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下旬,據說是《瑞典日報》刊出一條消息:九月二十九日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國。幾十年來一貫自吹自擂且煽情愛黨愛國的中共黨宣部門,這次卻對這條所謂外媒消息沒有大肆炒作。或許他們也知道這條消息不太靠譜,更知道中國人均GDP位居全球第八十四名,而中國貧困線之下的人口還有一億多。
中國官方主流媒體對另一條顯示中國偉大的消息卻沒有輕輕放過。那就是:中國註冊專利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全世界其它國家,超過了美國;中國在科學出版量方面已經達到了全球第二名。這說明了,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軟實力也在不斷增長」。
創新能力與科技基礎不相匹配
中國當權者一直要求科技界要提高創新能力。此前不久,中國官方宣佈,二○一三年中國國家創新指數比上年提高一位,名列世界第十九。中國官方把自己狠狠誇了一通,認為中國創新能力年年在進步,世界排名年年在往前挪。
可是就在中國自評創新能力位居世界第十九位之際,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聯合發佈權威的《二○一四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國的創新能力排位只有第二十九位。
不過,第十九位與第二十九位相差得不算太離譜,而且中國自評所依據的自己制訂的創新指標體系,分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創新成效幾部分。在這幾部分下,分別又有經濟活動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數、人均GDP、信息化指數、科技撥款佔財政撥款的比重、單位GDP能耗、勞動生產率和科技進步貢獻率等等細目。也算是有科學依據的吧?
真正讓我們中國人吃驚的是,中國既然註冊專利數量已經世界第一,科學出版物世界第二,有那麼好的科技基礎,創新能力為什麼還是處於世界第二檔次呢?
非市場的企業制度限制創新能力
中國人本來就不比人家笨,人又多,再加上近年來想依靠發明註冊專利大發橫財的人日益增多,註冊專利數量自然就多了起來。不過,不是所有專利都是實際有用的,更不是所有專利都是能夠形成生產力,因此大部分註冊專利注定是不會成為創新力的。另外,目前的中國職稱評定制度規定,要評各種高級職稱必須拿出相應的論文。這就造成了中國科學論文的大量產生乃至泛濫,其中許多並不含多少科學內容,尤其是科學新發現、新創見很少。
但即使刨去那些水份,中國目前的國家創新能力排位仍然與中國的註冊專利數和科學出版量不相匹配。
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企業制度上。科研創新,當然要靠國家的大投入,可是一個國家經濟中最大量最基本的科研還是在於眾多的企業。中國國資企業不一定遵守市場規則,所以也不一定注重本身企業效率的提高,所以也就不會特別注重企業科研經費的大投入。中國民營企業生存在國有企業佔統治地位的不規範的市場環境下,多半也會喪失企業的市場功能,而更多去官場鑽營。缺乏長遠的打算和規劃,在急功近利的心態下是不可能大投入企業科研的。
我們知道,在發明、中間試驗和生產經營的投入比例一般在1:10:10。我們更知道,發明大多數沒有實用的價值,也就沒有必要去中試,而中試並不一定能夠形成生產能力,也就不會產生市場價值。因此許多中試的科研費用其實是白扔的。所謂科研費用的大投入的真正意義也在於此。然而在日本,早在四五十年前,一般企業中,科研投入佔企業總投入就不會低於五分之一,而現在投入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日資企業比比皆是。
中國政府對新興行業往往有補貼,美歐日國家也常常對新興行業進行政府補貼。可中國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有多少接受補貼的新興行業,肯大投入搞研發的呢?還不是都將政府補貼當作自己的企業利潤。難怪,歐美日不斷將中國那些新興行業企業出口商品,當作反傾銷的對象。譬如,對中國的光伏產品。
文化思想道德教育一片廢墟
上述實際上都是技術和商業制度上的原因。中國創新能力不足的更深層次原因,其實在於中國根本沒有思想自由的環境,普通民眾也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習慣,甚至中國兒童幾乎也喪失了與生俱來的遐想功能。
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固定的「三綱五常」、「天人感應」的倫理程序、意識形態,不允人們思想跨越半步。但近代大學問家陳寅恪認為,清同光年間是最好的時代;當代智者資中筠認為,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承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西方現代文化融合的中國新的文化道統。實際上,陳寅恪和資中筠說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碰撞、融合,是思想大自由的時期,也是新的轉型的中國文化產生的萌芽時期。
在這個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化轉型的時期,也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好最自由的時期,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思想家。的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也產生了許多大家,如梁啟超、孫中山、陳寅恪、胡適、蔡元培、陳獨秀、魯迅等等。但就是這些大家,有多少新思想是他們自創的?所以,中國新的文化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也只是萌芽。
沒想到,中國文化新的萌芽在三十年毛澤東時代(含華國鋒)被全毀了。中國文化道統的承載者──讀書人一向有這樣的傳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無論歷經亂世,其餘緒總能傳承下來。可在毛澤東時代,誰還要堅持中國文化傳統思想就得以命來換。
中國文化道統的承載者被消滅了,毛澤東時代結束之時,中國思想文化道德教育一片廢墟。而之後的當權者本身就是毛澤東的繼承者,當然始終不承認中國思想文化道德教育一片廢墟,也就不會有有意識的中國文化重建工作,不可能有思想自由的環境。
不能說,中國現在的當權者不想提高中國科技和商業創新能力,但他們更希望所有中國人的社會人文思想,與他們不管說得通還是說不通的思想主義保持一致,不許異己思想出現。可是,當人們缺乏自由思想的空間,缺乏遐想的自由,缺乏了傳統文化的繼承和新思想的吸收,他們還會有創新能力嗎?
中國大陸今天能夠有排位第二十九的創新能力,已經是勤勞的中國人創造的一個奇蹟了。還想有更高的指望,豈非癡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