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占中”运动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从学生罢课争真普选，到公民“占领中环”的和平非暴力行动，投身者之勇敢坚决，公民行动场面之轰轰烈烈，非但出乎“占中”发起者的意料，更出乎香港特区政府的预计。
香港市民这种精神从何而来？这就要说到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在英国管治时期，民主虽然晚育，但是公民教育却是和国际接轨的，英治时期还给香港留下了自由与法治。回归17年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由普遍自律而渐渐褪色，但毕竟还有司法独立，尽管也在被渐渐侵蚀，只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还是完整的。这就是眼前这一波公民行动的精神基础。
至于被大陆洗脑教育灌输出来的“国民”，他们只是国家附属品，唯国家权威、利益、意志是从，是与专制主义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现代公民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有社会责任，勇于维护个人权利和公共权益，和臣民们有云泥之别。公民是专制的天敌，忠顺的“国民”则是专制赖以存活的土壤。
最近发生在中东的一系列事件，譬如极端邪恶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纷乱的埃及、利比亚，让大陆的喉舌媒体，以及御用“专家”有了抨击和嘲笑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的口实，似乎这些事件更证明“中国特色”的英明伟大。然而，他们不会去正视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地突尼斯，避而不谈这个国家和平转型的成功。自然更不会援引90年代初至今已经过渡为民主宪政的前东欧共产国家的蜕变例证。
这其实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国民的文明基础。突尼斯原来就是北非教育水准较高的国家，它不是极端专制的警察国家，因而有著相当的公民社会空间。当阿里政权被和平非暴力的茉莉花革命推翻，国民素质和文明基础就起著左右这个国家路向的决定性作用。反观利比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却是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其中埃及稍微程度轻一点，但也是个警察国家。在这些国家，都没有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生存的空间。
极权统治多年来给人民的垂范，就是暴戾、抢夺、争斗和赢者通吃，而信奉你死我活斗争哲学的国民，谈不上有什么妥协与和解精神。伊拉克大权在握的什叶派总理马利基，就是赢者通吃的信奉者。他把萨达姆时代对什叶派的打压，奉还给逊尼派。利比亚卡扎菲多年对不同部落的铁腕镇压，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用化学武器镇压异见者，如此令人发指的行径，萨达姆当年就对库尔德人做过。等到这些极权魔头灰飞烟灭之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片文明的焦土——这里特指公民精神层面的瓦砾和灰烬。而这样的情况，在突尼斯没有发生，在原东欧共产集团国家更不会发生。
再来看香港，无论物质基础和教育基础，都远远胜过那些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原东欧国家，但是民主却迟迟不能来临。但香港人有权利意识、有公民社会，要拿赝品的假民主、假普选去哄骗他们，是万难做到的。
风起云涌的“占中”和平抗争还在推进。一些迹象显示，中央政府还是会照搬25年前“一步也不能退”的思维来应对，尽管用军队、枪炮、坦克来镇压，在当今国际环境下难以做到。香港公民要表达的是他们百折不回的意志和要求，而不会真的希冀北京当局就范。不管“占中”结局如何，香港人已经达到了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向专制主义表示：我们不是国家的臣民，我们是有权利的公民。香港人已经用最激越的声音喊出：我们不服从，我们不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