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延安，一头北京，两个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出典和出席资格，足以令荣登庙堂的文艺圈人士心醉神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先后开会三场，发言四十余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后有结论。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听取七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约两小时的讲话。
那一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发表，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一头，通稿仅披露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官媒颂歌四起，艺人尤擅造势，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话，哪是诠释。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语），恐怕只有等到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之后。只好凭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后学习。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毛泽东率中共“农村派”与原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斗争。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初战告捷后，毛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延安整风，将斗争之火烧向党内中下层。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艺思想纷争的背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作家欧阳山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任务，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利用自由主义猛攻 “国际派”。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纷纷出笼，对延安的僵化意识形态、待遇等级差序、腐化特权等多有批评。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上述文化人后来都受到了整肃。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后又如法炮制：先发动“整风”整党内，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害”发起猛攻，后急转“反右”整党外，成功打下五十五万“右派”。
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有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整肃的大背景。身为中共太子党的习近平，对红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缘感情，上台后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在以反腐败为旗号的权斗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后落网，高层博弈至今犹未终局。八天后公布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旨在重振官方道统，亮明主人身份。数日后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显示“习氏精神”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日见收窄。从批普世价值、反宪政、批“历史虚无主义”到“七不讲”，再从尊孔亲儒、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到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诠释“依法治国”，发起反腐，习近平痛心疾首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更有党国秩序的礼崩乐坏。他沿用传统的“内法外儒”治国思路，政治上“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以消灭竞争，意识形态上“马列为体，儒家为用”以统一思想。
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毛泽东走向神坛之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则北京文艺座谈会将文治教化定于一尊，旨在重振乾纲以保执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艺为政治服务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同样认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心中的文艺可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在讲话中还表达了对文艺界现状的不满，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一枚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些针对文艺工作的现状的批评，既是对文艺圈拜金主义的谴责，也不免令人联想起文化艺术市场上闷声发大财的权贵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时代建构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体系，在“文革”后期已面临普遍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更遭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在市场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命脉的“单位制度”威风不再，党文化的传统领地不断遭遇蚕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许文化市场将是个例外。从“政治正确”的党文化观出发，习总不能听任文艺由党的驯服工具转为市场的奴隶，文化艺术必须迷途知返，继续为政治服务。他试图通过提振“正能量”来收复文化市场，要求“中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样强调文艺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资本主义绝种”的毛，习未便小觑市场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对中庸，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与嗜好《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毛泽东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偏爱外国文学。据人民网报道，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及几十本大书，且特别钟情于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该报道还重提习今年在俄罗斯和法国公布的两张阅读“书单”，其中有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法国的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罗曼·罗兰等。与今年2月访俄时公布的名单相比，俄罗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法捷耶夫却神秘消失，原因不得而知。
如何解读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与市场的关系？不妨以史为鉴。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朽思想和伟大作品的先驱们，无不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真阅读过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引领时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场的奴隶，也不是官场的奴隶。
殊途同归：与会者的命运
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素有“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三大系统（中央文委系统、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艺”和边区文协）”之称。其间不仅有传统的文人相轻，还有军队工农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作家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内是文化人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人。
周扬指“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两派互相排斥，势如水火，创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以及1936年周扬、周立波等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国防文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扬遭整肃，“国防文学”又被打成投降主义。
主动找毛泽东反映延安文艺界情况的作家萧军发现，其实毛泽东对文艺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萧军日记》）与此同时，文艺家们也有些忽视“资深文青”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界领导，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 “孤芳自赏” ，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统江湖，是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毛泽东乘洛甫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往晋绥的一年间，安排凯丰代理了中宣部长职务，自己则轮番约谈众多延安文化人，不断吹放“自由化”的春风放火烧山。直烧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变脸，拍案疾呼“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对老友萧三宣称：“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于是，王实味遭遇口诛笔伐，不仅无缘文艺座谈会，还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个被祭旗的牺牲，最终掉了脑袋。
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请客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在中共“七大”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延安文艺界两大宗派的纷争，客观上为毛泽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荣登文坛霸主宝座铺平了道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邀请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到中共“七大”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此后三十多年间，作为座谈会分母的“鲁艺”和“文抗”两派文化人，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替利用，互斗互整，历经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终殊途同归无人苟免。可怜一代热血才俊，被洗脑改造成权力的奴隶，灵性被摧磨殆尽，沦为史上匆匆过客，鲜有佳作传世。
七十二年后的文艺座谈会，人民网赞曰“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坛盛举，最年长者是年届九旬的红学家冯其庸，最年轻的是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上应孔门弟子之数，下合历史年轮。此时席间已无萧军、丁玲，更不会有王实味；庙堂上文艺人士缅怀延安文艺座谈会，却无视延安先辈们被洗脑为奴的前车之鉴。与会各路文艺堂口掌门皆为歌德高手，连胡乔木、周扬那种有些学养的文胆党鞭，都克隆不出来了。
北京文艺座谈会上隆重推出的“后起之秀”，是无知无畏的新生代“网络作家”周小平，一时左右两翼眼镜大跌，蓦然发现“原来彼此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驳周小平另掀波澜》，联合早报网专稿）。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曾提出：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促左右两翼回归主流。前有覆辙，后继乏善，党国文宣的豢宠品味，很难令招安对象自降身份与周为伍，引领大计前景堪虞。
据周小平会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独家披露，习近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对文学艺术家而言，今后的作品评价体系或许不再与国际接轨，而是在普世文明标准之外，另立“中国特色”标杆。继设立国际“孔子奖”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国，未来是会否自设一批国际奖项，以期与诺贝尔、奥斯卡、普利策等国际性大奖抗衡，也未可知。
会风迥异：从群言堂到一言堂
说完两个文艺座谈会的雷同之处，再来说说不同看点。
一是会前沟通。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重点人物，曾多次被毛泽东约见或书信征求意见；李伯钊、丁玲、萧三、罗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也蒙召垂询。毛还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部分党员交流。还有一段轶闻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接毛泽东约谈通知后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后在其他人劝导下赴约，发现沿路岗哨全撤，很远即见毛在窑洞外伫候。当日一谈四五小时，还被留共进午餐。塞克事后反思，颇为自责。（朱鸿召：《延安文艺社会生态论》）
其次是自由参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人数，至今众说纷纭。据说留下的合影系由三张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遗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说104人）中间，被识别出96人（一说95人）。收到请柬的人中间，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未赴会，如作家高长虹拒绝参加，身在前线的画家莫朴、音乐家贺绿汀、作家周而复、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等人来不及参加。有的人（如美学家王朝闻）没有赶上座谈会开幕，但参加了第二或第三次会议，还有人（翻译家如吴亮平、作家吴奚如）参加了前两次，缺席了第三次会议。更有人（如诗人方纪和郭小川）并未收到请柬，得到消息后自行前往旁听，赶上了第三次会议并合影。鲁艺与会的人数最多，戏剧家阿甲被张庚临时拉去赴会，周扬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与会。据作家潘奇回忆：“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会议闭幕的5月23日，鲁艺还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员去听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参见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或兼而有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又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本文写作参阅的著述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谢觉哉日记》、《萧军日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