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11月习近平上位以来，网上流传一句话：“毛病不除，恶习难改”。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一心一意想学古代的明君，喜欢像皇帝一样微服私访，有次外出“打的”，被出租车驾驶员认出，留下“御笔”：“一帆风顺”——最后却不敢承认，以假新闻为由搪塞过去。而后，又到北京庆丰包子店微服吃包子，官媒大肆宣扬。
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仿佛又是个毛泽东的翻版。习近平想当今天的毛泽东，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恶疾，必须否定毛，中国才有希望。所以说，“毛病”不除，恶习难改。
这次所谓文艺座谈会不过是个闹剧、笑话。比如那个网络作家周小平，会上对着自己和习近平、范曾等人用手机玩自拍，结果就有工作人员来告诫他不要先发，等央视《新闻联播》播了再发。他一直等到晚上7点多，才在自己的微博发这张“面圣”照。连自己拍的一张照片都不能自由发表，还叫什么网络作家？还谈什么文艺自由？
这次习文艺座谈会，并不是倡导文艺创作自由，而是要加强洗脑和歌功颂德。中共的极权体制，就是要禁锢文艺，要文化艺术服从党的政治需要。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的就是这个。自此，听话卖乖的就有政治前途，能升官；而不听话、发牢骚、表不满的，就会惹祸上身，比如作家王实味就因揭露延安黑暗面被杀，丁玲等一批作家也遭到批判。反右、文革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真实而残酷的历史事实。
中共的极权体制，根本没有文化的概念，只有“党意志”。文化部门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比如中国作家协会，它的负责人并不是协会主席，而是党组书记。巴金任作协副主席、主席长达数十年，他早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被党领导得服服帖帖。还有文联、戏剧、电影、歌舞、书画、表演等协会，都是无条件地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中共宣传部，几乎没有不触及的地方，报纸、电视、广播、电影、互联网、新闻出版、对外传播等等，都是为党服务的，有网民对其调侃道：“我是党的一条狗，天天蹲在党门口，党叫撒欢就撒欢，党叫咬吼就咬吼”。
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根本没有自由，不过是御用文人而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不是照样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吗？中宣部、文化部为了“驯服”莫言——也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为莫言开设一个人的假大空文学院。当然，党的膝下还聚集一大批对党感恩戴德的马屁文人，如范曾、余秋雨、摩罗等。在中国，除非不怕坐牢，否则不可能有自由作家。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的《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吴祚来、张耀杰，即因说真话而被扫地出门，吴祚来甚至远避美国。
“党文化”除了洗脑，就是美化党和领袖。比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无限拔高邓，连华国锋、叶剑英、陈云的功劳都归到他头上，可味超“高大全”。而导演娄烨的电影《颐和园》，其中闪过“六四”学潮的镜头，于是整部电影被封杀。可见党统治下，文学艺术根本没有真实可言。
在网络上，封锁更为厉害。博士刘晓波不但名字是敏感词，就连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旧书，也被查禁。甚至在新华社内部，网络文字检索“刘晓波”，都有可能被系统“告密”——中共内部有一些事关刘晓波的保密资料，供高层使用；普通记者若检索使用，就有可能被秘密记录。
这次习座谈会，说相声的姜昆，说评书的刘兰芳也参加了，电视上，他们一脸的受宠若惊的马屁像。试看今天体制内说相声的哪一个敢说相声讽刺“习大大”？哪一个漫画家敢丑化“习大大”？1957年，储安平在《光明日报》上骂周恩来是“小和尚”，并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骂“老和尚”（指毛泽东），结果储安平被打倒，后死于非命。
有人会说，我们也可以利用中共的文化体制表达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不可能，因为中共把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网络都控制在党手里，总编辑必须是党员，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必须是党员，连著名的财新传媒掌门人都是党员，中共不可能放手舆论阵地。自由知识分子不可能混进“党文化”的核心，用共产党的笔杆子“反共”，没门。
党国体制下，党魁膝下永远跪着一批文乞“谢主隆恩”，而习就更是自得其乐，以为“共产党的天，永远是晴朗的天”，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自取其辱而已。这种陈腐的“党文化”正是对“伟光正”的极大讽刺。
无自由则无艺术，这是常识。习近平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不过是聚了一批马屁精，把“党文化”的臭裹脚布继续发扬光大。党对此自以为得意，官媒大肆宣传，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闹剧、一个历史笑话，无非是表明陈腐的“党文化”到了寿终就寝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