克常常被政府用来作为镇暴工具，久而久之，坦克在中国的概念，已经不再是战争年代的武器，而成为镇压百姓的工具。尤其是在外国漫画家笔下，无论是讽刺北京奥运，或抨击中国的暴力政治，坦克总是被用来代表中国政府的强权。政府等同坦克，这是“盛世”政权的威风还是尴尬？
早在19年前，邓小平政府就出动坦克来镇压群众的示威活动，那些被坦克压扁的血肉，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后，每逢有示威或骚乱，坦克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从东洲血案，到沙兰洪灾惨案，到现在的拉萨骚乱，都出现这种本该在两军对垒时才出动的庞然大物。这次西藏暴乱，北京的铁血镇压手法一如继往，因而受到国际的强烈谴责，甚至要联合起来抵制今年的北京奥运。而与外国舆论相反的，是中国的愤青，他们平常对同宗同族的同胞受到强拆、强卖（地）、强迫堕胎等等暴力对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却对西藏的暴徒和“幕后黑手”达赖义愤填膺，并群起攻击外国媒体“颠倒黑白”。
其实，没有人赞同拉萨示威中的暴力行为，西方媒体谴责的是中国当局使用武力来回应平民的示威活动。用强力杀伤武器来对付平民的示威活动，不是屠杀又是什么呢？在国外，示威活动是家常便饭的事，有的甚至发展成暴乱，但人家的政府，用的是高压水枪、催泪瓦斯和警棍。他们以制服暴力示威者为目的，而不是以杀人为目的。人家的坦克、航母是用来保家卫国的，不是用来对付平民或暴徒的。
此外，外国媒体崇尚新闻自由，西藏发生那么严重的事情，新闻报道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北京镇暴是正义的，为什么外国记者都被驱赶出拉萨？这不能不引起外国记者的愤怒。这几天，拉萨街头稍微平静，中国请几十个外国记者去参访。这种在中方官员形同“押送”下的采访，跟自由采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官方做足防范措施，但记者们还是听到一些不顾死活跑到跟前哭诉的藏僧的说法。他们说，西藏没有宗教自由、喇嘛被要求诅咒达赖，以及他们向外界诉说这些情况，将会面临严重后果，等到。三言两语，但足见西藏的实情。西藏如此，中国大陆的其他地方何尝不是如此。
纵观藏人反北京的示威，过去不外乎是尼姑、喇嘛们上街喊几句热爱达赖喇嘛的口号，或私藏精神领袖的照片。人家尼姑、喇嘛进庙修身，本来就是冲着达赖这位活佛去的，热爱自己的精神领袖都不给，还叫什么宗教信仰呢。连现在的明星都有自己的一帮粉丝，凭什么不准人家崇拜达赖？这次从示威演变的暴乱，是长期高压的结果。
官方一提到达赖，就众口一词，指达赖是奴隶制的维护者，从前西藏奴隶主如何如何残暴，对奴隶任意砍任意杀。也许从前的确如此，但人家达赖流亡政府50年来，已经脱胎换骨，连达赖都在考虑是否要废除转世灵童的传统，因为选择优秀的人才来接班，会比转世灵童更有优势。反观中国，藏人也可以这么说：你们的国策，把超生的婴儿处死，把“非法”怀孕8个月的孕妇抓去引产，这可是奴隶主也做不出来的事。你们更应该被解放。
这次西藏暴乱一出现，中国当局直指达赖是黑手，而不是拿出证据来证明达赖是如何策划暴乱的。如此霸道，只能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其实达赖才是西藏局势稳定的因素，他贵为藏人的精神领袖，流亡海外几十年，一贯提倡和谈争取自治，反对暴力，不主张抵制北京奥运，他还因此而导致一些主张暴力复国者的不满。如果中共还故意回避和达赖和谈，待到暴力藏独势力占上风时，拉萨将不会有平静之日，连内地也难保平安。既然香港可以在一中之下港人治港，台湾只要不独就两岸相安无事，那么，中共是不是也可以让达赖回西藏，做他那个没有奴隶的“奴隶主”兼精神领袖呢？
▲《动向》总编张伟国接受大纪元采访：中共“婊子立牌坊”。
《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周四（3月27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所谓的邀请外国媒体进入西藏采访，是其迫于国际压力所作出的妥协，也是每次中国的事情成为国际焦点时中共惯用的“把外媒作为工具”的手段，同时又是它一贯的“又做婊子，又立牌坊”的丑恶本质的写照。
他说，中共年初时说，奥运期间，外国媒体可以自由采访，不受限制，话音刚落，它的虚伪性马上就在西藏事件中得到明证，这是对中共所谓开放和崛起的极大的讽刺。事件发生之初，中共赶走外国记者，同时在网上发动“人民战争”，对西方媒体极尽歪曲之能事。最后在国际社会抵制奥运的普遍谴责声中，在西方媒体“为何不让记者实地采访”的不断质问声中，当局安排外国记者采访，这都是为了回应西方社会的压力、批评和要求而被迫妥协的。
今天喇嘛突然闯出来喊话，张伟国认为，戳穿了中共享谎言粉饰暴力的企图，使中共的“组织安排”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料，滑天下之大稽。中共既要镇压又要掩盖的目的无法达成，只能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中共的丑恶本质。
他指出，西藏民众经过多年的压迫还在坚持抗争，不放弃是非标准，被镇压之中，虽然有的被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有人前仆后继，了不起，有血性，这是很多被中共党文化扭曲得没有完整人格、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气的汉人应该学习的。他说，虽然汉人中也有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份子站出来为西藏民众发声，但不是主流。很多民众已被中共党文化迫害得不成人样了，面对中共的迫害逆来顺受甚至助纣为虐，这是中共迫害得逞的主要原因。
对于此次中共安排采访的可能结果，张伟国认为，这是对外国记者良知的一次大考验。中共对外媒一贯是利用，中共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专门就把收买外媒作为它们的既定目标和一贯政策。把采访记者组织安排到它能控制的范围，按它的路子采访报导，这是对西方媒体的阉割。
另一方面，张伟国也指出，西方媒体不是铁板一块，在西方的自由环境中，虽然有人为了利益和中共做交易，但也有坚持新闻自由原则、坚守职业道德和新闻良知的人。在和中共合作的媒体中，也不乏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不乏优秀的新闻报导，因此中共想操控海外媒体整体堕落也是不可能的。
在西藏事件中，中共一直极力攻击西方媒体，声称西方媒体歪曲报导。张伟国对此表示，在一些大事件中，尤其是作为政治需要，中共可以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批判任何人，甚至牺牲它自己的工具。如果工具不听话了，中共会觉得钱白花了，那就会显露出这个体制的惯性，不遗余力的痛打乱咬。
张伟国呼吁各界紧密关注西藏形势，他指出，这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每一次大事件的发生，都是让中国大陆民众，让国际社会、各国政要、舆论界等认清中共本质的契机，也是促使他们对中共放弃幻想的机会。
▲评论人士孙嘉业发表文章《北京矛头非达赖本人》。
在这次西藏骚乱事件中，北京一直指摘幕后策划的是「达赖集团」，虽然达赖本人一再否认，但中国官方还是紧咬不放。其实，中国官方所指的幕后黑手，并非指达赖本人，而「达赖集团」一词的使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其实，在流亡藏人中，有一支极端的激进力量，其中最大的「西藏青年大会」成于1970年，宗旨就是争取西藏独立。据说，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中，一半以上曾在该组织任过主要职务。该组织主张，为了西藏独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恐怖主义。就在拉萨骚乱发生后不久，该组织领袖就于本月17日公开抨击达赖喇嘛，呼吁他检讨「非暴力」立场。而最近在多个国家发生的袭击中国使领馆的事件，亦多是该组织成员所为。
随覑72岁的达赖年事日高，流亡藏民中的激进势力有所上升。据说，北京当局借?了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死后激进派哈马斯坐大的教训，将矛头始终对准达赖喇嘛，就是不给「西藏青年大会」之类的激进组织任何扬名的机会，同时也利用达赖在西藏人中的声望来抑制激进派的影响，而对达赖的猛烈抨击亦可避免他如阿拉法晚年般在流亡藏人中被边缘化。这也是北京一直不希望达赖在有生之年返回西藏的原因，一来会对西藏的稳定造成影响，二来可能对流亡藏人失去影响力。至于北京寄望达赖身后的转世来解决西区问题的如意算盘能否打响，就要走覑瞧了。
▲评论人士刘晓峰发表文章《为什么一些中国公众难以正确理解西藏问题？》
最近，西藏问题又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那天，听到旁边的几位白领正在议论最近发生的拉萨事件，对话大致如下：西藏人真是“拎不清”（沪语“不明事理”的意思），那个穷地方，给了他们那么多钱，还要闹什么事？真的独立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解放军进驻西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藏和平解放，是1951年，为什么达赖喇嘛离开中国是1959年？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达赖分裂集团是在同新中国政权直接打了八年交道之后，才决定分道扬镳，这说明了什么呢？他们无言以对。
我甘冒浅陋虚荣之嫌，告诉他们，我父亲是当年作为工兵进藏的共军之一。一边修路一边进军西藏，当然是最早、至少是较早进藏的共军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到遇到过什么反抗。就我所知，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西藏人从来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企图，他们对归属一个外面的政权并没有心理障碍。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在高寒缺氧、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那种淡然世俗享乐，重视信仰，关注来世，充满宗教情感的生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懂得这个道理并予以尊重，因此，西藏人同他们相处都比较和睦。但是，毛泽东却不同。这位因无知而无畏、“数风人物还看今朝”、把庄子的逍遥博大都理解为霸气的“天才”（毛诗：“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有着被康德称之为“僭妄”的自大心理，他“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要让西藏在名份上归顺自己，还要建立公有制，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总是试图占领人民的心灵，要管人家的“精神修养”，还要到人家的“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这就突破了西藏人文化心理的底线，这样，作为西藏人的精神领袖，选择出走不就是必然的吗？我还可以提供一个佐证说明是文化入侵最后威胁到了西藏的稳定。当年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是具体部署共军进藏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反对一些人增加兵力的请求，向中央建言“进藏遇到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不难理解，邓在当时的语境中说的“政治”，其实就是文化碰撞和磨合。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关键是妥善处理文化宗教方面的问题，就能搞好中共政权同西藏原政府的关系，不必持重武力。
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威胁，就不会有达赖的出走。现在的官方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试图淡化达赖出走同西藏“民主改革”的关系，说是由于达赖的出走才导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这种辩解实在苍白无力，试想，当时拥有“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军队”军队的骄兵悍将的当局，承诺的并不是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而是暂缓改革；而就在那几年，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如火如荼，那是怎样一番急风暴雨般的景象，达赖难道不知道？难道可以心安理得等待即将到来的“改造”？
当年的左倾狂热对西藏人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威胁，是造成达赖及其西藏上层集团大多数人出走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连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都有所认识），因而，直到今天，达赖还在向国际社会公开谴责“中共在西藏搞文化灭绝”，并因此赢得极大同情。其实，对于这种谴责，中共过去的宣传倒不大在意，因为当时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输出革命”都是一种高尚行为，何况用先进文化去改造落后文化，有什么不好？只是由于自己这半个世纪的治理乏善可陈，才不得不放弃傲慢的“文化优越感”而另找托词。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几个白领，他们的问题同样出在无法从文化的角度理解西藏问题。他们以为，物质上给了你那么多，你为什么还不满意呢？且不说中央政府是不是给了生活在底层的广大藏族民众那么多，即使给了那些物资，难道就足以使他们在心理上归顺吗？
那些白领不理解西藏人的固执，不仅仅是当局的片面宣传，还因为他们不懂得信仰的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群。那一年，在青海的塔尔寺，我亲眼看到一位老牧民一家三口：他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儿子，在那干凅的荒原上从千里之外的牧区徒步走来，就为要在这里上一柱香。在我看来，这些淳朴憨厚的虔诚牧民在这里显示出的不仅是人类的精神力量，更是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因为他们具有超越物欲和肉体的精神境界，而所追求的是千百年来代表着“至善”的那个形象而非世俗的幻觉。
那些白领不理解西藏人的固执，还在于他们不懂得文化的巨大而深厚的凝聚力。这也难怪，我历来认为，我们所属的这个“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用于谈判和宣传的政治术语，顶多不过是一种幻觉，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文化认同感、依靠暴力维系在一起的一个人群。在我所阅读过的世界史中，我没有看到世界上还有哪一个自称为作为一个“民族”的管理者，他们总是乐意用强制甚至暴力来处理同胞之间纠纷！
我们不懂得文化的力量。难怪直到今天，在主流媒体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唱赞歌的于丹教授们所诠译的中国文化，也只不过是一些接人待物的雕虫小技，顶多延伸到功利层面的伦理秩序。这虽然比那些一讲到中国文化就想到中国菜肴的人进步了一些，但仍然难免“没文化”之嫌。因为，同对一般人的要求不一样，一个学者应该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认识乃至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照。我们常常说文化人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如果真是这样，对自身生命状态的认识乃至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关照就是良心的来源和支撑，因此，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所谓文化人，怎么可能有良心？
可悲的是，管理那群白领的当局同样没有文化。由于没有文化，他们总以为达赖喇嘛倡议的基于“非暴力”理念的谈判、合作请求必定是一个阴谋，不了解一个基于坚定信仰的人的内心坦诚，更不懂得基于信仰的非暴力的高贵价值。
由于拒绝同达赖喇嘛对话，今天，当局终于直接面对新一代藏人的激烈反抗。在我看来，此次镇压留下的最可怕的后果，是揭开了当局同新一代年轻的西藏人公开大规模武力对抗的序幕，冤冤相报，慢慢品尝这个苦果，就是傲慢而愚蠢的代价。
▲署名慕梓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面对西藏，我们必须忏悔！——从公民爱国主义看西藏事件》。
西藏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一位忘年的知己朋友那里。朋友历经风雨，沉稳、淡然而不失风趣与乐观。他在我这般年纪时正逢“八九”，是某大学的学生领袖，那段激情岁月的亲历者。朋友依稀忆起，当年也正是西藏先发生了类似于今日的冲突事件，从而揭开了东部各高校学生抗议示威的序幕，并最终发展成一场席卷全国的争自由要民主的政治诉求运动。时隔近二十年后同样的突发事件再度上演，而且是在临近6月、奥运也在即的情况下——朋友不只是在追忆光辉岁月，更是在审慎中殷殷期盼：历史能否重演？
我与朋友一样不敢有太大奢望，回来后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在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后，随手将QQ个人签名改为了：面对西藏，我们必须忏悔！未想到却由此引来了些年轻聊友趾高气扬的指斥。大意无非是，我们将他们从农奴状态中解救出来，援助他们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他们却闹独立，试图分裂祖国，烧杀打砸抢，该忏悔的是他们！我爱我的祖国，我绝不容许地图上那只漂亮的\”雄鸡\”被割去一块！我哭笑不得，继而关注一下身边的人和国内各大网站里众多网民的反应后，我终于明白历史是不会重演的——藏人的鲜血，浇铸出的却是又一场汉族人的\”爱国\”盛宴——实实在在的吃人的盛宴！而中共也做贼心虚地对西藏事件开始实行网禁——他们在害怕什么？
毋庸再言联合国两大人权文件所明文规定的民族自决权；毋庸再言中共在西藏欠下的历史与现实的累累血债；毋庸再言达赖喇嘛无数次重申西藏不独立而只寻求宪政体制之下的地方自治；毋庸再言流亡者每次充满诚意的接触谈判都被毫无诚意的中共儿戏置之；毋庸再言趁机进行打砸抢烧的都是长期心怀怨恨的下层民众而非所谓分裂者的精心策划……在此我想问，是什么因素使我们——汉族人——能如此残忍麻木却又心安理得？答案便是那面迎风飘扬的虚幻旗帜：爱国主义。而在所谓的爱国主义掩盖之下的，更是汉民族的妄自尊大和蛮横霸道，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意识。
陆蜉在《民族主义的本质》一文中说：\”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国家信仰和民族诉求，不是民众集体感情的一种由衷的抒发与内在的表达，而是国家调动其所有的媒体资源进行误导与强加的一种结果。它们与人的感情、信仰之事毫不沾边，是别人挖的坑，编的套，扯的谎，布的局，是专制社会精心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颇费功力的国家阴谋，一个超出了人们有限视阈的巨大骗局。\”\”从字面上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鼓吹肯定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利和民族的益（这一点无疑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了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道义基础与道德优势），但这只有在当统治者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代言人和代理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如果统治者成了国家的霸占者与要挟者，如果统治者仅仅是利用了民众的愚蠢\’优势\’与懵懂潜力来说事，来做局，那这种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经实利就只会落到权势者的头上，掉进权势者的腰包。权势者是实际利益的获得者，而民众却是把迷魂汤当营养液来喝的受骗者。\”
正如陆蜉所言，只有当统治者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代理人时，爱国主义才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意义。这让我想起了新共和主义学者莫里奇奥？维罗里在《共和主义的复兴及其局限》一文中，对古典共和主义著作家们的爱国理论所作的重申。他说，在古典共和主义理论家们看来，热爱祖国是一种激情。更准确地说，它是对共和国及其公民的一种仁慈的、富于同情心的热爱。这种激情成长于平等的公民当中，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共同善。
博爱的观念构成了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核心，即将公共事务放在私人事务之前。另一位新共和主义学者昆廷？斯金纳对这种博爱精神做了更具现代意义的阐释：\”如果我们希望在政治社会中尽可能地享有自由，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做品德高尚的公民，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之上。\”他的意思是指，为了个人的自由，公民有义务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维护正常的公共秩序——国家的自由就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无论博爱精神还是公民品德（或称公共精神），两者都强调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责任。所不同的是，斯金纳在现代意义上明确指出，公共参与只是作为实现个人自由这一终极目的的一种手段。
斯金纳的公共精神理论，和维罗里在他那篇文章中所强调另一个重要概念：共同善——两者不谋而合、相辅相成。维罗里赞同古典共和主义作家马基雅维里对共同善所作的阐释。他认为，共同善不是超越于不同群体利益的善，而是来自于不同群体在追求其各自利益时，为解决相互间的利益冲突而进行协商与妥协后的善。它很大程度上是派性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不是以其中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而是以双方各自利益的妥协而告终。并且这是一种公共议事会里言辞的斗争，而非刀剑的斗争。
我认为，公共精神是共同善的根基和归宿。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形成不同的群体利益，上升为各自的政治诉求后便成为议会里的唇枪舌剑，最终以协商和妥协而形成共同善。共同善也就成为了公民实现国家自由，并最终实现个人自由这一公共精神之终极目的的枢纽和保障——这便是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公民爱国主义。它并非一种自然的情感，而是良好的秩序和政治参与相结合所激发的热情，是激情的理性化，最终指向个人自由。
回到西藏事件上，我们既不具备真正的公共精神意识，也无实现共同善的程序保障——我们仰仗的只是强力，是专政者鼓噪之下的汉族群体的狂妄蛮横和政府的暴力镇压。这不是公民爱国主义，这是专政者操控的汉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到底是谁在违背共和国的精神而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叛国者？！
维罗里在文章的最后主张以公民文化来超越民族文化。但我认为，这种超越必须是建立在平等、尊重、自愿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就很容易使其成为强势民族压迫弱势民族的华美借口。维罗里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末特别指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种公民文化，但它的实现不能通过将普适的政治原则强加给民族文化，不能通过在一种共同的普适主义的政治框架中消解民族文化，也不能通过在各个民族中加强文化同化，而只能通过鼓励多种公民传统的各自发展。\”维罗里希望通过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各自发展，来逐步实现公民自觉性。有必要补充的是，这种影响和发展必须有宪政程序做外部保障。我认为唯有联邦制的安排才具有这种内外兼顾的特点，这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中共在西藏所犯下的滔天罪孽，必将为未来宪政中国所背负。面对西藏，我们必须忏悔！到那时西藏应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必须审慎对待的难题。我想说的是，宪政中国不仅仅属于东部汉族人，也属于西藏人——属于每一个具备公共精神和共同善意识的中国公民。它既包含着个人权利的维护，也包含着公共责任的履行——对宪政中国的责任。也许，公民爱国主义未尝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种最恰当、最现实的方略。
▲署名侃卓的评论人士发表文章《不要被中共的诱惑所迷惑》。
西藏和平示威以来，中国为了掩盖镇压西藏和平示威的事实，弄虚作假。最近，中共方面邀请了第一批由十九家媒体组成的记者团星期四抵达西藏的首府拉萨，并且在拉萨进行集体参观和报道。其中包括港台媒体和美、英、俄、韩、新加坡等媒体记者。
境外媒体能来到西藏，这对西藏来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西藏民众会以诚相待。同时西藏人更加希望境外媒体能寻求事实报道真相，写出西藏人民的心声，拯救西藏。但境外媒体虽能来到西藏，但这些媒体的活动范围都是被中共方面所控制的，并没有足够的自由去了解和采访真实的西藏。媒体们看到的是早被中共政府所有布置的现场，中共政府会对媒体进行种种摆布。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会看到西藏人的苦难和希望吗？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样表示：“境外媒体能来西藏是件好事。他希望记者们能完全的自由了解西藏真实的情况。”
当媒体们在中共的指引下采访虚假的现场时，当时有30多个喇嘛从寺院奔出向媒体指出中共政府没有实事求事。西藏喇嘛哭诉说：“西藏没有自由，西藏没有自由。”但是陪同记者的政府官员怕露出马脚，马上拉着记者们离开现场。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
西藏民众希望境外媒体不单对拉萨进行采访和报道，同时也希望他们去西藏的康区和安多进行深入的调查。目前康区甘孜州炉霍县的和平示威行动还没有平息，70多个尼姑遭到警局的逮逋。寺庙里的拉让格西和堪布仁布切都被警局逮捕关押。甚至还强迫老百姓承认这次的活动是达赖喇嘛指示的，还要在上面签字。中共这样强迫民众和僧侣势必强烈的反抗。他们勇敢地说出真相：“这次和平示威游行和达赖喇嘛没有任何关系。示威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共政府镇压西藏人民的不满。”
这一切的一切就怕境外媒体被中共方面控制没有办法看到事实的真相。因此，笔者希望各受邀媒体去看看西藏民众的痛苦，去了解西藏人的困境，去听听他们的声音。告诉世界西藏的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诱惑所迷惑。
▲专业评论人士胡少江发表文章《拉萨事件的背后》。
三月中旬在西藏拉萨发生的冲突，不仅是全世界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成为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的中心话题。在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全面搞清此次拉萨事件的真相显然有待时日。但是根据有限的新闻来源来看，少数人在事件中攻击无辜的市民，放火焚烧商店等显然是确凿的事实。这种行为完全是应该谴责的。对少数犯下达、砸、抢、烧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
与此同时，拉萨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不可否认地显示，中国政府对事件的逐步升级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最初从媒体上看到西藏地区僧侣示威的消息是三月十一日。根据中国政府所属的中央电视四台事后的报道，拉萨街头发生打、砸、抢、烧的暴行是在三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发生的。那么在在从十一日到十四日的三天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场和平的僧侣示威演变成为街头暴力冲突呢？
根据在三月十四日以前见诸西方媒体的报道，（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三月十四日以后的事后报道！）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主要事件包括：拉萨色拉寺僧侣的和平绝食抗议，两名哲蚌寺的僧侣因割腕企图自杀，和平的示威活动蔓延到西藏偏远地区的佛寺等等。而中国政府采取的对策则是：拘留五十多名抗议的僧侣；包围有数千余名僧侣示威的色拉寺和哲蚌寺；以催泪瓦斯与电棒驱离示威者等等。显然，中国政府拒绝僧侣和普通民众和平示威的权利，激怒了藏民，给少数从事打、砸、抢、烧的暴徒以可乘之机。
从更为根本的层次看，中国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也是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错误的民族政策的结果。虽然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自治。但是，正如宪法中的其他条文一样，民族自治并没有真正实行。例如，民族自治的首要条件是当地的政府官员由当地的人民选举产生，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党政官员都是从上到下任命的。如此任命的官员，当然不会尊重当地人民的权利，无法解决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
中国政府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便是这种错误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达赖喇嘛多次向世人宣布，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他所寻求的是西藏地区在中国主权下的真正自治。无论是从现代世界处理民族事务的潮流看，还是从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看，中国政府都不应该拒绝这种自治的要求。最起码的是，中国政府应该开启与达赖喇嘛的谈判，以缓和西藏的紧张局势。但是，中国政府却完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根据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西藏独立的要求缺乏充分的法理依据；同时从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的现实分析，西藏独立也是不可能的。西藏问题，既有民族的因素，又有宗教的因素，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人权因素。我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是坚决支持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同时也坚决主张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应该享有表达任何政治见解的权利。民族地区没有自治的权利；中国人民没有自由表达政治见解的权利。这个根本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不仅中国民族地区的冲突将延绵不绝，中国社会的更大范围的冲突也势必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