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醉心於“改革”，是其统治的需要。
“改革”是当局使用最熟练的话语之一。据新华社统计，“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全文出现86次”。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个词语引起民间更多幻想。改革也同样是当局最为熟练的行为。从建政前后的土地改革，经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再到十八大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就是中共的统治史。当局如此醉心於“改革”，完全是其统治的需要。
改革的首要目标，是重建分配机制，寻求合法性支持。土地改革把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农民，在瓦解既有的民间经济结构的同时，也骗取了最大多数农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共统治的民间基础由此而生，并被当作最为持久的宣传题材之一。1980年代的改革，动因之一是全面公有制濒临破产，失去继续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全面放开，把利益归於民间，中共就将失去统治的基础.於是，当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经济命脉掌控在权贵集团手中，把低效的农业、小工商业释放到民间.改革既集中控制了优势产业，又暂时激发了久已被禁锢的经济活力，获取了民间的支持。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进一步落实了经济控制的目标，既把主体、优势利益更完整地分配到权贵集团，又剥离了过去40年积累的福利承诺包袱。
改革不仅重建了经济分配的机制，而且重建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机制。军功封赏机制形成了中共权力分配的最初格局。这个格局包含了军政、派系、势力、职位、级别、年资、利益、待遇等多方面的矛盾，很难达成长久的平衡；而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官治理系统，又需要从军功格局里分得权力，形成封赏特权和行政治权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发动了包括“文革”在内的几次运动式的改革，通过清洗、打击双方的力量消解这些矛盾，试图构建以一致性为目标的权力体系。而在1980～1990年期间，中共面临着领导集团的新老交替，在两个接班人相继因政治斗争下台的背景下，中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新贵族和干部梯队相结合的权力分配体系。这个体系以代际的传承，稳固历史和捆绑现实，既实现了老一代历史不被清算，又确保了新一代继续高举红旗。到了近几年，新极权的建立又引发了既有利益格局和集中统治资源扑灭民间抗争的矛盾，当局“深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或在於此。
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消解历史罪恶，重塑政权合法性。十年浩劫积累的执政罪恶，不可能通过普通的时间延续得到迅速消解；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大快人心，也只是当局的一厢情愿。1980年代的改革将罪恶归於历史，炮制了《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把部分经济权利的被迫放开，当作民间合法性支持的对价.在这次改革中，当局恢复了私有制的合法性，重建了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体系，表面上提升了“整体的”人权状况，但这个提升是以集中打击政治反对者、超过法律的程序和目标严惩犯罪分子为代价的：数次严打震慑了民间不听话的捣乱分子，1989年则以军事暴力碾压了政治反对者。改革前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改革后的政权合法性必须通过民间的一致性来重塑和维持。1997年对某“邪教”的镇压，以及多年来对政治反对者的长期持续迫害，都是当局为了孤立反对者、寻求一致性所採取的必要手段。
改革的副产品是破坏民间基础结构，激发互恨情绪.每一次改革，都伴随着利益现状的打破和利益结构的破坏。民间基础结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是一次次改革的对象。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僱佣结构，积累了土地原拥有者和新拥有者的矛盾；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人际社会关系的结构，通过强制地、无根据地、无原则地划分阶级、立场，奠定了民间互恨互害基础；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摧毁“企业办社会”的计划经济格局，建立雇主与僱员之间的新型关系，造就双方因既往“雇主承包”心理产生的对立；国企改革则取消了历史承诺的福利体系，促成了民间进一步贫富分化的矛盾。在每一次改革当中，由於利益的强制剥夺和重新分配，民间互恨情绪被在不断积累；民间经济、政治结构的破坏，则便於当局重新组织保甲制度以控制民众。当局总是乐於看见群众斗群众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联合到一起反对专制。
改革改不出民主，也改不出未来，更挽救不了专制崩溃的必然。历史上的改革如此，现实中的改革同样如此。当局醉心於改革，也就是不断调整欺骗手段，集中统治资源，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民间抗争。不论改革还是不改革，该来的总是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