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对媒体从业人员严加控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核发记者证。
 
 
 
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它像护士节、教师节一样，是中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官方设立这些节日，本来想引起社会的尊重，但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三个行业多少都被污名化了。一些医护由于收红包和医患矛盾，饱受指责；一些教师由于师德丑闻和大放厥词，被斥为“叫兽”；一些记者由于逢迎权贵和出卖良知，被讥为“妓者”。
但人的身体健康和思想教化，离不开医护和教师，记者对信息传递和社会记录，也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民主社会，媒体和记者对于反应民意、监督政府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政治民主，有没有独立媒体和新闻自由是最主要的标志。
因此反过来，专制政治一定要想方设法控制媒体和记者。记者作为公民，天然的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权，中共的十八大报告也明文指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本来通过给媒体发放执照、任命领导等方式，已经牢牢掌控了媒体，但是对媒体从业人员还要严加控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核发记者证。其实，这既不合情理，也没必要。只要有媒体机构发放的工作证，记者就可工作。就像公司按规定领取了执照，就可以雇人开业，至于雇什么样的人，怎么工作，自有公司管理和法律约束，不需要给每个雇员再发一个什么证。
就算政府要掌控记者，专门发证，那就发吧。可是在现实中，又总量控制，加上严格的资格审查。数量控制，使绝大多数在一线工作的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市场媒体和网络媒体聘用的记者，没有记者证，官方随时可以限制追责。另一方面，党报、行业报、官媒的从业人员却能获得记者证，甚至一些不在媒体的官员或特殊人士，利用某种关系，也能获得记者证，享有由于控制而产生的某些特权或便利，比如参加活动、接触材料、乘坐交通等。
比如2012年年底就相继爆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持有《检察日报》记者证、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持有《消费日报》记者证的新闻，官方为此开展了全国记者证的专项清理。结果爆出更多的丑闻，仅在四川资阳市一地，就被人揭露有雷启锋等9名官员持有记者证。以雷启峰为例，他先后在中共简阳市委、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市简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从没从事过媒体工作。但2011年12月15日，当地党报《资阳日报》社却为其申领记者证，所填写的供职单位、职务均系伪造。
有意思的是，上述事件还是在“今年以来，四川省通过清理，已注销了千名以上不符合持证条件人员的记者证”的公告以后发生的。雷启峰等9名官员既没有参加记者证考试，又没有合乎条件的种种资料可以提供，却如何申领换发今年的新记者证呢？仅在四川一地就发现一千多名假的真记者证，还有没发现的吗？全国其他省市呢？
除了数量控制，更有政治考核、业务培训和众多条件的限制。新领和换发记者证的媒体人员，首先要有《新闻采编从业资格培训合格证》，其中政治培训是重要的一环。其次，再参加专门的记者证考试，还要考政治。之后再提供保密承诺书、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等10种资料，才有可能拿到记者证。
之所以这么繁琐的控制，就是防范、恐惧新闻自由和信息的自由传递。可是这么做能在所有的时间，控制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人员吗？
11月8日是记者节，11月9日（119）是防火宣传日，11月10日又有点像匪警电话110，这几天的事，合起来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可是防得了专业记者，防不了公民网民；防得了传统媒体，很难防住网络媒体；防得了本国媒体，防不了外国媒体；防得了信息传递，防不了人心向背；防得了一时，防不了永远。
《国语》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现在的博士官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