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不是法制而是法治，法律制度一直有，但依法治理的法治却若隐若现，人治无处不在。
10月20至23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此前的各种吹风表明，四中全会将重点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
讨论依法治国，逻辑上两点有意思：一是暗示现在不是依法治国，或不总是依法治国，所以要讨论；二是由政党，而不是由立法机构暨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显然是党大於法，或者是党凌驾於国会之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走个形式让国会和政府来解释和执行。
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和一直以来的做法，这么做也可以理解。执政党向国会提出执政和法律建议，形式上也能说得过去。回到内容上，人们更关心四中全会要解决什么，有什么变化。
通常这种高层会议，要解决权力斗争和机构设置问题，就像去年的三中全会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人员安插和机构运作，十八大后新上台的最高层领导，经过一两年的适应过渡期，正式发号执政。
本次四中全会再设置新的机构可能性不大，应该重点是调整人员.特别是在发生了周永康事件的权力震荡，相当多的官员受牵连被拿下，此外还有许多官员因贪腐落马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增补选，以及在党内的分工和政府的任职问题.
至於法治问题，不妨换个角度了解。在任何法治国家，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名义上的，依法治国都是个不言自喻、不用讨论的问题.如果要讨论人治或德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个问题；讨论法治，本不是个问题，但一定要讨论，往往有另外的用意。
就像过去没有《游行示威法》，民众可以在街头表达主张。八九年后匆匆出台了《游行示威法》，名义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游行示威的宪法权利，但实际上却限制了这一权利，从此以后，很难游行示威。中国作为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国家，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法律，但媒体领域一直没有《新闻法》。有人建议要制订法律以保护新闻自由，但更多的人却认为，没有新闻法，对新闻的控制还是在暗中进行；一旦有了新闻法，那就是公然地控制新闻媒体了。因为在司法不独立，法律由政治解释的情况下，有法比没有法还要糟糕。
之所以对将要讨论的法治另有隐忧，是因为四中全会前具有政治导向的《红旗文稿》，发表了“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切实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
这篇文章的逻辑是，法治要由人民民主专政来保证，而人民又是由党来代表和领导的，实质就是党治。因此不管怎么变换概念，目的很明显.
无独有偶，在去年的三中全会前，《红旗文稿》等导向性的媒体也发表了一系列反宪政、反普世价值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对网络言论和公民运动的打压，七不准讲的出台，直至三中全会上“国安委”和“网络安全小组”的成立，全面收紧对言论和公民社会的控制。
中国的问题不是法制而是法治，法律制度从大秦律到大清律一直有，这些年更是制订了众多的法律，法制蔚为大观，但依法治理的法治却若隐若现，人治无处不在。
因此法治的逻辑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法可依的问题后，当务之急是解决有法不依和选择性执法的问题，以及最根本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这个平等不是抽象的平等，而是百姓和官员、群众和党员、民间社会和共产党组织，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问题.
四种全会是遵循以上的法治逻辑，还是《红旗文稿》的逻辑，以法治的名义，强化专政和党治，很快会见分晓。
但无论怎么变换概念，如果做不到依法平等、依法办事，那么不管开多少次会，如何讨论依法治国，最终都是不管什么法，都不如领导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