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香港“占中”运动，胡平先生写了篇小文“撤，或不撤”，大意是：香港“占中”行动的规模和影响都超出了预期，并取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学生很主动，因此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撤离。撤不是放弃，而是转变斗争方式，有张有弛，将动能转为势能。再，胡平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公民抗命运动要建立退场机制。
胡平先生的意见赢得许多人的赞同，但也得到许多批评、指责，乃至攻击，指其为北京当局解套。我个人赞同胡平先生的看法，建议“占中”阵营从长计议，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以适当的方式撤离“占中”。
“公民抗命”行径一旦启动，其与政府的对垒就如一场战争，需要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各自的要求和底线，己方行动的规模、方式、节奏、进退，目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尺度，以及当局可能采取的对策，意外状况、事态的结果，等等。总之，这是一场双方实打实的较量。
“公民抗命”的正义性与如何组织该行动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道义问题，后者仅是策略问题。香港“占中”行动是正当的，面对北京当局的蛮横专制，港人有必要进行抵制和抗争。但问题的关键是行动的策略：最高期求定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规模多大，进退的尺度，时间的期限？所求结果为何？等等。
行动的组织者不能以“我们正义”为由，不考虑以上问题，即使参与者流血牺牲，那也是当局的罪责。这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无论任何主义、信念、动机，不负责任的政治都是坏政治。正义的事业不一定都会成功，尤其是不会一次性就成功。在抗争的过程中，策略对，组织得好，进退得当，就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成果；反之亦然。“正义”是好事，但是如果不计策略，一味任着性子蛮干，则会导致恶果。糟糕的群众运动是：高举正义的大旗，不顾现实，不管后果，不计代价，任性而为；这正是应由“八九”学运汲取的教训。“八九”学运本来做得很好，如果及时撤离广场则大胜，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的进步，但是由于激进的学生领袖坚持占领广场，最终导致政府的血腥镇压。“八九”学运的失败，除了死伤了大批的学生、市民，也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倒退，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势力遭到清洗，民间大批的进步人士被关进监狱，甚至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一度停止。
“公民抗命”不同于社会革命，其不求颠覆政府，目的也不是改变制度及整个社会，其仅是某一项具体的政治、社会或人权诉求。一般来说，“公民抗命”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权行动。“公民抗命”可以是个人，也可以群体，甚至可以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作为群体，尤其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织者需要考虑两个前提：一是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再是该行动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都要付出代价。但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底线在哪里？组织者应该心中有数，而不能不计代价，无底线。比如此次“占中”运动，如果当局只是逮捕某些领袖和成员，法办入狱，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这也是“公民抗命”的题中之义，但不流血牺牲是底线。从社会来说，短期中断交通，瘫痪部分政府、商业，影响到市民生活，并带来香港经济的一定损失，这个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也有范畴和程度的尺度问题，但这里不讨论）；但是如果导致北京当局接手香港进行管制，这将大幅度恶化香港的政治生态，香港的自由将极大地缩水，司法独立也将受到损害，更危险的是从而毁掉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摧毁香港的经济，这些则不可接受，而要极力避免。
香港“占中”行动有些特殊。香港是非全民主性社会（议员民主选举产生，而特首由中央任命），但是法制社会，自由社会。特别是，“占中”阵营对决的不是港府，而是香港地盘、社会之外的北京当局。如果仅就香港自身，“占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际化城市，1997年后，香港即可实行民主制度。但是，香港受控于北京，香港所有的政治纠结，根子都在北京，总结症就是：北京绝不允许在自己的脚边有一个民主制的香港。
因为，如果允许香港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就是对大陆极权体制的否定，如果大陆人心都倒向香港，各地都要求民主化，那即是对北京政权的极大挑战和威胁，因此北京绝不允许香港民主化。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固然重要，但相对北京政权统治的安危，就是次要的；北京为了维护其统治，可其以牺牲掉香港，不惜毁掉它的经济。作为极权政体，北京是做得出的。
北京当局在2014年6月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表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其中包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该政策就是针对香港将发生的“占中”行动而设定的。对于北京当局，“占中”阵营有两点应该清楚，不抱幻想：一是北京当局不会撤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让港人真普选；再是，如果港府失控，局势混乱，北京可对香港进行管制。
“占中”阵营可以提出“人大常委会收回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要求，但不能将之作为此次行动的实际目标，因为没有现实之可能。查建国先生评论说：“一，占中不可能大胜、必胜。起始就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抗命活动。二，不胜也胜，胜在不认命而说话了，行动了，开启了抗命新时代。”这和胡平先生的见解大提是一致的，将“占中”的实际目标确定在“不认命而说话了，行动了”，其“不胜也胜”；达此目的，“占中”即该考虑适时适式地撤出。至于何时，以何种方式撤出，如查先生言：要根据实况，由“占中”组织者自己考量决定。
对此次“占中”行动，北京不大会开枪镇压，但如果事态扩大，港府失控，北京就可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接手香港，实行管制。而一旦实行管制，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就毁掉了，从而香港的经济将崩溃，这对600万香港市民是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此香港也被纳入北京的直接统治。“占中”再正义，但却不能不顾600万香港市民的生计与现有的自由，不能以此为作为抗争的赌注。“占中”阵营要避免走到这一步，这是其责任所在。“占中”之所以要考虑撤，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一些批评胡平先生的人则主张“占中”应坚持下去，绝不妥协，并需升级扩大规模。他们的逻辑是：升级抗争将加大北京下令镇压的可能。事情闹大，将会瘫痪香港，冲垮其经济，北京当局必定会强力镇压，虽然不见得开枪，但会管制，于是西方便会制裁中国，于是中国的经济便会崩溃，于是大陆民众就会上街革命，于是中共倒台。这种想法很幼稚，也很危险，近乎异想天开。
首先，香港“占中”是港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要以港人的综合权益（政治、社会、经济之综合利益）为本，而不能用600万香港市民的权益，去赌大陆的民主化。牺牲香港，以引发大陆革命，这种想法要不得的。再，中共管制香港，西方国家不一定对中国实行制裁，他们正处于经济困顿中，需要首先维护本国家的利益；即使西方国家象征性地实行制裁，中国也不一定发生革命；而毁掉香港，致使600港人生计陷入危机，政治生态恶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支持香港“占中”，要占到港人的立场，为港人的权益着想。
“一国两制”本是中英两国解决香港回归的妥协之策。但是实行起来，“两制”却是冲突的——党国极权体制容不得香港民主制；而且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为维护一党统治，北京当局可以不惜毁掉香港经济；但是港人却不能以此为赌。这就决定了：北京当局不妥协。只要中共一党极权，香港没有可能完全实现民主制。香港的命运已日益和大陆的连在一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将与大陆民运相联。此次“占中”行动是香港争民主的一个新的起点，但港人争民主将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坚韧持久的努力。当下的“占中”仅是港人“抗命新时代”的开场。
2014年10月15日
胡平先生的意见赢得许多人的赞同，但也得到许多批评、指责，乃至攻击，指其为北京当局解套。我个人赞同胡平先生的看法，建议“占中”阵营从长计议，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以适当的方式撤离“占中”。
“公民抗命”行径一旦启动，其与政府的对垒就如一场战争，需要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各自的要求和底线，己方行动的规模、方式、节奏、进退，目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尺度，以及当局可能采取的对策，意外状况、事态的结果，等等。总之，这是一场双方实打实的较量。
“公民抗命”的正义性与如何组织该行动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道义问题，后者仅是策略问题。香港“占中”行动是正当的，面对北京当局的蛮横专制，港人有必要进行抵制和抗争。但问题的关键是行动的策略：最高期求定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规模多大，进退的尺度，时间的期限？所求结果为何？等等。
行动的组织者不能以“我们正义”为由，不考虑以上问题，即使参与者流血牺牲，那也是当局的罪责。这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无论任何主义、信念、动机，不负责任的政治都是坏政治。正义的事业不一定都会成功，尤其是不会一次性就成功。在抗争的过程中，策略对，组织得好，进退得当，就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成果；反之亦然。“正义”是好事，但是如果不计策略，一味任着性子蛮干，则会导致恶果。糟糕的群众运动是：高举正义的大旗，不顾现实，不管后果，不计代价，任性而为；这正是应由“八九”学运汲取的教训。“八九”学运本来做得很好，如果及时撤离广场则大胜，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的进步，但是由于激进的学生领袖坚持占领广场，最终导致政府的血腥镇压。“八九”学运的失败，除了死伤了大批的学生、市民，也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倒退，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势力遭到清洗，民间大批的进步人士被关进监狱，甚至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一度停止。
“公民抗命”不同于社会革命，其不求颠覆政府，目的也不是改变制度及整个社会，其仅是某一项具体的政治、社会或人权诉求。一般来说，“公民抗命”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权行动。“公民抗命”可以是个人，也可以群体，甚至可以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作为群体，尤其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织者需要考虑两个前提：一是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再是该行动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都要付出代价。但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底线在哪里？组织者应该心中有数，而不能不计代价，无底线。比如此次“占中”运动，如果当局只是逮捕某些领袖和成员，法办入狱，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这也是“公民抗命”的题中之义，但不流血牺牲是底线。从社会来说，短期中断交通，瘫痪部分政府、商业，影响到市民生活，并带来香港经济的一定损失，这个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也有范畴和程度的尺度问题，但这里不讨论）；但是如果导致北京当局接手香港进行管制，这将大幅度恶化香港的政治生态，香港的自由将极大地缩水，司法独立也将受到损害，更危险的是从而毁掉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摧毁香港的经济，这些则不可接受，而要极力避免。
香港“占中”行动有些特殊。香港是非全民主性社会（议员民主选举产生，而特首由中央任命），但是法制社会，自由社会。特别是，“占中”阵营对决的不是港府，而是香港地盘、社会之外的北京当局。如果仅就香港自身，“占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际化城市，1997年后，香港即可实行民主制度。但是，香港受控于北京，香港所有的政治纠结，根子都在北京，总结症就是：北京绝不允许在自己的脚边有一个民主制的香港。
因为，如果允许香港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就是对大陆极权体制的否定，如果大陆人心都倒向香港，各地都要求民主化，那即是对北京政权的极大挑战和威胁，因此北京绝不允许香港民主化。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固然重要，但相对北京政权统治的安危，就是次要的；北京为了维护其统治，可其以牺牲掉香港，不惜毁掉它的经济。作为极权政体，北京是做得出的。
北京当局在2014年6月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表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其中包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该政策就是针对香港将发生的“占中”行动而设定的。对于北京当局，“占中”阵营有两点应该清楚，不抱幻想：一是北京当局不会撤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让港人真普选；再是，如果港府失控，局势混乱，北京可对香港进行管制。
“占中”阵营可以提出“人大常委会收回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要求，但不能将之作为此次行动的实际目标，因为没有现实之可能。查建国先生评论说：“一，占中不可能大胜、必胜。起始就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抗命活动。二，不胜也胜，胜在不认命而说话了，行动了，开启了抗命新时代。”这和胡平先生的见解大提是一致的，将“占中”的实际目标确定在“不认命而说话了，行动了”，其“不胜也胜”；达此目的，“占中”即该考虑适时适式地撤出。至于何时，以何种方式撤出，如查先生言：要根据实况，由“占中”组织者自己考量决定。
对此次“占中”行动，北京不大会开枪镇压，但如果事态扩大，港府失控，北京就可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接手香港，实行管制。而一旦实行管制，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就毁掉了，从而香港的经济将崩溃，这对600万香港市民是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此香港也被纳入北京的直接统治。“占中”再正义，但却不能不顾600万香港市民的生计与现有的自由，不能以此为作为抗争的赌注。“占中”阵营要避免走到这一步，这是其责任所在。“占中”之所以要考虑撤，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一些批评胡平先生的人则主张“占中”应坚持下去，绝不妥协，并需升级扩大规模。他们的逻辑是：升级抗争将加大北京下令镇压的可能。事情闹大，将会瘫痪香港，冲垮其经济，北京当局必定会强力镇压，虽然不见得开枪，但会管制，于是西方便会制裁中国，于是中国的经济便会崩溃，于是大陆民众就会上街革命，于是中共倒台。这种想法很幼稚，也很危险，近乎异想天开。
首先，香港“占中”是港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要以港人的综合权益（政治、社会、经济之综合利益）为本，而不能用600万香港市民的权益，去赌大陆的民主化。牺牲香港，以引发大陆革命，这种想法要不得的。再，中共管制香港，西方国家不一定对中国实行制裁，他们正处于经济困顿中，需要首先维护本国家的利益；即使西方国家象征性地实行制裁，中国也不一定发生革命；而毁掉香港，致使600港人生计陷入危机，政治生态恶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支持香港“占中”，要占到港人的立场，为港人的权益着想。
“一国两制”本是中英两国解决香港回归的妥协之策。但是实行起来，“两制”却是冲突的——党国极权体制容不得香港民主制；而且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为维护一党统治，北京当局可以不惜毁掉香港经济；但是港人却不能以此为赌。这就决定了：北京当局不妥协。只要中共一党极权，香港没有可能完全实现民主制。香港的命运已日益和大陆的连在一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将与大陆民运相联。此次“占中”行动是香港争民主的一个新的起点，但港人争民主将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坚韧持久的努力。当下的“占中”仅是港人“抗命新时代”的开场。
2014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