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巴基斯坦的少女马拉拉，与此同时，香港的学运领袖黄之锋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两个新闻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徵性和启示性。从传统的观念来看，马拉拉和黄之锋都还是不具备完全的法律地位和民事能力的未成年人，他们都只有十七嵗。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改变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城市，乃至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惊涛拍岸般的冲击。
这是圣经中牧羊童大卫打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的翻版。那些信心软弱、逆来顺受的人们，总是不相信这个故事会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发生。
是的，面对那些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塔利班暴徒，你除了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还能做些什么呢？面对控制十四亿人民和数百万军警宪特、号称“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政权，你除了甘当顺民、任其宰割，还能做什么呢？
一定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羸弱的少女马拉拉挺身而出，她从十一岁起就在部落格上撰文，捍卫自己以及所有受塔利班威胁的女孩的自由与权利。她相信，唯有让每个女孩子都接受教育，日后才能免於被奴役和被淩辱的命运.为此，马拉拉险些付出了生命代价——塔利班的蒙面歹徒向她连开三枪，一枪打中头部，经过数次手术才死里逃生。但是，子弹无法飞得比自由的翅膀更远.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被视为是安妮？弗兰克式的人物，“她们无惧于恐怖行径，展现了非凡勇气，激发了人们的希望”。她不害怕子弹，更不害怕任何大人物——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时，她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美国在她故乡采取的军事行动，她希望美国“送去书籍，而不是士兵；送去笔，而不是武器”。得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消息时，马拉拉正在上化学课，老师将她叫到教室外面告诉她这个好消息，而她平静地对媒体说：“得诺贝尔和平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除了世界和平，还希望每个小孩都能接受教育。”
同样羸弱的少年黄之锋也挺身而出，他高声喊出了港人的心声——“胜利是不会向我走来的，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共产党媒体对这个出生和成长於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竭尽污衊诽谤之能事，居然编造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特种兵无偿教授他格斗术的谣言。其实，即便共产党唆使那些“爱国”的黑社会用暴力手段袭击佔中的学生，黄之锋也不需要用格斗术来应对。共产党无法理解和压服的，恰恰就是非暴力的力量，以及已故的捷克总统、人权斗士哈维尔所彰显的“无权者的权利”。小小的香港对抗大大的中国，有几许胜算？在《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上，黄之锋穿着写有“学生运动无畏无惧”字样的上衣，稚气未脱却坚韧不拔。他在专访中说，未来不会由成年人决定。“我想要问成年人、有钱有权的人，为何他们不站出来争取民主？”题为“一个世代的呼声”的封面文章如此评论说，黄之锋以及一众香港学生的行动，已经在香港形成一场“少年地震”，撼动香港人心。
在台湾，同样有一群年轻人挺身而出，对抗国民党威权回潮的党国体制。林飞帆、陈廷为、洪崇晏、颜铭纬……他们一个比一个更加年轻.向马英九扔出一本《被出卖的台湾》的颜铭纬，是中山大学的一年级新生，也是台湾最年轻的竞选团办公室主任。别看他只有十八嵗，却是一名久经沙场的社运老将。颜铭纬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为什么要参与似乎很肮髒的政治活动：“我的同辈对政治都有反感或成见，他们可能还了解一些买票、贪汙，但我会这么投入，是因为我想证明，当你们如此认为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里面试着让它不要再像你们想的那样。……从解严前后一直到现在，选举一直是最肮髒、反民主的，但我们的存在就是要证明干政治不是这样玩的。我们不希望价值流失，所以站出来坚守这些价值。这，必须靠”人“来说与做。”当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的时候，颜铭纬深信他们这群年轻人可以把握住“让台湾人再相信我们一次”的机会。
这些素面朝天的年轻人从黑暗的隧道中走出来，他们要彻底告别动物庄园里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他们更深知“爱拼才会赢”的道理。确实，除了年轻、理想、热情、纯真这些宝贵的品质之外，他们在物质层面一无所有。但是，正如圣经中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圣经中还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美国学者威廉？道布森在《独裁者的进化》一书中深入报道了风起云涌的全球民主化第四波，其中专门有一章的题目就叫《年轻人》。他发现，推翻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汤的独裁政权的，往往是一群看似“草莓族”的、不被重视的年轻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这是一个属於觉醒的、爱自由的、永不放弃的年轻人的时代。
未来掌握在年轻人而非独裁者的手中。在香港，反对佔中的群体以老年人居多，支持佔中的群体以年轻学生居多。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当中，也有相似的年龄上的区隔。对此，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成年人不愿付出，甘愿充当不问世事的奴隶，所以根本没有权利批评年轻人，更没有资格以影响生意及交通来否定年轻学子争取公义的行为。在此背景下，成年人应当做的，不是居高临下地去“引导”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不是以语重心长的口吻和老谋深算的姿态对他们说“见好就收”、“向前冲时先找好退路”；成年人应当做的，乃是谦卑地充当年轻人的辅助者的角色，乃是帮年轻人遮挡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和暗箭，乃是心甘情愿地为年轻人鼓掌与喝彩。
东边日出西边雨。当马拉拉、黄之锋和颜铭伟们起而行道、风雨兼程之际，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们却不愿戒掉独裁者派发的“洗脑胶囊”。八九那一代学生的理想和激情早已远去，“既然不能打败共产党，就加入它吧”成为一个新的、普遍的“共识”。《纽约时报》报道说，同情香港佔中运动的中国年轻人寥寥无几。记者採访了二、三十位名校的大学生和事业光鲜的年轻白领，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示威者的核心目标，即更大的民主，人们缺乏同情。”这些年轻人中有不少在国外受过教育，他们娴熟地使用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而且可以使用翻墙软件绕过中国所谓的“防火长城”（Great Firewall），看到那些未经过滤的新闻。但是，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接受共产党宣传机构在国内外推销威权主义治理的“中国模式”。
中国的年轻人大都未老先衰，“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们争先恐后地充当统治机器上一颗颗小小的螺丝，他们在遵循“存在就是合理”的游戏规则的大酱缸中活得心安理得钉。我的老师、北大教授钱理群严厉地批评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清华大学的学生蒋方舟则以“庐山中人”的身份揭露说：“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年轻人都如此世故、精明、虚伪，邪恶才会肆无忌惮地邪恶着，冷漠才会像传染病一样遍地肆虐。
一百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呼籲：“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年梁启超憧憬的“少年中国”何时才能诞生呢？中国的少年人当中，何时才能出现自己的黄之锋、马拉拉和颜铭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