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自由主义关于民主转型目标与路径的思考（下）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转型路径涉及民主化推进的战略、策略选择，比如“渐进”与“快速变革”，哪个更适合中国转型的需要？再如，如何看待体制内变革和街头抗争运动的关系？怎样理解“政治反对”？如何定义“革命”的含义？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些都是重要的、有待澄清的问题。自由主义知识界对此也有不少讨论。

 

转型路径：周舵论“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

 

周舵（1947-）出生于印度噶伦堡，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著名的绝食“四君子”之一。记得前些年在范亚峰家聚会，周舵也到场，二人虽头一次见面，且相差22岁，还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的自负均表现得酣畅淋漓。

 

就中国民主化转型战略而言，周舵是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渐进”主张的代表之一。典型的精英立场、对民粹主义暴民政治的恐惧构成周舵渐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有文为证：在2008年《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这篇讲演中，周舵区分了英美类型的“自由民主”和法国大革命式的“民粹民主”，认为后者是“经过巴黎公社、马克思、俄国十月革命流布全球的，一种反自由、反人权，迫害、剥夺少数，反智、反精英，主张多数穷人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至上性权力的‘多数人专制’、‘多数暴政’。这种‘完全彻底的大民主’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激进主义精英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空想，它一旦付诸实践，一定完全走样。”作者还批评——

 

不少想当然的民主天真汉大谈“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能懂”。确实，民主如果就是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然后少数服从多数，那是很简单，别说小学生，说不定黑猩猩都能学会——你可别小看了动物的智慧。但这不是自由民主，是民粹民主。你也不动脑子想一想，民主要是真的这么简单，为什么我们古代没有民主不说，近代以来折腾了上百年也还没有民主？中国人都是准白痴吗？不难想见，要是听从那班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民主乐观派的馊主意，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 就立即开放普选式的“一人一票”全民民主，我们的“民主”会是何等丑恶的一副面孔！[1]

 

鉴于此，周舵主张渐进地推进中国民主转型，办法是促进“中左”（体制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右”（民间的自由主义温和派）之间的联合，主导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至于具体操作方案，可以提几个要点。首先要达成精英的共识，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论更新的过程。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其中的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真正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同时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托利党辉格党，19世纪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大众的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目前已经到了认真推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的时候了……。执政党内部应当逐步建立多元权力的相互制衡监督，以及自基层党员民主选举逐级递进的民主化机制。“服务型政府”则理所当然应当把凡是市场和民间社团办得了的事情让渡出去，一个兴旺发达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合法有序参与，防止无政府无纪律、情绪化街头群众运动和社会动乱的重要社会基础……总而言之，凡是符合渐进有序、可控民主化的大原则，有利于、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方法和步骤，都可以尝试，并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业的商业计划书那样完全理性、逻辑化的精确操作方案。[2]

 

转型路径：王天成对渐进主义的批评和“快速变革”主张

 

王天成（1964-）是渐进主张的系统批评者。这位前北京大学讲师，因参与创建中国自由民主党，1992年10月在北京被捕，那年他不过28岁。在美国民间机构抢救学者基金会的资助下，王天成2008年来到美国，专心从事民主转型方面的研究，2012年出版《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被不少朋友誉为这个研究领域的重要作品。

 

《大转型》开篇即从“路径的困惑”谈起，作者称：“无数的人，无论是明显亲官方的知识分子，还是自由知识分子，都在谈论、鼓吹渐进改革，声称只有渐进改革才是中国实现民主的最现实也代价最小的路径。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是出于策略考虑，试图以低限度要求说服统治集团改革；有的内心虽然希望快速、剧烈变革，但害怕表达出来；有的是基于理论认知，认为渐进改革优于快速变革或革命。”[3] 然而，在作者看来——

 

不论主张者们的初衷如何，当下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路径设想。它没有严肃仔细考虑过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也没有勇气或者说不愿意正视从专制到民主必须经历一场剧变、断裂。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假定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小改小革的累积而完成，或者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假定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而将开放党禁、全国直选等构成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4]

 

那么何为“转型”？王天成引用亨廷顿、林茨等美国转型政治学家的观点，把“民主转型”区分为两个阶段：“自由化”和“民主化”，前者指“在大众自由选举最高政治机构之前威权体系的部分政治开放，其中必不可少的是停止政治迫害，放宽言论审查，允许集会、结社、组党。在选举最高政治机构之前，也可以先开放地方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选举也属于自由化的范畴”；而民主化的核心标志是“自由的大众选举”，也就是第一次大选的举行。[5]

 

根据上述定义，王天成批评了“法治先行，民主缓行”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等“流行的渐进改革主张”，他还以两位官方知识分子、两位自由知识分子为例，比较了这两类知识分子渐进改革主张的异同。官方知识分子是俞可平、周天勇。王天成批评俞可平的“增量民主”理论，认为他沿袭了官方一贯做法，“就是滥用民主的概念、将‘开明’专制与民主混为一谈。他刻意回避了诸如政务公开等 ‘制度创新’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问题，抹煞了真改革与伪改革、以民主的名义所做的姿态与真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界限。民主不是被当成一种国家政体、政府架构，而是被贬低为政府操控的、局部的‘开明’举措。”“俞可平曲解了过去数十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回避了中国目前政体类型的非民主性质”，他“假定民主可以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之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建立起来。”关于周天勇，王天成以这位中央党校学者2007年出版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为靶子，指出这个报告表面看列出一个详尽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但“周天勇全部方案的大前提，是继续坚持共产党一党统治。他说，在未来至少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干部任免、军队、行政机构、人大和法院的控制。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要继续坚持目前的党国体制，继续实施党禁、言禁，继续搁置自由选举，也就是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不启动民主转型。”“《攻坚》的确是一本奇书。它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以时间表和具体改革建议，来对抗、延迟民主转型。其建议中既不包括自由化，更不涉及民主化，民主转型被回避了。”[6]

王天成分析的自由知识分子渐进论代表，是周舵和我本人。首先，在天成看来，周舵“构思了一个与众不同或者说怪异的转型方案”，而“这个别出心裁的转型方案的空想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他没有说明决定建立宪政制度的‘精英共识’如何才能达成，也没有说明共产党如何会自觉自愿地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老子党’变成议会党。”更重要的是，“在周舵那里，宪政制度的建立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芸芸众生’无关。他希望通过少数精英——实际上主要是官僚——的参与，实现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议会对于宪政制度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的宪政发祥史其实也就是其议会成长史。然而，在精英们由人民定义之前，亦即以自由、直接的选举将人大政协那些周舵所说的‘治国精英’们置换成具有独立性的、真正的人民代表之前，我看不出人大政协如何能转化为议会，看不出威权政体如何会转化为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关于渐进转型的“张博树方案”，天成首先肯定这个“方案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毫不含糊地将剑锋指向一党专制、要求开放党禁”。“张博树既要求开放地方选举，也要求开放党禁，比其他渐进主义者‘渐进’了一大步，似乎‘激进’ 了许多，反而是一种更现实、更符合政治逻辑的主张”。“然而，像其他渐进主义者一样，张博树的转型思考依然有下列问题：其一，他也在渲染转型过程的可怕，假定小步、慢速的改革才是稳健、安全的。他说，苏东各国改革历史表明转型过程‘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动荡期’，苏俄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速度太快，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赞赏威权控制的转型战略”。“其二，张博树强调了开放党禁，但对于在较短时间内推行全国自由直选即民主化的态度是暧昧的、没有信心的。他在罗列改革的步骤时，并没有将全国自由直选放在一个明确而重要的位置，只是在含糊的上下文中附带说了一句‘全国人大代表也完全是可以直接选举的’，这表明了他对应否在较短时间内从自由化过渡到民主化相当模糊、疑虑”。“其三，可以看出，张博树主张自下至上开放选举，即先实行基层和地方也就是乡、县和省级自由直选，最后扩展至全国自由直选。这样的顺序几乎是所有渐进主义者共享的一个观点（我本人16年前也曾提出类似主张），然而，本文后面将阐明，如果全国自由选举不在省级之前发生，渐进主义者们所担忧的‘社会解体、国家分裂’将真的有可能发生。”虽然“张博树的渐进改革主张是迄今最大胆、‘激进’的”，但“在张博树方案中，民主化并不在近期政治日程之内”。[7]

 

与论者批评的“渐进主义”相反，王天成强调“保持较快的速度、节奏对于民主转型成功的重要性”。在他看来——

 

当今中国作为一个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不可能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机制改革，当民主转型发生的时候，变革将很可能是快速的，像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一样。[8]

 

天成特别强调：诚然——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所有民主转型，在民主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自由化阶段特别长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巴西。1974年，巴西新一届军政府引入“政治对话”，推行所谓“有指导的民主”，培养“可信任的反对党”，启动了“受控制的自由化”，8年后才实行议会的自由选举，1989年底才举行总统直选，转型过程历时16年。不过，巴西算是一个特例，大多数成功的转型在自由化阶段停留的时间不长。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阿根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从自由化开始到第一次大选，时间间隔最长的才1年8个月，最短的只有4个月。[9]

 

转型路径：对王天成批评的反批评

 

我以为，天成积数年之功，撰就《大转型》一书，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大贡献。王天成对俞可平、周天勇等御用学者的批评是犀利的，这些人以“改革”为名，其实是在为专制制度帮闲，称之“伪渐进主义”一点没有冤枉他们。但天成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渐进主张多有误读。

 

说周舵把宪政制度的建立只看作“少数精英的事情，与‘芸芸众生’无关”，这曲解了周舵的原意。尽管这位老资格的民间反对派有明显的精英情结，但他在自己的讲演中还是谈到了“大众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目前已经到了认真推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的时候”。在我看来，周舵的转型方案既不“怪异”，也不“空想”，他讲的这套渐进转型思路，其中大部分是国内温和自由派的共同主张(我所不同意者，只是“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这一条，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民间自由结社乃至组党是必然的，做得好，也可以是可控的)。至于“人大政协如何能转化为议会”，应该强调周舵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常序性转型，也就是，它假设当政者中的改革集团已经和民间自由派达成共识并主导了改革进程。在这个假设条件下，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完全可能通过改变旧规则、吸纳新力量（民间独立候选人、新组建的在野党派等）促成人大代表构成和组织结构上的变化。这个变化中的新人大当然还不是民主中国改制后的议会；但它有可能成为完成这种转变的桥梁，因为它可以主导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宪过程，从而为新宪法规约下的第一次大选奠定基础。这是常序性转型条件下从“自由化”走向“民主化”或曰“威权政体转化为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的路径之一，甚至是最好的路径。[10]

 

至于天成对我的三点批评，在我看来也多是论者误解的结果：其一，我并未刻意渲染“转型过程的可怕”，也从未讲过“苏俄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速度太快”；说我“一定程度上甚至赞赏威权控制的转型战略”，和我的原意不符，至少是对一个包含复杂考量的观点的简单化。[11] 其二，天成批评我“没有将全国自由直选放在一个明确而重要的位置”，不是这样的，在宪政报告中，我所给出的转型的实施步骤的最后一步就是在各种条件具备后“举行制宪会议，确定多党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法律框架”，“制宪会议还应就宪法通过后第一次国会选举的时间、方式等作出规定”。[12] 至于天成引述的那句“全国人大代表也完全是可以直接选举的”只是常序性转型背景下人代会改革的一部分，用天成的话说尚属于“自由化”阶段。第三，“张博树主张自下至上开放选举，即先实行基层和地方也就是乡、县和省级自由直选，最后扩展至全国自由直选。这样的顺序几乎是所有渐进主义者共享的一个观点……”，然而，“如果全国自由选举不在省级之前发生，渐进主义者们所担忧的‘社会解体、国家分裂’将真的有可能发生。”我很赞成天成后边这个见解，即民主中国的第一次大选应该先于民主中国的地方选举，这样有助于防止国家分裂；但这和我在宪政报告中所主张的“自下至上开放选举”一点都不矛盾，因为被“所有渐进主义者共享”的这个观点谈的都是“民主化”到来前的“自由化”阶段甚至前“自由化”阶段应该干的事，它们和“民主化”成为现实时国家政权与地方政权谁先选、谁后选完全没有关系。天成自己把这两者弄混淆了。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我对天成的反批评，主要指天成未能充分体认自由主义渐进转型战略的真正考量及学理根据。中国自由主义的渐进转型主张并非什么“英国道路的迷雾”所致，[13] 而主要基于对中国转型复杂性的现实估计。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笔者给出中国民主转型的八大约束条件，包括“中共党专制自身的体制力量及其巨大惰性”、“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民间资本从未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结构力量”、“知识阶层在威权主义社会中的阳痿症”、“劳工力量与弱势群体的非组织性”、“人口、资源、经济发展不均衡对宪政改革的压力”、“社会整体道德状况之不利于宪政改革”以及“政治转型中谈判与妥协传统的缺乏”等。[14] 这些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结构层面的制约因素限定了中国民主转型的速率和可腾挪空间。当周舵批评简单的“一人一票”主张者没有意识到民主需要广泛而坚实的公民文化基础时，他其实也是在强调改变“国民性”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在这方面，周舵的深刻没有被天成所充分领会。

 

此外，据我所知，没有哪个严肃的自由主义渐进转型论者否认转型势必有“裂变”的时刻，也很少有人把大选等“民主化的关键因素”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就此而言，天成对包括本人在内的自由主义渐进转型论者的批评是不准确的。我倒觉得天成对“转型”的理解过于狭窄，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天成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强调转型起始于“自由化”而成于“民主化”，那么为争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而奋斗的前“自由化”时期不算转型么？难道我们现在的所有努力不是转型的一部分么？按照天成的定义，台湾的民主转型是1986年才开始的，因为那一年民进党成立，台湾党禁被打破，开始进入“自由化”阶段；然而，民进党在成立之前经历了近20年的党外运动，这些都不算数么？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也不是1988年或1989年才开始的，早在1950年代，匈牙利就爆发过反对斯大林专制的人民起义，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过1960年代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和1970年代的“七七宪章运动”。但在天成的计算公式里，这些通通不见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成了“快速转型”的典型国家。[15]

 

其实，任何一个专制国家，其打破言禁、党禁都会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民主化的“苦难辉煌”恰恰更多呈现于这个前“自由化”时期，像中国这样的党国体制尤其如此。一旦两禁打开，“惊险的一跃”已经成功，剩下的事情水到渠成，反倒波澜不惊了：在常序性转型条件下，这个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过程多呈现为有意愿改革的官方和保持压力的民间的有效互动，从而使事情成为可控的，天成讲的巴西就属于此类；而在突发转型条件下， 原体制突然崩溃，变革过程想“慢”都很难，就像苏东巨变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样。还是那句话，真正难的，是“自由化”之前的奋斗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战士至今仍在备尝这种奋斗的艰辛，付出无数的牺牲。

 

简言之，我所理解的转型，是包括了“‘自由化’之前的奋斗期”的转型。这是一个更宽泛的转型概念，它同时包含了为突破两禁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和打破两禁以后的成果扩展，直至民主化的最终巩固。[16] 就当代中国而言，这个转型的起点是和反思文革（实乃反思毛式专制独裁）并以行动呼吁民主的普遍社会潮流相联系的，其标志性事件包括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及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等。[17] 今天的零八宪章运动、新公民运动、党内民主派的努力等都是这个进程的继续，虽然它们的抗争对象已经从毛式极权转变为邓式威权。无论毛式极权还是邓式威权，均为中国民主化需要解构的对象。这个过程极其艰难，因为中国的党专制体制非常顽固，且善于学习。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正视的现实，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渐进论者强调民主化潜能积累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话到此处，笔者还可以顺便指出一点：既然中国今天的政治进程还处于争取言论、结社自由、培育公民社会、积蓄体制内民主力量阶段，还没有进入天成所说的“自由化”，至多是“自由化”的准备期或预备期，那么按照天成自己的界定，他对渐进主义的批评甚至是文不对题的，因为时间段不对。天成希望“快速”，反对“渐进”，但天成讲的快速是指“自由化”到“民主化”之间“快”比“慢”好，他给出的全部经验数据也都以这个时间段为准。但这和自由主义渐进论者强调的“自由化”之前民主力量的渐进积累不是一码事，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间段内。[18]

笔者借本书篇幅对天成的批评做了些自我辩护和反批评，不过批评归批评，表扬归表扬，我要强调王天成的下面这个观点还是有分量的，值得认真对待，即中国的民主转型一旦获得突破，应该从“自由化”尽快过渡到“民主化”，推进过慢将面临诸多风险，因为“小步幅的变革是可以停滞、取消、逆转的；转型过程的拉长会给保守、怀旧势力提供充分的集结时间和反击机会；变革的步伐落后于社会的期望，会积累更多、更激烈的不满”。此外，推进过慢也会给民族分离主义造成可乘之机。[19]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考虑。

 

我也赞成天成的下列观点，即“根据中国目前的思想状况，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转型的复杂性，特别有必要发展一门新学问，不妨称之为‘民主工程学’，或者 ‘自由工程学’、‘宪政工程学’。这样一种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20]

 

面对新极权主义：李伟东论红色帝国

 

就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讨“渐进”与“快速”哪个对中国转型更有利时，这场讨论的时政背景却正在发生悄然而巨大的变化。

 

其实，无论“渐进”还是“快速”（非崩溃转型条件下的快速），它们共有一个假设前提，那就是统治者必须对民间民主化的压力做出正面回应，无论这种回应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自由化”阶段之突破“两禁”，既是民间长期抗争的结果，也是政府作出妥协、释放善意的结果，换言之，它需要政府的承认（至少是默认）以及承认（默认）基础上规则的修改乃至重新制定（比如制定符合现代民主原则的新闻法、政党法）。这是一个威权政体走向民主化的开始。2012年10月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纽约召开宪政学术研讨会，不少与会者希望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能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破局”，也是着眼于此，可谓海内外自由知识界对北京统治者的一次跨洋喊话。来自北京的学者荣剑在这个会上就提出建立“三个共识”的主张，即“左、中、右的共识”、“朝野上下的共识”和“海内外的共识”。定居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则预言未来十年“不是政改，就是政变”，称“如果习近平不进行政改，就没办法避免政变的结局”。只有老共产党人姚监复的发言，提醒人们不要仅凭善良的愿望，对未来作出不切实际的“幻想”。[21]事情的发展不幸被姚监复老先生言中。

 

中共十八大结束、习近平一代新领导人接班以来，不但没有像自由派期待的那样向前走，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习近平动用雷霆手段反贪腐，“打老虎”，冀图扭转党国机体的癌变、蜕化趋势；另一方面，统治者又加紧意识形态“左转”步伐，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用更加严厉的姿态打压自由民间和自由知识界。在外交领域，中共新掌门人全力布划新国家主义全球战略格局，用党国利益捆绑民族国家，借助30年蓄积的国力和影响力，试图实现强势“崛起”。总之，无论对内对外，以新极权主义为特征的习近平新独裁正在迅速取代“不作为”的党国威权主义。这是中国最近两年政治形势的最大变化。它也同时意味着，自由民间期盼的转型变得更加困难，转型的“破局”变得更加遥远。

 

在自由知识界，最早对习近平新独裁作出准确预估的是北京的政治评论家李伟东。

 

李伟东（1956-），中国改革杂志社前社长，近年来以“冬眠熊”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网络时评，粉丝众多。2013年9月，李伟东推出“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一文，再次震动舆论界。这篇文章这样分析正在冉冉上升的“习主义”——

 

1、 目前的执政路线可以总结为新威权主义格局下的“红色帝国”之路；

2、这是在数年等待接班时逐渐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战略思维，并非上台后      

盲目打乱仗；

3、 “路论”、“梦论”、“鞋论”、“三个自信”、“中国模式”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不能非毛，用如何避免垮台的视角总结苏联亡党教训，用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领导人道德感召力来整顿执政党团队，用威权主义的反腐来重拾民心，用压制舆论、重占“思想阵地”来夺回话语权，同时在威权主义的总体框架内实现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坚持在宏观可控和国有主体前提下的市场化改革等等，这一连串“新思维”，构成了习团队新威权主义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越或摈弃了十八大政治报告给出的保守框架（和谐社会，三个代表，不争论，韬光养晦等等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积极进取的甚至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重新夺回思想阵地云云）；

4、中国梦就是要既实现国家富强，同时又保持一党长期排他性执政的混合梦，就是要在建党100年时画圆从毛到习的一个完美圆圈，在国家主义总体成功的大逻辑下，把毛的种种失误归结为“有益探索”，从而实现中共100年总体上伟光正的历史定论，而这一切又都是由新执政团队完成的，新团队的伟大作用也就名垂党史了；

5、为实现这个超级中国梦，必须扫除一切杂音，重占思想阵地，大力宣扬反宪政反普世价值，重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并“依法”行事（为此重新解释司法）；

6、 由于十八大的“中国模式”与原“重庆模式”有相当多的同构性，可以说是“没有薄的薄路线”，因此，新团队不可能批判重庆模式。只不过，新的中国模式不会特别明显地重回文革（“不走老路”），而是强调国家社会主义（重庆模式也包含此因素），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及以一党执政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强国强军模式），会不会最终变成类似于德日三十年代的赶超模式甚至是新法西斯主义，还要看进一步发展，令人不安的是现在已初露端倪（戈培尔式的宣传攻势和舆论控制，盖世太保式的警察统治和对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和利用）。[22]

一年来的中国政局演变表明，李伟东对形势走向的判断相当精准。甚至，习近平不仅不想当“亡党亡国之君”，还想当“中兴之君”，要实现“党国中兴”和“红色帝国”的“崛起”。虽然李伟东断言“红色帝国之路”最终“走不通”，[23] 但它今天却是活生生的，方兴未艾的，充满了朝气甚至霸气。

 

面对新极权主义：关于新公民运动与政治反对的争议

 

新极权主义给艰难奋进中的中国民主转型拦腰一剑，中国自由知识界和中国自由民间不得不面对更加冷酷、严峻的现实。行动上，中国的自由民间并没有停止努力。前文介绍的新公民运动就是一例。但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关于如何定义新公民运动的属性、如何制定新极权主义形势下中国民主转型的战略、策略等，却展开了一场争论。

 

我们已经谈过笑蜀的观点，他在《中国的中间社会站出来》这篇文章中呼吁“转型要有大战略”——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超国家体。而它之为超国家体，不是因为人口之众，也不是因为地域之广，主要就因为它之复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却都到中国的门口戛然而止……。别的转型国家每闯出一片天，即等于在中国关上了一扇门。我们刚刚还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欢呼，回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脚下又少一条路。环球不同凉热，人家的节日，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悲剧。

 

笑蜀认为，当下中国专制体制的“三大优势”造成了中国民主转型的格外困难：既有三十年高增长所强化的国家财政能力，镇压和收买能力特别强大；更有史上罕见的特殊利益，保卫专政体制的动力特别强大；还有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赋予专政体制特殊的柔韧性。同时拥有这三个层面的优势，是其他转型国家都不具备的。中国的复杂性可以多角度解读，但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优势，则是所有复杂性中最重要的元素。[24]

 

既如此，笑蜀得出结论说，中国转型“需要大战略”，“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单一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联合所有的力量共同行动。“这就是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据笑蜀看，许志永倡导的新公民运动就具有这样的意义。[25]

笑蜀的上述观点受到青年学者张雪忠的批评。张雪忠（1976-），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维权律师，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中，他对现体制的公开讨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张雪忠认为，“笑蜀先生对中间道路的论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样的中间道路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许志永等人从事的新公民运动，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活动，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笑蜀先生对新公民运动的诠释，完全是对该运动的矮化与阉割。”张雪忠强调：“一党专政体制和公民社会互不相容，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因为“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完全垄断，其他人则被完全剥夺了政治权利，并因此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的资格。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实际上被禁止以公民身份，从事公民活动，任何人若要违反当权者的意志去行使公民权利（哪怕是法律白纸黑字地规定了这些权利），都会受到来自当权者迅速而残酷的报复。因此，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奢谈什么公民社会建设，完全是不切实际的。”[26]

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代新锐，张雪忠观点犀利，冲劲十足，但略欠老成。就我所知，许志永等人从原来的公盟到今天的新公民运动，至少在形式上并不以公开的“政治反对”自居，许本人如今成了“政治反对”的标杆人物，其实是党国一味打压乃至抓捕判刑的结果。但张雪忠批评笑蜀“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确可圈可点，我也觉得笑蜀的“政治社会”含义不清，连带着也影响“公民社会”的定义。作为“转型大战略”表述，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缺点。

 

往深了说，这个问题直指现存党国体制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关系。抽象地讲，张雪忠关于“一党专政体制和公民社会互不相容”的论断本身并不错；在现实生活中，张雪忠这样的维权律师在给赵常青、刘萍等人士提供法律辩护时，也会遭遇党国权力的巨大打压。这大概是张雪忠“互不相容”论断的生活实践基础。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奢谈什么公民社会建设，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却会陷入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窘境，因为一党专制的结束需要过程，甚至漫长的过程，民主化潜能的积累将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内容，包括公民社会从无到有的建设。这当中充满了自由民间与统治者之间的不断博弈。不管转型是常序性的还是突发性（裂变性）的，这个“积累”都非常重要。其实，包括张雪忠在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的工作，都是这个“积累”的一部分，是正在形成且艰难奋进的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我本人现身在海外，但对国内朋友们的努力、牺牲充满敬意。我以为，没有这种努力、牺牲，党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就无从谈起。

 

国内学者王江松（1963-）在评论笑张之争时，有一段谈“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从另一个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区分是相对的，世上未见有脱离宪政民主的公民社会，也未见有脱离公民社会的宪政民主。任何不包含宪政民主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公民运动，就不能叫做公民运动，比如，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本位、选举和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三权分立，本身就是健康的、真正的公民运动的基本要素，否则，公民运动就与农民起义和帮会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微观的、局部的、基层的宪政民主。另一方面，任何不以坚实的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即使因缘际会地建立起来了，也只是一个形式框架，由于其基础仍然是臣民社会，蜕变为极权专制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宪政民主，实际上就是宏观的、全局的、高层的公民社会。[27]

 

关于公民社会与反对运动，王江松也表达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公民运动，只要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即使是慈善公益这样看上去非常去政治化的行动，在党国一体化并试图保持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环境中，都客观上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即使你主观上真的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当局也会像盯贼一样紧盯着你。公益组织及其活动，在刚起步的时候，出于策略考虑，坚决不涉及政治，不挑战当局的政治正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归根到底，在没有得到宪政民主的制度化保障之前，不论哪一种民间公益都一定会走向政治化：或者因为屈服而被收编，或者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的公民权利而与当局发生冲突。”而“在臣民社会中和极权专制之下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必然内在地包含政治反对：思想启蒙、政治批判以及对宪政民主的向往，就是最初的政治反对；自发的集会和结社、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是进一步的政治反对；最后，成立政党组织，是公开的和最高的政治反对。需要说明的是，政党活动，在没有通过一定程序掌握国家权力之前，本身就属于民间-公民社会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把比较局部的、分散的公民运动称之为较低的政治反对，而把比较全局的、统一的政党活动称之为最高的公民运动，怎么能够把公民运动与政治反对一分为二呢？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把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那部分公民运动与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直接的政治反对区别开来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割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前者斥之为制造虚假希望并且延长了专政体制的寿命，而把后者视之为推墙的唯一方式和唯一力量，并且认为只有在推墙成功后才能大举建设公民社会。人们有理由提出两点质疑：第一，未经公民运动组织和训练的臣民能否成为推墙的主体力量？如果不能，那就只能由一支天纵英才、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先锋队霸王硬上弓自己来干了；第二，即算这支先锋队能够像布尔什维克一样侥幸成功，在一个臣民社会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带来宪政民主呢？”[28]

 

何为“革命”？“革命”不可避免？

 

关于转型路径的讨论，还和人们如何理解“革命”有关。

 

在现当代中国历史上，“革命”是一个用烂了的词。人们都在谈“革命”，但使用者赋予它的含义却往往大相径庭。

 

我以为，如果我们从目标角度定义“革命”，那么凡以改变现存政体为行动目标者，均带有“革命”性质。孙中山是在“革命”，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在“革命”；“推翻”是“革命”，“改良”也是“革命”，因为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是对前现代皇权制度带有根本颠覆意义的政体性变革。笔者的中国宪政改革报告，用的词是“改革”，其实谈的是“革命”，因为它把“改革”的目标最终锁定为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用宪政民主制度取代它。当然，作为目标的“革命”，无论其最初是否表现为“改良”，也无论其过程如何漫长，最后总会以“突变”的形式呈现。在常序性转型条件下，“突变”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在突发性转型条件下，“突变”则是瞬间的革命性变化。

 

而如果我们从手段的角度定义“革命”，则“革命”又可以分“暴力革命”与“非暴力革命”，体制内革命与体制外革命，等等。“非暴力革命”也不仅指非暴力抗争、公民不合作运动，而是包含了更广阔的内容。北京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自由主义学者李凡曾著书《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列举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国农民的民权运动、弱势群体的民权运动、中间阶层的社会运动、家庭教会的宗教自由运动、中国网民的自由民权运动等等。[29] 就目标而言，所有这些运动最终都指向中国的政体革命；就手段而言，它们又都是广义的非暴力抗争的组成部分。

 

当然，还有“街头革命”。海外民运领袖王军涛（1958-）前两年撰文《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选择》，认为“决定民主的转型条件不是宏观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而是政治参与者对民主的偏好和政治行动的互动。”文章还说“发生在自由化之后的民主转型通常经历三个阶段：大规模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改革派与民间理性派良性互动，打开政体；各派举行圆桌会议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新的民主政府。”[30] 其中，“大规模政治风潮”即主要指大规模的街头抗争运动。王军涛认为，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来未能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和“中国精英普遍存在的保守心态”有关系，“中国民间运动不应当继续过去的不当行动策略，批评和拒绝参杂着暴力和不理性行为的草根运动，而是应当修改过去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局限于室内讨论、媒体、政治发言、法庭和院外游说等行动策略，采取各种方式走上街头，参与、推动、发起和引领草根抗议活动，提升素质，将群体事件转换为大规模政治风潮。”[31] 近年来，还有李一平等人士撰写《变局策》，系统阐述从“同城策略”到“街头革命”的民主革命战略、策略主张。[32]

 

在我看来，军涛对中国精英“保守心态”的批评未必贴切。就中国自由主义精英而言，在过去20多年中，他们已经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事情；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政治风潮”，是多种政治、社会因素所致，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国自身学习能力的提高、边打压边安抚（改善民生）策略的见效、以及不断改进中的当局对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严格管控。其结果是，尽管中国每年仍会发生数万起群体事件，却在政府的区隔化控制中消于无形。

 

可以预言，在习近平新独裁的新极权主义条件下，一方面更多的人会感到“革命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激进派人士憧憬的“街头革命”将更加困难，因为党国的控制手段也在增加。当然，这么讲不意味着“街头抗争”作为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手段之一失去了作用。恰恰相反，它仍然会在未来中国的变化中派上用场。习近平的反贪、“打老虎”虽然捷报频传，但隐藏在这种表面光鲜背后的仍然是党国体制的深层危机：这个肌体毕竟烂透了，就便党国新强人横空出世，也无法扭转这个根本局面。要想治本，必须实现制度变革，而这却是迄今为止习所拒绝者。这就变成了死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习式“党国中兴”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会制造出一系列新问题。运动式反腐可能引发的党内权斗加剧、强硬“反暴恐”导致的民族问题升级和全国治安形势越加严峻、经济提升乏力引发的连锁反应、强势对外导致“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局部战争……。这一切处理得好，习近平会得分，甚至成为“习大帝”；处理不好，则可能彻底翻船。而从宪政自由主义观点看，即便“红色帝国”一时得势，习近平真的成了“习大帝”，文明的逻辑也不会改写。毕竟，我们已经走进了21世纪。毕竟，中国人已经为民主奋斗了100年。毕竟，人类已经进入了尊重自由、人权、民主和全球治理的新时代。

 

总之，作为政体变革，未来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作为手段、路径，未来中国的“革命”有多种可能。单一的来自底层的暴力革命，在今天已无成功之望，也不应该再提倡；我们能够做的，还是尽最大努力做大自己，做大民间，以非暴力形式促进中国之变，同时尽可能在体制内寻找同盟军。因为，在任何形势下收拾局面都需要内外联手，这一条，在这个新极权主义时代，仍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