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监测已经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新产业.
观察中国的网络舆情，2007年是一个重要年份，既有重庆徵地拆迁“钉子户”、山西“黑砖窑”和真伪华南虎这样引发全民围观的重大事件，也有网络直播厦门公众反PX游行这样群体性事件的“公民记者”纷纷涌现.因此，很多观察者将2007年视为网络公民崛起元年。
事实上，在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和谐社会建设文件已经提出，要重视互联网，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中共中央政治局2007年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如何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本来，对於拆迁抗诉、黑奴工等直接涉及地方政府的恶性事件，宣传系统禁令频发，传统媒体作为有限，但是网友在天涯社区、猫扑、百度贴吧等社区论坛和博客的讨论红火，删帖赶不上转帖，网络消息一时难以控制，以读者市场导向的都市报大都以“闢谣”或加强“舆论引导”为名，派出专业记者採访，梳理事件和採纳各方说法，介入这些网络热点事件报道，像《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就是其中表率。
当网络舆论被赋予反应民意的政治正确性，以读者市场为导向的都市报类也进一步放大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形成新形态的舆论监督。中国存在两个舆论场的说法也流传开来，即党报、国家通讯社、国家电视台组成的官方舆论场，都市报特别是互联网构成的民间舆论场。
在网络兴起的年代，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因此，不难理解，《人民日报》也在2007年撤销了“群众工作部”。传统上，党报系统“群众工作部”，负责处理读者来信，一部分公开见报（党报普遍开闢“读者来信版”），一部分作为内参呈报上级党政部门，一部分由报社转给读者所在单位提请关注解决.查阅每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处理“群众投诉或信访”线索，再下乡调查基层不作为或贪腐不公问题，这在“点击就是关注，转发就是声援”的网络时代，这样缓慢节奏的“舆论监督”方式已经过时了。
相应地，2008年成了网络问政元年，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透过强国论坛回答网民的提问，浙江、江西、河南、甘肃等省委书记网聊等等，网络问政蔚然成风.正所谓“网络民意强力问政、网络情绪影响政情”，《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也顺势设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政府决策的层面读解舆情应对得失正负，敦促权力部门更及时透明回应舆情动态.这是一个官民在网络舆论场的“新婚期”，人民网舆情频道被《南方周末》和《南风窗》列为2009年度“致敬传媒”，被腾讯网列为2010年“华语传媒盛典”年度栏目/频道。
再后来，随着新浪微博的无私密规定和大V策略，强推精英舆论领袖，促成了2010年中国“微博元年”，中国网络社交媒体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实名制”，“围观改变中国”口号激发新的社会动员.作为反制，2011年中国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开通政务机构，正面引导网络舆情，与此同时，则组织系统里的五毛水军讨伐持批评意见或“政见不同”的大V公知，加强社会维稳工作。
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为代表的力量，也将舆情监测变成一笔大生意。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人民在线舆情服务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据人民网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显示，网络舆情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87亿元。而体制内媒体或头脑活跃的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在这种社会转型中觅得商机，两边通吃，一边组织网络问政会议、大V网络名人到各地区的联合参观团造势，或领取舆情应对的课题费用，一边教唆群众如何利用网络表达，学会营销手法去搞大传播效应……
按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的说法，“都市类媒体是屁股坐在民众这边，『坐南朝北』；而我们是屁股坐在政府这边，『坐北朝南』监测民意。”他更透露，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正在做一个网络社群的研究，如何赎买和吸纳网络社群意见领袖，“我们尝试过把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网友拉到《人民日报》写文章，发现只要他意识到是在给执政党中央机关报写作，全局观、大局观表现得不在党报记者之下。”对此，有网友评论，所谓的舆情监测就是舆论控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购买“舆情监测”服务实质上就是花纳税人的钱堵纳税人的嘴，专制政府越有钱，奴役人民的力量就越强大，甚至奴役本身还会演变成为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一种有利可图的新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