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一年多的香港佔中運動終於因人大常委會特首選舉方案的「落閘」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香港捍衛自由與天安門爭取自由
其實，佔中理念的推出者，包括所有希望中國、香港能保持和平繁榮自由的人們，內心裡都不希望這場運動能真正發生，期望即使不能達成真正民主普選的目標，選舉方案至少也能讓人有些許的希望，但這一切都在人大常委會宣佈方案那一刻徹底落空。當議會大堂裡不再有討論的空間，社會意見表達走向街頭就勢所必然，這是規律。香港，走到一個歷史的轉捩點，而中國，或許也將開始一個新的時代。
佔中一起，整個世界有關天安門運動的記憶都被喚醒。確實，那訴求、場景、氛圍、行動方式、參與者等，自然讓人產生何曾相似的印象。最重要的，是博弈衝突雙方邏輯的逆反，其背後所展現的兩種不同的文化、政治理念的衝突與八九期間所表現的毫無二致。從這一點講，二十五年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到新的台階，但北京政權的政治理念和運作方式依然停留在那個時期，這讓人感到悲哀，更讓人為中國的未來感到擔憂：因為，這種理念和治國手段上的陳舊，不僅是香港問題的根源，中國當下種種矛盾衝突的緣由，更可能會成為未來中國爆發更大災難的肇因。解決這種陳舊狀況已刻不容緩，它關係香港，關係中國甚至關係執政集團自身的命運。佔中怎樣落幕，或許可以給我們傳遞一個這種陳舊的狀況能否得到恰當解決、中國的未來轉型能否順利的非常重要的信息。
但如果真正想更透徹地理解香港佔中的產生，就可能需要對天安門運動和佔中兩者間的不同有所了解。儘管兩者表現上都體現為爭取民主，但前者是想通過爭取贏得些從未有過的權利，後者則是希望通過爭取來維護捍衛一些既有的東西：獨立的司法和行政體系、新聞、結社和宗教上的自由等等。在八九，爭取民主和自由是相連的、混一的，是在一個從無所不在、無所不控制的極權體制向開放的體制初步轉型的背景下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被鎮壓，但事實上還是取得相當大的成果：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自由化，對外開放的加大，公民個人生活空間的擴展等都與八九運動的爭取和犧牲有直接的關聯。也是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能理解經過鎮壓後的北京政權為何能生存至今的緣由：它事實上是不得不回應了天安門運動訴求的一部分。
中共接管上海後命運或降臨香港
不過也正因為這種回應是局部的，常常是非正式化缺乏制度保證的，特別是局限在經濟和社會的局部領域，缺乏整體配套的改革，造成後來諸多問題，中國今日才需要以政治制度的改革來全面落實八九的訴求，以期讓爭得的某些局部自由不被扭曲，公民的權益得到保障，獲得完整的權利；同時，政權也才能真正得到更新再造。也是因為這種自由支配的空間的相對擴展的同時沒有伴隨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管理體制的現代化，才有八九鎮壓後大規模腐敗的產生：局部的社會、經濟自由空間，被高度壟斷權力的精英大肆濫用，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這種惡質腐敗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相反，在香港，導致佔中發生的邏輯和社會心理是，由於大陸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全面侵入，香港舊有的世界一步步崩塌，人們熟悉的那個除選舉權部分欠缺之外所有現代權利都具有的文明社會漸漸消失。人們明白，如果不能爭取到政治權利，所有曾具有的都最終將消失。當年中共接管上海後的命運會再一次降臨到香港頭上：在有限地享有原有的權利過程中，慢慢地像被一個溫水煮掉的青蛙，死去。儘管港英當局統治之時，人們的民主權利也並沒有得到很好地實現，但鑒於英國的制度和傳統，基本自由方面是得到保證的。但對中共這樣一個政體，如果政治權利得不到保證，其他的權利最終都將喪失。港人爭取特首普選權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希望用政治的某種自主來作為堤壩，阻擋住中共的全面侵蝕。
九七回歸前，各方朋友就此徵詢看法時我曾預言：當下和今後一段對香港絕對不需顧慮，但長遠看，又一定會有問題，除非中國的體制有所變化，因為那是由北京政權的性質所決定的。中共在工具性地利用了舊日的上海和今日的香港後，因制度權力的本質衝動，不可避免要將其吞噬。今天，筆者絲毫不為自己的先見之明感到得意，感受到的更是一種深深的悲哀。相信對許多有四九年後從滬來港經歷的港人或是他們的後代來說，有與筆者這種同樣的預感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數。歷史，不僅從二十五年前的天安門到中環在輪迴，也在從一九四九到二○一四的上海和香港間輪迴。一齣悲劇的雙城記！
爭取公民權利將是新時代主旋律
歷史的輪迴源於公民主權的喪失，而掙脫輪迴就必須爭得公民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正如當初天安門悲劇警醒了港人，從此開始為香港乃至整個中國的民主而奮鬥，香港今日的命運其實未嘗不對大陸人也具有啟示：中國人得到的某些經濟和社會上的局部自由，遠遠無法與港人所具有的已經制度化的權利相比，且無制度性的確切保障──連付出極其昂貴、艱難代價所購買的房屋，這種最基本的生活品，因不具土地所有權事實上只具有部分的永久所有權，遑論其他！即使如此，香港人的自由都在喪失，中國人又豈能相信自己具有的些許自由會得到永續？只要中國的政治制度不發生根本的改變，這些都可能喪失，文革也有可能會捲土重來。社會科學院長那種中共的意識形態高官不都在開始重談階級鬥爭了嗎？那種小市民式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公共事務缺乏興趣，對中國的維權和民主事業懷疑冷漠的態度和行止，終將會讓人吞食惡果，也定將不利於民族的進步。中國人只有不斷地去捍衛和爭取自己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權利，尤其是政治權利，將「權力關進（公民監督）籠子」，公民自身才能得到安全，其福祉才能得以保護。
換句話講，不能滿足因天安門的犧牲所換來的局部不清晰的自由，更應積極進取，爭取八九的訴求的全面實現，用自由的擴大來鋪墊政治的民主，用政治的民主來獲取和保障自由，這是中國這種極權國家轉型所不能迴避的邏輯。爭取自由和民主必須是一體的過程，否則，就很難避免出現我們事實上已經見到的大規模惡性腐敗，得到的局部自由也就很可能非常脆弱和虛假，隨時可能喪失。對極權國家的轉型來講，只要不實現權力的民主，公民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佔中不僅僅是香港一地之事，這個與中國近代歷史開端相連的城市所發生的一切，一直就與中國現代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不管佔中運動的結局如何，事實上它已經為整個中國的一個新的時代拉開序幕。這將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結局尚不清晰可期的時代，但其中，爭取公民的權利，將是最宏大的主旋律。中國的公民將以各種方式展現其力量，正如香港運動中所表現的，一代新的不懼權威、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的年輕人也將躍上歷史舞台，衝擊與這種意識不相匹配的制度和意識。社會利益和意見的分化也將逼迫這個民族去尋找一種能夠包容各種利益和意見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