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宪政就预定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里，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只要你一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宪政就呼之欲出，不需要复杂的主义，不需要经久不能毕业的启蒙，不需要长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的宪政理论，不需要曲径和弯路，不走邪路，不需要组织和领袖。穿上国旗衫，就能改变中国。
徐州民主维权人士郭少坤在《民主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一面中华民国旗在大陆引发的风波》，描述我和他等三人在徐州刘邦祖庙举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被传唤的事。郭少坤没有提到的是，最后民国国旗被迫交给村民，村民说在刘邦祖庙烧掉了。
我经历此事，感慨万千，经过半年的沉淀思考，接在郭少坤后面，就他提出的两个问题等做了相关延伸。
民国并不是一个王朝
郭少坤在文章提到，他对我说：“如果在大陆连民国旗都不允许出现，那么又谈何两岸统一。遗憾地是由于60年来在大陆对国民党的丑化宣传，使得老百姓连党旗国旗都分不清了，甚至盲目的仇视民国，把对共产党的不满也发泄到民国身上，看来的确需要对老百姓启蒙和正本清源。”
郭少坤这点是很对的。民众对共党的怨恨会变为憎恨整个社会，这个在很多罪犯对社会的报复案例中看到。因为憎恨不满共党统治，而憎恨民国，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看得清楚，他们贬低民族，贬低国家，否定抗战历史的“神圣性”，侮辱孙中山等等。都是恨屋及乌的心理过程。
我们的首先得判定一个问题，民国是不是仅仅一个王朝，而且随着蒋介石败亡于大陆，民国是不是终结。答案是民国并不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民族国家，有着国体与政体，共党打败国民党，于大陆只是红色王朝取代国民党的蓝色王朝，而且国民党的蓝色王朝在台湾，也被民主政体替代。
共党红色王朝为了遮蔽自己王朝政治，政体僭越国体篡改国号的真相，以及内战中把敌人扩大的放大恐惧感的需要，把国民党蓝色王朝当做民国，强化了党国体系，党外无国。
民国当归就意味着完成陆独全部人的两个观念转化：一、政权政府并不是国家，国家恒在政府更替如走马灯。二、统治权非主权，主权在民，统治权非经选举就是僭政。
即使我们承认政权转移，那么政权本身也是主权的承载体，并不是二位一体的。也就是政权转移，并没有决定主权的效果，主权高于政权。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政府承认，但并不是新国家，是一个新政权没错。他们都把主权等于政权，或者依附于政权。如共党是有统治权，或者政权，但主权还属于人民，被代表了行使。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在于未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而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就是把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爱君主。
邓小平曾说，“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邓小平都仅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体。就政体来说，也毫无奠基创新之处。用来支持新中国的，不外乎意识形态谎言。念念咒念多了，海市蜃楼就建立起来了.
党国的王朝政治是家长制，试图以一个超越社会的官僚阶层代表整体利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说，与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表现的是国民受统治而非国民自治。行政权力所代表的共同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利益与社会对立。小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时而设法拉拢一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所有阶级一致起来与他作对。
民国以来的内部政治矛盾，简单化约地说，是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统治与人民主权的矛盾，也是代表权带来的矛盾。也就是王朝政治，国民党蓝朝，共党红朝在现代性中的延续带来的现代性危机。民国以来民众与知识分子政党的关系，需要理顺，到底谁是主人，谁是附属。组织不了知识分子政党成为主人统治者，就要让知识分子集团内部，老年人和年轻人，主流与边缘之间狗咬狗，也就是需要反对党制度。民初有这种常识和尝试，拐弯在孙中山1913年的革命党出现，在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间，国共之间即使内战，同时隐含着革命党放下武器转化为反对党的隐隐倾向。于是当下时钟又拨回1911到1913年的民初，和平统一与内战又在分叉路口，在大中华框架国共合作的和平转型，与国民党共党互为反对党的框架是一致，然而又存在对共党发动的内战的必要 ，只是这种内战有可能是宪政化的。
过去在大陆的和现在在台湾民国政府不好，不等于民国不好，否则这是缺乏主体性和人民主权概念的。国体就像一个森林，被政体或政府搞坏了，是可以撇开他们自行修复的。而其中主要修复工作就是颠覆政府，以重修国家，类似乎更换物业管理公司以成就小区。
民国对国民的庇护不够
民国之所以获得忠诚，那在于民国的庇护，也就是给与具体个体生存的资料和安全有序，甚至更多，如荣耀（帝国主义冲动或者天朝上国人上人的荣耀）。没有庇护，服从效忠则无从产生，单边义务只会让人产生反抗和鄙夷厌恶。
庇护与服从之间，互为因果，要是民众服从于民国，则民国则必须提供庇护。民国奠基以来，给底层民众的庇护不足，乃至有反民国的革命和运动，因此民国需要反民国史，乃至反民国，才能趋于宪政。庇护不足，国民有权利反民国，需要民国在国体建构和生存庇护上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还是民国初期的国基问题和民生问题。
如给大陆人民颁发民国护照，就构成一种庇护，就能唤起他们对民国的忠诚。在民进党上台前夕，民国政府给香港人发民国护照，香港人对民国就很有感情。
我认为只有关注介入大陆地方政府违法民众维权，民国政府才开始间接对大陆行宪，而公知化的舆论议题没这效果。大陆人民对此有渴望，如汶川地震灾民到总统府要求查灾区腐败豆腐渣工程。可以通过维权间接行宪，如我在七八年前与台湾人权协会魏千峰商谈建议的道义宪法法庭，为未来实质性行动做准备。
维权是软实力争未来选票。网友张安平说：以民国当归做旗帜，底层民众为主体的维权抗暴做路径，具体到个案做突破口。这是已经在做的。我觉得还应该彻底抛弃公知和国内媒体话语体系，对于个案，圈内人互相呼应，集中扩散，探索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围支持，以港台媒体为主，重点是台湾，以嵌入民国元素，扩大民国影响力为目的。
民国需要反民国史，乃至需要容纳反民国。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了超美国。我们也必须在民国看到超民国，民国所承载的世界历史精神，以世界历史精神来更新，刷新民国，实现民国的自我批判。正如我说当下大陆的民国派，要把根基建立于处在暧昧双性处境中的自我批判上，民国国体认同的自我批判会强化民国，让民国越具有“超民国”性。这也只有建立于“超善恶”之上，也就是不畏惧道德上的诋毁，也不仅依赖于道德上的美化，高高在上，毁誉之为之做工。
民国当归这一国家主义，不能再要求民众先爱国，而应该要求国家先爱我们，先庇护我们。民国当归可以作为改革时期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直接渴望政治权利的下一步同时在场。不管会不会给，他们就要，不管是谁给，总之给他们就成，丝毫不用管到底给不给。
这种赤裸裸地搁置前提，把共党专政“as if”为美国宪政，觉得要求政治权利没有制度障碍，只要将方向调整为民国当归，时间一长就能实现，因为民国宪政就在国体，而民国国体就在大陆以法理状态存在，也就说只要民心转向民国，宪政秩序不需要暴力来重建，本来就有，暴力之所以需要，是用来拆毁民国宪政被共党扭曲装修物。例如能公投，或者大陆民众能普遍活动民国护照，宪政就立马有了。民国当归是利用非暴力的，去政治化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就能成的。
在共党之外的民主力量与我们的关联过弱，如民国台湾和美国，若有若无奄奄一息，指望不上太多，因此我们被迫与共党的“民主之翼”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纠缠在一起。新兴力量的精神出路，并不是与远在对立面的敌人打出来的，而是与最近的前辈”内战”出来的，话语权的战争从来是先打自己人，打倒了自己人，再去打敌人。
这是弑父情结的发作，最后抗争夺取话语权的儿子延续了旧制度，成为老父亲的翻版。要超越弑父情结，就要以双重暧昧性中受双重拉扯的自我批判为根基，不以批判为根基。对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的道德批判，说明对他们还有期待和投射，把黑暗加于他们则有光线在其中 ，即使批倒了他们，把他们拉下话语权历史舞台，可是自己的主体性没有完成，自己有可能是新的他们，是他们的延伸变种。
虽然我们没法与49党妈外，四五一代八九一代以外的，和我们可以亲密，或者有足够距离可以审美的领域如民国美国接壤，但我们也绝对与四五一代八九一代所谓民主前辈疏离，假装很热情其实很遥远，只要与中共沾边的，与49沾边的，就视为毒奶粉地沟油，移民是精神上正确的选择，与这个国度以及看起来假装要变好的国度要素切断联系不沾边；无法移民就尽可能疏远，那一些要启蒙教我们党妈给他们狼奶真理的，我们心理默默地说或者大胆地说”滚你妈的逼”。
简单的说，不跟你们玩，你们自娱自乐去吧！以自我批判为新城之墙的根基，而不以对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道德批判为根基，如民国当归立场。这里审视宪政目标的实现，与我们身处49内暧昧两性当下处境之间的距离，从四五一代到八九一代，再到民国，我们的政治表达立场和行动，逐渐褪除49体制与党妈给我们的现实条件约束，越往前，越从现实条件约束的必然性出发，提出各种主义与政治主张，是种种偶像崇拜，到了民国立场，根本无视之，不构成干扰，是灵魂的自由，再从这种”as if”就为民国人出发，来行动，不被49秩序的硫酸侵蚀导致腐烂。基督徒就是把自己当做天国的人，仿佛为天国的人，然后以这种立场活在人世间。
民国国体与革命权
我们的知识与抗争意识，从49年秩序之内老一代的继承，是井底蛙，是受害者的身体反应。
在将来立宪，海内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大联合的时候，国体意识就会成为人人需要的。因为抵抗权本来就像我研究出来的那样，就是在国体范畴之内。
国体就是法律之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是国体问题，人权是主权的目的，就在国体中实现。在国体中个人自由驯服权力，驾驭国家主权。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就在于保障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原初规定性—人作为人的规定性，如何才是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
如我以前文章中写道革命权是国体问题。国体中的人民和公意，就是以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治表达形式。政体中的民众与众意，正是借助于分殊享有革命权，才得以在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只有在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当中，才能和谐。
在《宪法理论》中，卡尔.施密特认为，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包含了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即个人反抗政府的权利。因为这一些权利（例如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前政治的权利，不论国籍，对任何人都是有效的。在施密特看来，这一些权利不仅是前政治的，而且是非政治的，尽管他们都是反抗国家。必须保持这种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如果属性消退，与此相伴生的基本人权就会消退。我认为其在政治垄断在国家的时期里面，在民族国家的规定性中，基本人权是前政治的原初规定性，是政治的原初目的，也就是由前政治进入政治统治中的。
施密特认为基本人权的前政治性与非政治性意味着他们是绝对权利，因为对这一些权利的保障不依赖于法律，他们的内容也非来源于法律。阿伦特认为政治和权力与暴力不同。那么前政治与非政治的，就必须和暴力在一起，民众的革命权就是基本人权的保障。
受纳粹迫害而流亡于美国的阿伦特认为基本人权的实现，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法律框架，离开了就剩下虚无的许诺。但是在民族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基本人权还是依赖于民众的革命权得以保障。美国宪法规定持枪权，就是保障基本人权，因为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有着潜在的敌意和怀疑，总是把美国政府当做潜在和明显的权利剥夺者，所以时刻准备起来推翻政府，为了和平相处或者官民均衡，美国宪法把政权建立在革命权之上，以革命权的替代物如选票，政党轮替和司法审查，以及言论结社自由来制衡政府。前政治的事物进入政治中，就必须有着替代物。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林肯这句话把前政治的事物进入政治的作法，说的很精到。
民国就在大陆存续
我写过《民国在大陆沦陷区的法理状态》，就是论证民国仍在大陆。还写过《底层抗争是民国当归的复国革命》，大陆的民间抵抗以革命权行使的方式，支撑民国国体在场。
郭少坤在《一面中华民国旗在大陆引发的风波》中说，此情此景给我留下的思考却是久久挥之不去，如此种种，使我想到：如果没有第三次的国内战争，中国人民在赶跑了日本鬼子之后同心协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人民的骨肉就不会在两岸分离，中华民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就会统一在一面崭新的自由民主大旗下，如是，岂不是我炎黄子孙之共幸也!
美国革命和《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新政治哲学，是返本开源，“回到源头”，同时发展出新的政治语言和新的社会形式以调和统治者和民众关系。连中共都不敢明文地宣布民国亡，只敢暗中玩弄语言魔术，强调一个中国，然后鹊巢鸠占为共国。认为民国不仅在台湾，或者已经不在，就是1949猪猡。台湾在中共眼里，是还没收到的战利品，而不是对手和竞争者，他们眼中对手和竞争者，只有美国，他们相信民国已被人民共和国替代，已经消亡，剩下的是残余和收官。
对于中国这块土地，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神灵一样的主宰，当然的时空主人。有一次看听张木生在说古代中国历史，我就觉得是在说他们家的家具一样。只要台湾政要被迫与共党接触，就像一个强势男人勾引女人，只要女人一搭话，就会认为上钩了马上到手。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谢长廷就是干这个的。北京最近几乎不谈统一台湾问题，这是因为他它认为已经统一，历史已经终结，剩下的是细节。
纪念《开罗宣言》70周年，美国在台湾的代表说，开罗宣言与中共没啥关系，意味深长。是不是美国要开始恢复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地位了。明明开罗宣言没中共什么关系 ，大陆方死皮白赖地说，自己就是中国，就是把中华民国已经当做战利品，归入囊中，被其全盘吸收了吞噬了，不存在了。这种把别人口袋中的钱算做自己的 ，把渴望的当做已经实现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霸道，只有闭关锁国封锁信息才能办到。
老美留了后招的。中美建交公报说成白宫政策，不是双边协定。国会没通过。联合国大会是内部规定，没改中华民国，老毛也说，只是驱除了蒋介石代表，没动民国法律地位。联合国宪章还是中华民国为成员国。
看到有人说“我党”，我就要讽刺一下贵党。斯德哥尔摩患者就是明明是奴隶，是被镇压的敌人，是贱民，却不把自己当做外人。我把49秩序当做被塞壬歌声变成的猪圈，把民国立场当做人的立场，人被妖法变成的49猪，就会说文革很糟改革很好，因为不管其如何装有思想，都挑不出猪圈，以人的方式思考。不把自己当做猪圈的外人，思考得五迷三道，神神鬼鬼，把自己当做我党的人进行思维，或者从49猪圈中想推出民主宪政，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即使身处猪圈，可以做人吧。很多猪圈里面的猪，不认为自己是猪，而是预定自己已经是人或者即将是人，这需要假设猪圈会变为人居，或者通过把自己的内心良知用来界定自己从而把自己摘出来，本来就会是人。猪圈会变人居，这在改革已死结论下早就破产。需要考量的是良知内心能不能界定。也许可以说，这一些人人心猪身，既然猪身，人心就很难知道，也就无法对全社会起作用。
葛剑雄教授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中说：“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他认为，在“民国热”中，视民国为学术的 “黄金时代”，这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
像葛剑雄这种视野很差的，就拿着能留在49后民国残渣，如费孝通等当做民国学术的全部，说民国学术被高估。其他的我不懂，就法律而言，民国学术已经和世界同步接轨。例如吴经熊。葛剑雄所举的例子，其视野都是共党留下的民国学术，能留在共党这里被留下来的，已经是中下等的货色了。
像葛剑雄这样49年前后出世的，从娘胎出来一睁眼就在49猪圈内，猪圈内陈列标志定义的事物，就当做原来那事物。他们这代人好反对民国，可是他们的民国，仅仅是共党有选择性地扭曲灌输给他们的民国要素，也就是说他们明明有一双眼睛，但天生就是选择性失明的，除了共党让他们看到的歪曲世界外，其他的对着他，他一定是个瞎子。他们眼中的民国，仅仅是民国中他们所要反对的那部分要素，他们把它界定全部民国和民国本质。
49后文革改革，从意识形态掩盖的历史轨迹看，就是一个去民国化的过程，参加朝鲜战争借美国人杀国民党俘虏，镇反反右，文革也是镇压民国子女残留的。改革时期是对民国的远离，例如49后出身的四五一代，是非常讨厌民国的，想以自己在49内的进步来遮蔽民国，把自己命名为中国民主的新开始，开始新的纪元，当然同时它又倒退回民国，如章诒和所回忆的胡耀邦倒退论，柳红的《改革是回归民国》所阐述。
中共党人作为民国底层上升出来，无法被大规模吸纳而被抛弃出去的失范暴民，以”美国-民国”为其所抵抗的命运符号，在几十年的内战中，即使处在其极权主义组织的保护之内，但始终与民国遭遇，并由民国主宰其命运，这种内战团体还是在民国国体之内，即使反对政体或者被排除在政体之外，并且始终受到诏安的诱惑。
我在设想，如果毛泽东在1949后没有改国号，民国国体还在沦陷区以诡异的方式在场，毛没有建立起一个偶玩山庄或用塞壬歌声魔法把大陆沦陷区变为猪圈，那么共党早就死了，文革后的统治时间算是向上天借来的，以牺牲民族的前途为代价。改国号和猪圈的建立，并且不断持久地消灭民国要素，对于猪圈内的猪，民国就成了过去式，民国对其不确定的命运性威胁，已经过去，民国就被挡在猪圈外面，于猪无关。然后建立猪圈的毛泽东们在猪圈外就得自己孤独地直面承担民国命运，猪一样的下属没法作为战友，当他们这一代人死了，民国之命运性记忆就荡然无存。于49而言，民国要么被丑化被污染，不断趋于阴影黑暗深渊和边缘。所以我们民国派，在49后的处境中，是坐在建立猪圈的毛的对面开展批判，而不会坐在跪在猪圈里面的猪的对面。这也是我对贬低民国学术葛剑雄的回应。
山西一位老农民在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说道：“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就可以看到回到49年在胡同口徘徊时刻的重要性。民国派埋个炸弹把整个死胡同给摧毁了。
基督教中有个说法，你不能为了对抗魔鬼，把上帝推到魔鬼对面的位置，那是贬低。民国不是在共党的对面，而是高高在上者。与敌人作战，有可能降低民国的高度，与魔鬼用嘴巴作战，有可能是魔鬼。我们必须从我们怎么复国这个目标出发来思考，而不是从对专制的恶毒不断道德批判来解决问题。
49之内唯一配和我们辩论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都是他的狗仔，狗仔，姿态上用枪突突突就好了。每一个民国派，都有可能是新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圈子中基因变异的弟兄。是我们心中的心魔，是我们自己需要战胜的，需要自我批判的心魔，并不外在于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建立于自我批判之上。每一个民国派，都有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开出一个沉沦的国度，都可能是一个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是心中的魔鬼国度，但是在政治神学或者精神可能性上，就是这样的。因此辛亥百年以来，只有民国与毛泽东的厮杀，毛泽东之下的蝼蚁之国民，撒一泡尿就足以淹杀。
由于缺乏基督教的超验批判维度，造成国民劣根性，对权力和权力政治带来利益有着偶像崇拜，所以国人挺难想象与权力沾边之外的领域与可能性。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皆有以毛泽东命名的心魔，至少在八零后之前的人普遍存在的。在教会中，世俗地位利益等级差距，会变为不重要，一个国王教皇，也还是平等的，兄弟伙伴间的。我之所以把毛泽东当做民国派圈子中基因异变的，就在于把这种基督教平等观引入，引入民间抗争，引入民国历史，以冲涮掉权力政治金牛犊在民国后的毒臭腐蚀。
出埃及记中的金牛犊是来自”沉沦罪恶之地”埃及，同样权力政治来自前民国的沉沦历史时间。民国当归之于大陆，就相当于新教归正之于罗马天主教，在一个新教徒看来，罗马教皇是敌基督，是需要以基督教原教旨精神批判的变异弟兄。在一个民国派看来，毛泽东是需要以民国原教旨精神批判的变异弟兄。坐在毛泽东的对面，而不是跪在毛泽东的下面或阴影里批判之。
民国当归最难说服的就是一些觉得打着民主宪政旗号就行，没有必要穿上民国这一法袍的绝对个体主义。个人生活无所谓，当然介入政治时，一定要有共同的标签来互相认识互助守望。姑且假设有绝对的独立个体，那么就变为无法认同和有友谊了。民国是一个最低门槛的复数性，你不赞同共国的，就只能站在民国。
民国当归，是两岸政治的共同向前迈步。不仅仅是大陆民众举着民国旗帜的维权抗争恢复民国，而且是民国台湾部分的进一步宪政起来，进一步去国民党化。还是二者链接，把说谎的女人民主化光复议题，纳入反对党和议会解决，伴随着大陆民众革命，有“生成”秩序立法，这个最好纳入已有民国反对党和议会体系提供。
我遥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我写了法律体系的轮回之道，返本开源之路，其中以罗马法的自我更新能力为例。民国不仅仅是49前发生的民国历史，更有在台湾延续宪政转型，大陆沦陷一样在其中，是扭曲部分，民国当归，也就是民国就是宪政，宪政也就是民国，后半句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精神就在民国中。在台湾的民国宪政转型，还要继续往前走，大陆沦陷对它不仅仅是拖后腿，也能促成其更完善。
台湾为大陆将来也提供保障，大陆也可能走在台湾的前面，总之大陆和台湾在民国宪政的更完满处合流，民国当归是已有的民国宪政包括民国时的黄金时期的更进一步，而不是倒退。这依赖于对已有的不完善的自我批判，最大的历史使命就是抛弃国共党国，这是自我更新，自我更新并不是自我摧毁，而是更强大更完满。
有很多人肯定不赞同我说大陆可能踩着台湾的肩膀，走在现在台湾的更前面，他们会说大陆宪政步伐会更在台湾的脚后跟后面，就很不错了。这一些人会相信进步论之现代意识形态，而不相信政体循环和返本开源之古老信条。我这里可以通俗地引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说法，如果不回头源头，更靠近原教旨精神，后发是劣势。后发而先至之武功，是可能的，那就是比美国宪政更宪政，比在前的国家，更靠近原初精神，而就可能讲后发之种种恶劣历史条件，一把火烧干净。德国崛起的时候，明明比英美法更落后更封建，但是他们就有一种后发优势的信心。
英国奠基时，是罗马天主教帝国之边缘落后破落的地方，但因为保留了原始朴素之前景，没有被文化之浮华腐蚀，边缘就成了中心。罗马城奠基之于希腊也是如此，美国之于欧洲也是如此。在有返本开源之良好制度安排下，后发优势是有根据的，”赶英超美”是可能的。49秩序之极权主义，是民国秩序自己所不能大力解决的黑暗根基之专政解决，它把民国之病灶，如民生和国体危机攒起来，放在一个高压锅里用毒火猛煮，付出绝大代价，条件成熟，就可能比台湾更进一步，而台湾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缓解了病灶问题。
网友赵翔说，在无限德州扑克里后发优势体现在，你永远都可以在对手先于你的行动中收集到信息。在宪政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永远都可以从西方或台湾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本地化过来很多东西，除却当下的状况，越是后发的国家或地区，建设的成本越是轻。与打牌和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不同，你一旦开启建设的模式，你的对手不仅不会从政治上孤立和打压你，而且会不断的帮助你。
我提倡宪政爱国主义，并曾引用他人说，“1949之后，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她叫中华民国，她就是我们的祖国！……也一定是我们历经劫难吃尽苦头大彻大悟后唯一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宿精神家园！”我曾倡议发起向台湾政府“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说，宪政爱国主义是指国家是国家，政府是政府，政府是有限的，受到民众和法律的制约。他说，“中共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政府，等于中共，三位一体，既然这样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送给党算了，让他们去爱，我们就爱中华民国”。每一次民国认同，胜于一千万次宪政启蒙。
网友赵翔说：我们的肉身存于这个体制，这无法改变，如若精神也与它共存，就无行动之可能。中共提出的“中国梦”是他们的理想国，但不是我们的。在体制外，建立起我们理想而具体的国度，这使得我们有伸展的空间，就有行动之可能。所以，民国的意义不在于要标榜一面旗帜，如这面旗帜是用来反对的，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民国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开辟了一块天地，区别于宗教，它曾真正存在于这片土地，所以我说它是具体的。行动可以是复原和建设，因宪政政体天然的排斥极权体制，无需做任何反对抑或是启蒙。这对于保全我们的肉身又是相对安全的。
宪政就预定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里，民国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国，只要你一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宪政就呼之欲出，不需要复杂的主义，不需要经久不能毕业的启蒙，不需要长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的宪政理论，不需要曲径和弯路，不走邪路，不需要组织和领袖。穿上国旗衫，就能改变中国。
徐州民主维权人士郭少坤在《民主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一面中华民国旗在大陆引发的风波》，描述我和他等三人在徐州刘邦祖庙举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被传唤的事。郭少坤没有提到的是，最后民国国旗被迫交给村民，村民说在刘邦祖庙烧掉了。
我经历此事，感慨万千，经过半年的沉淀思考，接在郭少坤后面，就他提出的两个问题等做了相关延伸。
民国并不是一个王朝
郭少坤在文章提到，他对我说：“如果在大陆连民国旗都不允许出现，那么又谈何两岸统一。遗憾地是由于60年来在大陆对国民党的丑化宣传，使得老百姓连党旗国旗都分不清了，甚至盲目的仇视民国，把对共产党的不满也发泄到民国身上，看来的确需要对老百姓启蒙和正本清源。”
郭少坤这点是很对的。民众对共党的怨恨会变为憎恨整个社会，这个在很多罪犯对社会的报复案例中看到。因为憎恨不满共党统治，而憎恨民国，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看得清楚，他们贬低民族，贬低国家，否定抗战历史的“神圣性”，侮辱孙中山等等。都是恨屋及乌的心理过程。
我们的首先得判定一个问题，民国是不是仅仅一个王朝，而且随着蒋介石败亡于大陆，民国是不是终结。答案是民国并不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民族国家，有着国体与政体，共党打败国民党，于大陆只是红色王朝取代国民党的蓝色王朝，而且国民党的蓝色王朝在台湾，也被民主政体替代。
共党红色王朝为了遮蔽自己王朝政治，政体僭越国体篡改国号的真相，以及内战中把敌人扩大的放大恐惧感的需要，把国民党蓝色王朝当做民国，强化了党国体系，党外无国。
民国当归就意味着完成陆独全部人的两个观念转化：一、政权政府并不是国家，国家恒在政府更替如走马灯。二、统治权非主权，主权在民，统治权非经选举就是僭政。
即使我们承认政权转移，那么政权本身也是主权的承载体，并不是二位一体的。也就是政权转移，并没有决定主权的效果，主权高于政权。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获得政府承认，但并不是新国家，是一个新政权没错。他们都把主权等于政权，或者依附于政权。如共党是有统治权，或者政权，但主权还属于人民，被代表了行使。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在于未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而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就是把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爱君主。
邓小平曾说，“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邓小平都仅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体。就政体来说，也毫无奠基创新之处。用来支持新中国的，不外乎意识形态谎言。念念咒念多了，海市蜃楼就建立起来了.
党国的王朝政治是家长制，试图以一个超越社会的官僚阶层代表整体利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说，与立法权力相反，行政权力表现的是国民受统治而非国民自治。行政权力所代表的共同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利益与社会对立。小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时而设法拉拢一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所有阶级一致起来与他作对。
民国以来的内部政治矛盾，简单化约地说，是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统治与人民主权的矛盾，也是代表权带来的矛盾。也就是王朝政治，国民党蓝朝，共党红朝在现代性中的延续带来的现代性危机。民国以来民众与知识分子政党的关系，需要理顺，到底谁是主人，谁是附属。组织不了知识分子政党成为主人统治者，就要让知识分子集团内部，老年人和年轻人，主流与边缘之间狗咬狗，也就是需要反对党制度。民初有这种常识和尝试，拐弯在孙中山1913年的革命党出现，在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间，国共之间即使内战，同时隐含着革命党放下武器转化为反对党的隐隐倾向。于是当下时钟又拨回1911到1913年的民初，和平统一与内战又在分叉路口，在大中华框架国共合作的和平转型，与国民党共党互为反对党的框架是一致，然而又存在对共党发动的内战的必要 ，只是这种内战有可能是宪政化的。
过去在大陆的和现在在台湾民国政府不好，不等于民国不好，否则这是缺乏主体性和人民主权概念的。国体就像一个森林，被政体或政府搞坏了，是可以撇开他们自行修复的。而其中主要修复工作就是颠覆政府，以重修国家，类似乎更换物业管理公司以成就小区。
民国对国民的庇护不够
民国之所以获得忠诚，那在于民国的庇护，也就是给与具体个体生存的资料和安全有序，甚至更多，如荣耀（帝国主义冲动或者天朝上国人上人的荣耀）。没有庇护，服从效忠则无从产生，单边义务只会让人产生反抗和鄙夷厌恶。
庇护与服从之间，互为因果，要是民众服从于民国，则民国则必须提供庇护。民国奠基以来，给底层民众的庇护不足，乃至有反民国的革命和运动，因此民国需要反民国史，乃至反民国，才能趋于宪政。庇护不足，国民有权利反民国，需要民国在国体建构和生存庇护上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还是民国初期的国基问题和民生问题。
如给大陆人民颁发民国护照，就构成一种庇护，就能唤起他们对民国的忠诚。在民进党上台前夕，民国政府给香港人发民国护照，香港人对民国就很有感情。
我认为只有关注介入大陆地方政府违法民众维权，民国政府才开始间接对大陆行宪，而公知化的舆论议题没这效果。大陆人民对此有渴望，如汶川地震灾民到总统府要求查灾区腐败豆腐渣工程。可以通过维权间接行宪，如我在七八年前与台湾人权协会魏千峰商谈建议的道义宪法法庭，为未来实质性行动做准备。
维权是软实力争未来选票。网友张安平说：以民国当归做旗帜，底层民众为主体的维权抗暴做路径，具体到个案做突破口。这是已经在做的。我觉得还应该彻底抛弃公知和国内媒体话语体系，对于个案，圈内人互相呼应，集中扩散，探索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围支持，以港台媒体为主，重点是台湾，以嵌入民国元素，扩大民国影响力为目的。
民国需要反民国史，乃至需要容纳反民国。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了超美国。我们也必须在民国看到超民国，民国所承载的世界历史精神，以世界历史精神来更新，刷新民国，实现民国的自我批判。正如我说当下大陆的民国派，要把根基建立于处在暧昧双性处境中的自我批判上，民国国体认同的自我批判会强化民国，让民国越具有“超民国”性。这也只有建立于“超善恶”之上，也就是不畏惧道德上的诋毁，也不仅依赖于道德上的美化，高高在上，毁誉之为之做工。
民国当归这一国家主义，不能再要求民众先爱国，而应该要求国家先爱我们，先庇护我们。民国当归可以作为改革时期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直接渴望政治权利的下一步同时在场。不管会不会给，他们就要，不管是谁给，总之给他们就成，丝毫不用管到底给不给。
这种赤裸裸地搁置前提，把共党专政“as if”为美国宪政，觉得要求政治权利没有制度障碍，只要将方向调整为民国当归，时间一长就能实现，因为民国宪政就在国体，而民国国体就在大陆以法理状态存在，也就说只要民心转向民国，宪政秩序不需要暴力来重建，本来就有，暴力之所以需要，是用来拆毁民国宪政被共党扭曲装修物。例如能公投，或者大陆民众能普遍活动民国护照，宪政就立马有了。民国当归是利用非暴力的，去政治化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就能成的。
在共党之外的民主力量与我们的关联过弱，如民国台湾和美国，若有若无奄奄一息，指望不上太多，因此我们被迫与共党的“民主之翼”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纠缠在一起。新兴力量的精神出路，并不是与远在对立面的敌人打出来的，而是与最近的前辈”内战”出来的，话语权的战争从来是先打自己人，打倒了自己人，再去打敌人。
这是弑父情结的发作，最后抗争夺取话语权的儿子延续了旧制度，成为老父亲的翻版。要超越弑父情结，就要以双重暧昧性中受双重拉扯的自我批判为根基，不以批判为根基。对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的道德批判，说明对他们还有期待和投射，把黑暗加于他们则有光线在其中 ，即使批倒了他们，把他们拉下话语权历史舞台，可是自己的主体性没有完成，自己有可能是新的他们，是他们的延伸变种。
虽然我们没法与49党妈外，四五一代八九一代以外的，和我们可以亲密，或者有足够距离可以审美的领域如民国美国接壤，但我们也绝对与四五一代八九一代所谓民主前辈疏离，假装很热情其实很遥远，只要与中共沾边的，与49沾边的，就视为毒奶粉地沟油，移民是精神上正确的选择，与这个国度以及看起来假装要变好的国度要素切断联系不沾边；无法移民就尽可能疏远，那一些要启蒙教我们党妈给他们狼奶真理的，我们心理默默地说或者大胆地说”滚你妈的逼”。
简单的说，不跟你们玩，你们自娱自乐去吧！以自我批判为新城之墙的根基，而不以对四五一代八九一代的道德批判为根基，如民国当归立场。这里审视宪政目标的实现，与我们身处49内暧昧两性当下处境之间的距离，从四五一代到八九一代，再到民国，我们的政治表达立场和行动，逐渐褪除49体制与党妈给我们的现实条件约束，越往前，越从现实条件约束的必然性出发，提出各种主义与政治主张，是种种偶像崇拜，到了民国立场，根本无视之，不构成干扰，是灵魂的自由，再从这种”as if”就为民国人出发，来行动，不被49秩序的硫酸侵蚀导致腐烂。基督徒就是把自己当做天国的人，仿佛为天国的人，然后以这种立场活在人世间。
民国国体与革命权
我们的知识与抗争意识，从49年秩序之内老一代的继承，是井底蛙，是受害者的身体反应。
在将来立宪，海内外华人和港台同胞大联合的时候，国体意识就会成为人人需要的。因为抵抗权本来就像我研究出来的那样，就是在国体范畴之内。
国体就是法律之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是国体问题，人权是主权的目的，就在国体中实现。在国体中个人自由驯服权力，驾驭国家主权。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就在于保障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原初规定性—人作为人的规定性，如何才是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
如我以前文章中写道革命权是国体问题。国体中的人民和公意，就是以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治表达形式。政体中的民众与众意，正是借助于分殊享有革命权，才得以在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只有在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当中，才能和谐。
在《宪法理论》中，卡尔.施密特认为，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包含了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即个人反抗政府的权利。因为这一些权利（例如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前政治的权利，不论国籍，对任何人都是有效的。在施密特看来，这一些权利不仅是前政治的，而且是非政治的，尽管他们都是反抗国家。必须保持这种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如果属性消退，与此相伴生的基本人权就会消退。我认为其在政治垄断在国家的时期里面，在民族国家的规定性中，基本人权是前政治的原初规定性，是政治的原初目的，也就是由前政治进入政治统治中的。
施密特认为基本人权的前政治性与非政治性意味着他们是绝对权利，因为对这一些权利的保障不依赖于法律，他们的内容也非来源于法律。阿伦特认为政治和权力与暴力不同。那么前政治与非政治的，就必须和暴力在一起，民众的革命权就是基本人权的保障。
受纳粹迫害而流亡于美国的阿伦特认为基本人权的实现，离不开民族国家的法律框架，离开了就剩下虚无的许诺。但是在民族国家的法律框架内，基本人权还是依赖于民众的革命权得以保障。美国宪法规定持枪权，就是保障基本人权，因为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有着潜在的敌意和怀疑，总是把美国政府当做潜在和明显的权利剥夺者，所以时刻准备起来推翻政府，为了和平相处或者官民均衡，美国宪法把政权建立在革命权之上，以革命权的替代物如选票，政党轮替和司法审查，以及言论结社自由来制衡政府。前政治的事物进入政治中，就必须有着替代物。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林肯这句话把前政治的事物进入政治的作法，说的很精到。
民国就在大陆存续
我写过《民国在大陆沦陷区的法理状态》，就是论证民国仍在大陆。还写过《底层抗争是民国当归的复国革命》，大陆的民间抵抗以革命权行使的方式，支撑民国国体在场。
郭少坤在《一面中华民国旗在大陆引发的风波》中说，此情此景给我留下的思考却是久久挥之不去，如此种种，使我想到：如果没有第三次的国内战争，中国人民在赶跑了日本鬼子之后同心协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人民的骨肉就不会在两岸分离，中华民国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就会统一在一面崭新的自由民主大旗下，如是，岂不是我炎黄子孙之共幸也!
美国革命和《联邦党人文集》中的新政治哲学，是返本开源，“回到源头”，同时发展出新的政治语言和新的社会形式以调和统治者和民众关系。连中共都不敢明文地宣布民国亡，只敢暗中玩弄语言魔术，强调一个中国，然后鹊巢鸠占为共国。认为民国不仅在台湾，或者已经不在，就是1949猪猡。台湾在中共眼里，是还没收到的战利品，而不是对手和竞争者，他们眼中对手和竞争者，只有美国，他们相信民国已被人民共和国替代，已经消亡，剩下的是残余和收官。
对于中国这块土地，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神灵一样的主宰，当然的时空主人。有一次看听张木生在说古代中国历史，我就觉得是在说他们家的家具一样。只要台湾政要被迫与共党接触，就像一个强势男人勾引女人，只要女人一搭话，就会认为上钩了马上到手。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谢长廷就是干这个的。北京最近几乎不谈统一台湾问题，这是因为他它认为已经统一，历史已经终结，剩下的是细节。
纪念《开罗宣言》70周年，美国在台湾的代表说，开罗宣言与中共没啥关系，意味深长。是不是美国要开始恢复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地位了。明明开罗宣言没中共什么关系 ，大陆方死皮白赖地说，自己就是中国，就是把中华民国已经当做战利品，归入囊中，被其全盘吸收了吞噬了，不存在了。这种把别人口袋中的钱算做自己的 ，把渴望的当做已经实现的，阿Q精神胜利法的霸道，只有闭关锁国封锁信息才能办到。
老美留了后招的。中美建交公报说成白宫政策，不是双边协定。国会没通过。联合国大会是内部规定，没改中华民国，老毛也说，只是驱除了蒋介石代表，没动民国法律地位。联合国宪章还是中华民国为成员国。
看到有人说“我党”，我就要讽刺一下贵党。斯德哥尔摩患者就是明明是奴隶，是被镇压的敌人，是贱民，却不把自己当做外人。我把49秩序当做被塞壬歌声变成的猪圈，把民国立场当做人的立场，人被妖法变成的49猪，就会说文革很糟改革很好，因为不管其如何装有思想，都挑不出猪圈，以人的方式思考。不把自己当做猪圈的外人，思考得五迷三道，神神鬼鬼，把自己当做我党的人进行思维，或者从49猪圈中想推出民主宪政，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即使身处猪圈，可以做人吧。很多猪圈里面的猪，不认为自己是猪，而是预定自己已经是人或者即将是人，这需要假设猪圈会变为人居，或者通过把自己的内心良知用来界定自己从而把自己摘出来，本来就会是人。猪圈会变人居，这在改革已死结论下早就破产。需要考量的是良知内心能不能界定。也许可以说，这一些人人心猪身，既然猪身，人心就很难知道，也就无法对全社会起作用。
葛剑雄教授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中说：“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他认为，在“民国热”中，视民国为学术的 “黄金时代”，这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
像葛剑雄这种视野很差的，就拿着能留在49后民国残渣，如费孝通等当做民国学术的全部，说民国学术被高估。其他的我不懂，就法律而言，民国学术已经和世界同步接轨。例如吴经熊。葛剑雄所举的例子，其视野都是共党留下的民国学术，能留在共党这里被留下来的，已经是中下等的货色了。
像葛剑雄这样49年前后出世的，从娘胎出来一睁眼就在49猪圈内，猪圈内陈列标志定义的事物，就当做原来那事物。他们这代人好反对民国，可是他们的民国，仅仅是共党有选择性地扭曲灌输给他们的民国要素，也就是说他们明明有一双眼睛，但天生就是选择性失明的，除了共党让他们看到的歪曲世界外，其他的对着他，他一定是个瞎子。他们眼中的民国，仅仅是民国中他们所要反对的那部分要素，他们把它界定全部民国和民国本质。
49后文革改革，从意识形态掩盖的历史轨迹看，就是一个去民国化的过程，参加朝鲜战争借美国人杀国民党俘虏，镇反反右，文革也是镇压民国子女残留的。改革时期是对民国的远离，例如49后出身的四五一代，是非常讨厌民国的，想以自己在49内的进步来遮蔽民国，把自己命名为中国民主的新开始，开始新的纪元，当然同时它又倒退回民国，如章诒和所回忆的胡耀邦倒退论，柳红的《改革是回归民国》所阐述。
中共党人作为民国底层上升出来，无法被大规模吸纳而被抛弃出去的失范暴民，以”美国-民国”为其所抵抗的命运符号，在几十年的内战中，即使处在其极权主义组织的保护之内，但始终与民国遭遇，并由民国主宰其命运，这种内战团体还是在民国国体之内，即使反对政体或者被排除在政体之外，并且始终受到诏安的诱惑。
我在设想，如果毛泽东在1949后没有改国号，民国国体还在沦陷区以诡异的方式在场，毛没有建立起一个偶玩山庄或用塞壬歌声魔法把大陆沦陷区变为猪圈，那么共党早就死了，文革后的统治时间算是向上天借来的，以牺牲民族的前途为代价。改国号和猪圈的建立，并且不断持久地消灭民国要素，对于猪圈内的猪，民国就成了过去式，民国对其不确定的命运性威胁，已经过去，民国就被挡在猪圈外面，于猪无关。然后建立猪圈的毛泽东们在猪圈外就得自己孤独地直面承担民国命运，猪一样的下属没法作为战友，当他们这一代人死了，民国之命运性记忆就荡然无存。于49而言，民国要么被丑化被污染，不断趋于阴影黑暗深渊和边缘。所以我们民国派，在49后的处境中，是坐在建立猪圈的毛的对面开展批判，而不会坐在跪在猪圈里面的猪的对面。这也是我对贬低民国学术葛剑雄的回应。
山西一位老农民在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说道：“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就可以看到回到49年在胡同口徘徊时刻的重要性。民国派埋个炸弹把整个死胡同给摧毁了。
基督教中有个说法，你不能为了对抗魔鬼，把上帝推到魔鬼对面的位置，那是贬低。民国不是在共党的对面，而是高高在上者。与敌人作战，有可能降低民国的高度，与魔鬼用嘴巴作战，有可能是魔鬼。我们必须从我们怎么复国这个目标出发来思考，而不是从对专制的恶毒不断道德批判来解决问题。
49之内唯一配和我们辩论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都是他的狗仔，狗仔，姿态上用枪突突突就好了。每一个民国派，都有可能是新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圈子中基因变异的弟兄。是我们心中的心魔，是我们自己需要战胜的，需要自我批判的心魔，并不外在于我们，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建立于自我批判之上。每一个民国派，都有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开出一个沉沦的国度，都可能是一个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是心中的魔鬼国度，但是在政治神学或者精神可能性上，就是这样的。因此辛亥百年以来，只有民国与毛泽东的厮杀，毛泽东之下的蝼蚁之国民，撒一泡尿就足以淹杀。
由于缺乏基督教的超验批判维度，造成国民劣根性，对权力和权力政治带来利益有着偶像崇拜，所以国人挺难想象与权力沾边之外的领域与可能性。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皆有以毛泽东命名的心魔，至少在八零后之前的人普遍存在的。在教会中，世俗地位利益等级差距，会变为不重要，一个国王教皇，也还是平等的，兄弟伙伴间的。我之所以把毛泽东当做民国派圈子中基因异变的，就在于把这种基督教平等观引入，引入民间抗争，引入民国历史，以冲涮掉权力政治金牛犊在民国后的毒臭腐蚀。
出埃及记中的金牛犊是来自”沉沦罪恶之地”埃及，同样权力政治来自前民国的沉沦历史时间。民国当归之于大陆，就相当于新教归正之于罗马天主教，在一个新教徒看来，罗马教皇是敌基督，是需要以基督教原教旨精神批判的变异弟兄。在一个民国派看来，毛泽东是需要以民国原教旨精神批判的变异弟兄。坐在毛泽东的对面，而不是跪在毛泽东的下面或阴影里批判之。
民国当归最难说服的就是一些觉得打着民主宪政旗号就行，没有必要穿上民国这一法袍的绝对个体主义。个人生活无所谓，当然介入政治时，一定要有共同的标签来互相认识互助守望。姑且假设有绝对的独立个体，那么就变为无法认同和有友谊了。民国是一个最低门槛的复数性，你不赞同共国的，就只能站在民国。
民国当归，是两岸政治的共同向前迈步。不仅仅是大陆民众举着民国旗帜的维权抗争恢复民国，而且是民国台湾部分的进一步宪政起来，进一步去国民党化。还是二者链接，把说谎的女人民主化光复议题，纳入反对党和议会解决，伴随着大陆民众革命，有“生成”秩序立法，这个最好纳入已有民国反对党和议会体系提供。
我遥想起了十八年前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我写了法律体系的轮回之道，返本开源之路，其中以罗马法的自我更新能力为例。民国不仅仅是49前发生的民国历史，更有在台湾延续宪政转型，大陆沦陷一样在其中，是扭曲部分，民国当归，也就是民国就是宪政，宪政也就是民国，后半句的意思是说，世界历史精神就在民国中。在台湾的民国宪政转型，还要继续往前走，大陆沦陷对它不仅仅是拖后腿，也能促成其更完善。
台湾为大陆将来也提供保障，大陆也可能走在台湾的前面，总之大陆和台湾在民国宪政的更完满处合流，民国当归是已有的民国宪政包括民国时的黄金时期的更进一步，而不是倒退。这依赖于对已有的不完善的自我批判，最大的历史使命就是抛弃国共党国，这是自我更新，自我更新并不是自我摧毁，而是更强大更完满。
有很多人肯定不赞同我说大陆可能踩着台湾的肩膀，走在现在台湾的更前面，他们会说大陆宪政步伐会更在台湾的脚后跟后面，就很不错了。这一些人会相信进步论之现代意识形态，而不相信政体循环和返本开源之古老信条。我这里可以通俗地引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之说法，如果不回头源头，更靠近原教旨精神，后发是劣势。后发而先至之武功，是可能的，那就是比美国宪政更宪政，比在前的国家，更靠近原初精神，而就可能讲后发之种种恶劣历史条件，一把火烧干净。德国崛起的时候，明明比英美法更落后更封建，但是他们就有一种后发优势的信心。
英国奠基时，是罗马天主教帝国之边缘落后破落的地方，但因为保留了原始朴素之前景，没有被文化之浮华腐蚀，边缘就成了中心。罗马城奠基之于希腊也是如此，美国之于欧洲也是如此。在有返本开源之良好制度安排下，后发优势是有根据的，”赶英超美”是可能的。49秩序之极权主义，是民国秩序自己所不能大力解决的黑暗根基之专政解决，它把民国之病灶，如民生和国体危机攒起来，放在一个高压锅里用毒火猛煮，付出绝大代价，条件成熟，就可能比台湾更进一步，而台湾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缓解了病灶问题。
网友赵翔说，在无限德州扑克里后发优势体现在，你永远都可以在对手先于你的行动中收集到信息。在宪政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永远都可以从西方或台湾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本地化过来很多东西，除却当下的状况，越是后发的国家或地区，建设的成本越是轻。与打牌和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不同，你一旦开启建设的模式，你的对手不仅不会从政治上孤立和打压你，而且会不断的帮助你。
我提倡宪政爱国主义，并曾引用他人说，“1949之后，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她叫中华民国，她就是我们的祖国！……也一定是我们历经劫难吃尽苦头大彻大悟后唯一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宿精神家园！”我曾倡议发起向台湾政府“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我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说，宪政爱国主义是指国家是国家，政府是政府，政府是有限的，受到民众和法律的制约。他说，“中共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政府，等于中共，三位一体，既然这样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送给党算了，让他们去爱，我们就爱中华民国”。每一次民国认同，胜于一千万次宪政启蒙。
网友赵翔说：我们的肉身存于这个体制，这无法改变，如若精神也与它共存，就无行动之可能。中共提出的“中国梦”是他们的理想国，但不是我们的。在体制外，建立起我们理想而具体的国度，这使得我们有伸展的空间，就有行动之可能。所以，民国的意义不在于要标榜一面旗帜，如这面旗帜是用来反对的，它就没有任何意义。民国的重要性在于为我们开辟了一块天地，区别于宗教，它曾真正存在于这片土地，所以我说它是具体的。行动可以是复原和建设，因宪政政体天然的排斥极权体制，无需做任何反对抑或是启蒙。这对于保全我们的肉身又是相对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