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模式”在新极权体制下，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
据港媒2014年10月13日消息，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原村委副主任洪锐朝与杨色茂，被当地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4年与2年监禁。家属声称，由於两人此前坚持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因此触犯政府，遭到事后的打压惩罚.
杨、洪二人，均为2011年“乌坎事件”中的关键人士。2011年9月，因原村委会的成员私下变卖土地，引起巨大的利益纠纷，乌坎村民与当地政府的冲突激化，爆发数千人的集体维权事件。当时，大陆的微博方兴未艾，乌坎事态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得到全国网民的关注与声援。
12月初，乌坎村民薛锦波，在被当地政府关押三天后突然死亡，事态又被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的大陆网民，将微博的头像，更换为薛锦波照片，以表示抗议.随着冲突的白热化，官方一度试图调用武警部队强行入村，但遭到近万名村民的顽强抵抗，未能成功。而乌坎也被官方断水断电，封港封村。
之后，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介入事件，在12月下旬与村民代表谈判，达成协议，事态逐渐缓和平息。2012年3月，乌坎村举行换届选举，林祖銮获选村委会主任，前文所述的杨色茂、洪锐潮二人，当选为副主任。乌坎事件，似乎得以妥善解决.
乌坎事件表面性的“和解”，被很多人乐观地看作是中国集体维权的转折。时评人笑蜀先生，曾在《乌坎是中国必须闯过去的一个坎》一文中评论到，“当外媒纷纷给乌坎事件贴上政治标籤之时，乌坎村民异常清醒，坚决不中招，公开声明自己的一切抗争仅基於利益，仅基於基本权利，政治对抗绝非初衷。正是乌坎村民这种坚韧的理性，避免了事件的极端化，从而创造了缓冲空间，才有了后来广东高层给乌坎事件重新定性的可能”。
更进一步，笑蜀认为，“为民间维权、民间抗争脱罪，让民间维权、民间抗争常态化，并相应调整整个利益博弈机制，已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
应该说，当时的这种解读，符合许多人的期望。毕竟，中国近十几年来，集体抗争事件的数量与规模，都在持续增加，折射出社会问题的严重恶化。按照这种分析，如果当局在民众的维权压力面前，能够做出适度让步，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和平转型的契机.
然而，从集体维权，到和平转型，这一看似美好的命题，实际上隐含着严重的事实与逻辑的双重缺陷。
首先，对於乌坎村民来说，当时的抗争，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流血风险.与乌坎同属於汕尾市行政管辖的东洲镇，在2005年12月，同样因为土地纠纷，村民与政府发生激烈冲突。根据BBC中文网的相关报道，为镇压民众抗争，当地政府调动武警，并且开枪，造成数人乃至数十人死亡。与乌坎不同，东洲事件的消息，被严密封锁，大陆的一般公众极少知情。而乌坎之所以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於网络媒体的迅速传播，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导致刚性镇压的成本急剧上升，由此改变了权力一方的博弈策略。抗争本身的“去政治对抗”与否，在权力的策略取舍方面，并不佔据重要的位置。
其次，如果集体维权，果真能推动和平转型，那么显然，这种因果关系，就已经给集体维权烙上无法掩盖的“政治化”的属性。很难想像，在“万事皆政治”的新极权体制下，这种被假设通向政治转型的维权路径，会被当局不闻不问。这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合理的推论是，要么集体维权，根本无法推动政治转型；要么新极权体制，根本无法容忍集体维权空间的存在。
实际上，对於权力体制来说，既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并不需要对自身的过失负责，那么与其花费精力，鑑别抗争的真实意图是否属於“政治对抗”，还不如扩大打压范围与力度，更为简单而且安全。最近很多关於对“温和”人士的打压，基本上便是属於这一逻辑。
在乌坎事件中，村民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化的特性，实际上只是源於广东一带特有的乡村宗族传统.对於中国而言，一盘散沙的社会，既是专制体制的统治目标，也是其反复打压与分解社会的常态结果。只有这样，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压制社会抗争的聚合能量，将统治成本降到最小。
乌坎事件中的核心维权人物，被处以监禁刑罚，实际说明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乌坎模式”，在新极权体制下，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而随着体制近来对民间抗争的打压力度的空前加大，社会将进一步溃败分解。由此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未来一旦爆发大规模的集体冲突，那么更容易变成严重缺乏组织、难以协调的不可控事件。这固然是人们不愿见到的局面，但在新极权的统治逻辑之下，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最可能的一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