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使他的臉發光，並使他臉上的暴氣改變。
————聖經《傳道書》
我是在臺灣得到許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這本書的：那天，我與滕彪一起去臺北義光教會探望正在爲反對核四絕食的林義雄先生，路上，滕彪把這本書送給我，并在扉頁題寫了“幸福來自自由，自由來自勇氣”這句話。我不禁想起十六年前，我還在北大唸研究生的時候，我剛剛出版處女作《火與冰》，當時也在北大唸研究生的滕彪來到我的宿舍，向我買書的場景。而此刻，我與滕彪都是有國不能歸的流亡者，本書的作者許志永則已經被判刑四年。我們似乎離理想越來越遠，但這絕對不是放棄的理由。滕彪和華澤爲許志永編輯了這本文集，希望更多讀者由此瞭解許志永的事跡與思想。
一九六八年，蘇聯軍隊入侵捷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小說家瓦西里•阿克肖諾夫描述這場入侵“讓整個世代精神崩潰”。有良知的人們感到憤怒，而在捷克人、匈牙利人與波瀾人面前又感到羞愧——甚至在全世界面前，都以身為蘇聯人為恥。他們覺得自己根本不是“公民”（citizens），而是“屬民”（subjects）。“屬民”這個概念比“順民”更形象地描述出今天中國人的生存現狀。而中國漫長的歷史始終就在“屬民”與“暴民”之間惡性循環。公民的遠景尚未出現在地平線上，劉曉波和許志永們不得不付出失去自由的慘痛代價，正如學者徐友漁所説：“本書作者為了自己成為真正的公民，為了億萬中國人成為真正的公民，心甘情願地背負苦難的十字架。而支撐他承受一切打壓賀迫害的，是無止境的愛。”
公民抗爭，無役不與
這本書記載了許志永參與公民運動的足跡。我最早聽說許志永的名字，是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之後，許志永等“北大三博士”上書全國人大，呼籲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剛剛上臺等胡溫當局爲了維護“新政”的氣象，給予正面回應。人們為此歡欣鼓舞，甚至作出了當年是中國“憲政元年”的樂觀判斷。但我更關注許志永參與的另一個案件的結局：稍晚一年，北京家庭教會的蔡卓華牧師因印刷聖經等書籍，以“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作為辯護律師之一的許志永無力回天。那時，我從后一案例中看到，中共政權的本質仍然是：敵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一切自由。果然，此後十年，雖然收容遣送制度不復存在，但比之更加殘酷的截訪、黑監獄、學習班等，如癌細胞般遍佈中國大地——促成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英雄許志永，卻因曝光黑監獄而遭到毆打和死亡威脅。
二零零三年之後的公民抗爭，許志永可以説是無役不與、屢敗屢戰。在司法領域，他介入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案、《南方都市報》喻華峰案等標誌性冤案，雖然他和同行未能讓當事人獲得自由，但本書收入的數篇擲地有聲的辯護詞，堪稱中國當代法治進步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獻；在人大競選方面，他以北京郵電大學教師的身份參選，在官方的重重打壓之下，高票當選北京市海淀區第十三屆、十四屆人大代表；當體制內改良的希望破滅之後，他先後組織和推動公盟和新公民運動，爲訪民、被剝奪教育權的農民工子弟等弱勢群體發聲。
在我的同齡人中，許志永是少有的一位飽含理想和激情的人權捍衛者。他像西西弗那样推石头上山，也像中国古代神话中追日的夸父和填海的精卫，屡战屡败、百折不挠。這種理性與激情從八十年代的文學界，悄悄地轉移到當下的律師群體之中，我曾開玩笑説，當中文系的學生爭先恐後地給領導當秘書的時候，“憤青”都跑到法學院裡面去了。今天的中國，作家鴉雀無聲，律師群體成為民主運動的中流砥柱，就如同臺灣“美麗島事件”前後的社會生態。難怪害怕失去權力的中共政權會對律師群體辣手打壓。
那些跟許志永辯論的國保警察，始終無法理解這位從農家子弟奮鬥成為博士、律師、大學教師的城市中產階級，為什麼要拋棄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非得將自己弄進監獄不可。他們拿著放大鏡蒐尋許志永的“動機”何在，除了莫須有地認為他有“政治野心”之外，一無所得。其實，許志永早已坦誠地說出他為何寧願成為囚徒，甚至見不到剛出生的女兒的原因所在：“我們不是專制王朝的臣民，不是任人奴役的順民，不是國事、天下事，事不關己的草民，不是憤怒到失去理性的暴民，我們是擁有法治理念的公民。”他的終極目標正是新公民運動的宗旨：“新公民運動倡導大家做真公民。倡導永不言敗的精神，倡導以理性、建設性的方式推動國家民主法治的進步。并在共同的公民身份下團結起來，成長爲公民健康的政治反對力量，促進中國的憲政文明轉型。”可惜，如同對牛彈琴，如同夏虫不足以語冰，這樣的理想無法被從習近平到大學黨委書記、國保警察的共產黨獨裁集團所理解，他們只迷信利益、權力和暴力。
沒有發生的“謝本師”與中國知識界的“共識破裂”
這本書中有一篇名為《生日快樂》的短文，與其他文章的文風迥然不同，講述的是許志永和滕彪試圖給昔日的博士導師朱蘇力送生日禮物不果的故事。作為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朱蘇力，是法學界有名的“毛左”，是一個自以為“真誠”的御用法學家。朱蘇力對許志永和滕彪這兩個叛道離經的弟子不以為然，曾直截了當地對許志永説：“我們道不同，以後還是少見面吧。……我們走的路不一樣，我對你們也感到失望。”許志永則回憶説：“讀博士期間，每一次的師門聚會，我和蘇力常常爭論得不可開交，以至於後來我們都不得不小心翼翼避開談論毛澤東和文革等歷史問題。”所以，後來的師門聚會，朱蘇力特意叮囑其他弟子説，不要叫上許志永和滕彪。
繼承朱蘇力之“衣鉢”的，當然不是許志永和滕彪這兩個“刺頭”，而是其心目中的得意弟子強世功。與許志永下獄、滕彪流亡的命運迥異，強世功在朱蘇力的扶持下成為中國法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日前，強世功接受官方主流媒體訪問，評論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主題，以北大法學教授之尊說出“黨章也是憲法”的驚人之語，讓人懷疑這個法學教授難道是法盲嗎？而在更早的時候，強世功曾任職於香港中聯辦研究部，撰寫《“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成為中共香港政策的護法。面對當下香港的佔中運動，強世功更是撕破學者的面具，急不可待地以黨國發言人的口吻百般辱罵。
二十世紀的中國，曾發生過兩起震驚學界的“謝本師”事件：世紀之初，國學大師俞樾竭力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積極參與反清革命的弟子章太炎遂發表《謝本師》與老師決裂；而在二十年代，當章太炎支持魚肉百姓的軍閥張宗昌的時候，信奉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弟子周作人也發表《謝本師》與老師決裂。“謝本師”中的“謝”，不是“感謝”，而是“謝絕”、“辭謝”的意思，其實就是要跟老師決裂，不再承認自己是某人的門生。善良溫和的許志永不會作出“謝本師”的舉動，但在精神上，他早已邁出了“謝本師”的關鍵一步。
朱蘇力、強世功與許志永、滕彪的分裂，不是孤立的個案。其實，在朱蘇力家中，這樣的分裂早已出現：“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曾經告訴我，朱蘇力的哥哥、同樣也是大學教授的朱蘇人，與一位六四遇難者的遺孀結婚，含辛茹苦地養大了兩個失去父親的養子。當《零八憲章》破土而出之時，朱蘇人也冒著巨大的風險毅然簽署上自己的名字。這一對親兄弟走上了南轅北轍的道路。
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改革共識”已然破裂，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任何“重建共識”的企圖都將是勞而無功的。有的人奮不顧身地奔向自由，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參與人肉筵席，未來有一天，站在法官席上的會是許志永和滕彪，站在被告席上的會是朱蘇力和強世功。
“自由”與“大一統的中國”是否兼容？
許志永是一位動若脫兔的行動者，但未必是一位深思熟慮的思想者和理論家。坦而言之，許志永在這本書中提倡的某些理念存在著相當的侷限和欠缺。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推薦這本書的時候，特別注意到本書的副題是“我的自由中國”，他指出：“在這部文集中，許志永不但指出了怎樣才能從古代的‘臣民’一變而爲現代公民，而且更生動地展示了他關於‘自由中國’的構想。我特別欣賞‘自由中國’這一概念，因為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倡導的‘自由中國’運動便是今天臺灣民主法治化的最早源頭。”余英時將“自由中國”這一理念的淵源追溯到胡適那裡，自由之夢，晚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知識分子一以貫之。此岸的中國由威權跌入極權，自由仍然是水月鏡花；彼岸的臺灣則由威權走向民主，逐漸邁入“自由臺灣”之佳境。
然而，“自由”與“中國”之間，其實存在着一條越來越大的裂痕。許志永批判網絡上流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卻仍以一個民族主義者自居。在《致習近平先生的公開信》中，他再度彰顯此一立場：“汲取蘇聯的教訓，當變革當時刻到來，維護國家統一應當堅持……非暴力和國家統一是堅定的底線。”他又強調：“堅決維護國家統一，憲法和法律、外交、國防、司法、市場、貨幣統一屬於國家。”我贊同他的非暴力抗爭的立場，因為“過於溫和”，他曾受到激進派的攻擊。但是，我也發現，他使用的“堅決維護”之類的詞語，屬於共產黨創造的“新語”系統。這種將“統一”作為一種最高價值來無限美化、無限神聖化的做法，吊詭地與中共的官方立場如出一轍。此種立場，顯然是臺灣、西藏、新疆、香港的許多民眾無法接受的，也是作為四川人、主張四川獨立的我無法接受的。
在許志永的思想脈絡中，未能徹底貫通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也未能梳理統一與專制之關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說過：“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依舊以皇恩浩蕩的態度對待人民。以此而論，中國是一個以高壓統治和偽造歷史來維繫的帝國，而不是一個開放性的、由公民的意志來決定國家的走向的現代民主國家。美國學者譚若思也指出：“中共將兩千五百年的專制舊瓶裝新酒，控制人民，也侵擾異族。”他認為，漢族共產黨領導的大一統註定會失敗，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實際生活與想法上，都不再支持這種令人窒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看出這是帝國的上發令下服從，是教條和權力的交融。
所以，大一統的“中國”這個概念未必與自由、憲政、共和等普世價值相容。而與民主化、自由化相伴的，必然是本土化甚至是分離主義的傾向，我們不必為之大驚小怪。而且，分離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比如，在民主化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爲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兩國的國民并不覺得這是失敗或苦痛，兩個兄弟之邦反倒更能和諧共存。
作為一個百分之百的自由人，必定認同住民自決的價值高於國家統一的價值。我相信，許志永的思想是開放的，他一定會不斷地超越和突破自我。作家許知遠評論説：“許志永是我們這一代的精神坐標，他的道德勇氣對此刻的中國至關重要，其長遠的影響力剛剛開始。”期盼在獄中的許志永像曼德拉那樣百煉成鋼，早日歸來與妻子和女兒團聚，與無數願意與之同行的公民同胞相聚。
————聖經《傳道書》
我是在臺灣得到許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這本書的：那天，我與滕彪一起去臺北義光教會探望正在爲反對核四絕食的林義雄先生，路上，滕彪把這本書送給我，并在扉頁題寫了“幸福來自自由，自由來自勇氣”這句話。我不禁想起十六年前，我還在北大唸研究生的時候，我剛剛出版處女作《火與冰》，當時也在北大唸研究生的滕彪來到我的宿舍，向我買書的場景。而此刻，我與滕彪都是有國不能歸的流亡者，本書的作者許志永則已經被判刑四年。我們似乎離理想越來越遠，但這絕對不是放棄的理由。滕彪和華澤爲許志永編輯了這本文集，希望更多讀者由此瞭解許志永的事跡與思想。
一九六八年，蘇聯軍隊入侵捷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民主運動。小說家瓦西里•阿克肖諾夫描述這場入侵“讓整個世代精神崩潰”。有良知的人們感到憤怒，而在捷克人、匈牙利人與波瀾人面前又感到羞愧——甚至在全世界面前，都以身為蘇聯人為恥。他們覺得自己根本不是“公民”（citizens），而是“屬民”（subjects）。“屬民”這個概念比“順民”更形象地描述出今天中國人的生存現狀。而中國漫長的歷史始終就在“屬民”與“暴民”之間惡性循環。公民的遠景尚未出現在地平線上，劉曉波和許志永們不得不付出失去自由的慘痛代價，正如學者徐友漁所説：“本書作者為了自己成為真正的公民，為了億萬中國人成為真正的公民，心甘情願地背負苦難的十字架。而支撐他承受一切打壓賀迫害的，是無止境的愛。”
公民抗爭，無役不與
這本書記載了許志永參與公民運動的足跡。我最早聽說許志永的名字，是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之後，許志永等“北大三博士”上書全國人大，呼籲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剛剛上臺等胡溫當局爲了維護“新政”的氣象，給予正面回應。人們為此歡欣鼓舞，甚至作出了當年是中國“憲政元年”的樂觀判斷。但我更關注許志永參與的另一個案件的結局：稍晚一年，北京家庭教會的蔡卓華牧師因印刷聖經等書籍，以“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作為辯護律師之一的許志永無力回天。那時，我從后一案例中看到，中共政權的本質仍然是：敵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一切自由。果然，此後十年，雖然收容遣送制度不復存在，但比之更加殘酷的截訪、黑監獄、學習班等，如癌細胞般遍佈中國大地——促成取消收容遣送制度的英雄許志永，卻因曝光黑監獄而遭到毆打和死亡威脅。
二零零三年之後的公民抗爭，許志永可以説是無役不與、屢敗屢戰。在司法領域，他介入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案、《南方都市報》喻華峰案等標誌性冤案，雖然他和同行未能讓當事人獲得自由，但本書收入的數篇擲地有聲的辯護詞，堪稱中國當代法治進步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獻；在人大競選方面，他以北京郵電大學教師的身份參選，在官方的重重打壓之下，高票當選北京市海淀區第十三屆、十四屆人大代表；當體制內改良的希望破滅之後，他先後組織和推動公盟和新公民運動，爲訪民、被剝奪教育權的農民工子弟等弱勢群體發聲。
在我的同齡人中，許志永是少有的一位飽含理想和激情的人權捍衛者。他像西西弗那样推石头上山，也像中国古代神话中追日的夸父和填海的精卫，屡战屡败、百折不挠。這種理性與激情從八十年代的文學界，悄悄地轉移到當下的律師群體之中，我曾開玩笑説，當中文系的學生爭先恐後地給領導當秘書的時候，“憤青”都跑到法學院裡面去了。今天的中國，作家鴉雀無聲，律師群體成為民主運動的中流砥柱，就如同臺灣“美麗島事件”前後的社會生態。難怪害怕失去權力的中共政權會對律師群體辣手打壓。
那些跟許志永辯論的國保警察，始終無法理解這位從農家子弟奮鬥成為博士、律師、大學教師的城市中產階級，為什麼要拋棄唾手可得的榮華富貴，非得將自己弄進監獄不可。他們拿著放大鏡蒐尋許志永的“動機”何在，除了莫須有地認為他有“政治野心”之外，一無所得。其實，許志永早已坦誠地說出他為何寧願成為囚徒，甚至見不到剛出生的女兒的原因所在：“我們不是專制王朝的臣民，不是任人奴役的順民，不是國事、天下事，事不關己的草民，不是憤怒到失去理性的暴民，我們是擁有法治理念的公民。”他的終極目標正是新公民運動的宗旨：“新公民運動倡導大家做真公民。倡導永不言敗的精神，倡導以理性、建設性的方式推動國家民主法治的進步。并在共同的公民身份下團結起來，成長爲公民健康的政治反對力量，促進中國的憲政文明轉型。”可惜，如同對牛彈琴，如同夏虫不足以語冰，這樣的理想無法被從習近平到大學黨委書記、國保警察的共產黨獨裁集團所理解，他們只迷信利益、權力和暴力。
沒有發生的“謝本師”與中國知識界的“共識破裂”
這本書中有一篇名為《生日快樂》的短文，與其他文章的文風迥然不同，講述的是許志永和滕彪試圖給昔日的博士導師朱蘇力送生日禮物不果的故事。作為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朱蘇力，是法學界有名的“毛左”，是一個自以為“真誠”的御用法學家。朱蘇力對許志永和滕彪這兩個叛道離經的弟子不以為然，曾直截了當地對許志永説：“我們道不同，以後還是少見面吧。……我們走的路不一樣，我對你們也感到失望。”許志永則回憶説：“讀博士期間，每一次的師門聚會，我和蘇力常常爭論得不可開交，以至於後來我們都不得不小心翼翼避開談論毛澤東和文革等歷史問題。”所以，後來的師門聚會，朱蘇力特意叮囑其他弟子説，不要叫上許志永和滕彪。
繼承朱蘇力之“衣鉢”的，當然不是許志永和滕彪這兩個“刺頭”，而是其心目中的得意弟子強世功。與許志永下獄、滕彪流亡的命運迥異，強世功在朱蘇力的扶持下成為中國法學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日前，強世功接受官方主流媒體訪問，評論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主題，以北大法學教授之尊說出“黨章也是憲法”的驚人之語，讓人懷疑這個法學教授難道是法盲嗎？而在更早的時候，強世功曾任職於香港中聯辦研究部，撰寫《“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成為中共香港政策的護法。面對當下香港的佔中運動，強世功更是撕破學者的面具，急不可待地以黨國發言人的口吻百般辱罵。
二十世紀的中國，曾發生過兩起震驚學界的“謝本師”事件：世紀之初，國學大師俞樾竭力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積極參與反清革命的弟子章太炎遂發表《謝本師》與老師決裂；而在二十年代，當章太炎支持魚肉百姓的軍閥張宗昌的時候，信奉人文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弟子周作人也發表《謝本師》與老師決裂。“謝本師”中的“謝”，不是“感謝”，而是“謝絕”、“辭謝”的意思，其實就是要跟老師決裂，不再承認自己是某人的門生。善良溫和的許志永不會作出“謝本師”的舉動，但在精神上，他早已邁出了“謝本師”的關鍵一步。
朱蘇力、強世功與許志永、滕彪的分裂，不是孤立的個案。其實，在朱蘇力家中，這樣的分裂早已出現：“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曾經告訴我，朱蘇力的哥哥、同樣也是大學教授的朱蘇人，與一位六四遇難者的遺孀結婚，含辛茹苦地養大了兩個失去父親的養子。當《零八憲章》破土而出之時，朱蘇人也冒著巨大的風險毅然簽署上自己的名字。這一對親兄弟走上了南轅北轍的道路。
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改革共識”已然破裂，在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任何“重建共識”的企圖都將是勞而無功的。有的人奮不顧身地奔向自由，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參與人肉筵席，未來有一天，站在法官席上的會是許志永和滕彪，站在被告席上的會是朱蘇力和強世功。
“自由”與“大一統的中國”是否兼容？
許志永是一位動若脫兔的行動者，但未必是一位深思熟慮的思想者和理論家。坦而言之，許志永在這本書中提倡的某些理念存在著相當的侷限和欠缺。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推薦這本書的時候，特別注意到本書的副題是“我的自由中國”，他指出：“在這部文集中，許志永不但指出了怎樣才能從古代的‘臣民’一變而爲現代公民，而且更生動地展示了他關於‘自由中國’的構想。我特別欣賞‘自由中國’這一概念，因為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倡導的‘自由中國’運動便是今天臺灣民主法治化的最早源頭。”余英時將“自由中國”這一理念的淵源追溯到胡適那裡，自由之夢，晚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知識分子一以貫之。此岸的中國由威權跌入極權，自由仍然是水月鏡花；彼岸的臺灣則由威權走向民主，逐漸邁入“自由臺灣”之佳境。
然而，“自由”與“中國”之間，其實存在着一條越來越大的裂痕。許志永批判網絡上流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卻仍以一個民族主義者自居。在《致習近平先生的公開信》中，他再度彰顯此一立場：“汲取蘇聯的教訓，當變革當時刻到來，維護國家統一應當堅持……非暴力和國家統一是堅定的底線。”他又強調：“堅決維護國家統一，憲法和法律、外交、國防、司法、市場、貨幣統一屬於國家。”我贊同他的非暴力抗爭的立場，因為“過於溫和”，他曾受到激進派的攻擊。但是，我也發現，他使用的“堅決維護”之類的詞語，屬於共產黨創造的“新語”系統。這種將“統一”作為一種最高價值來無限美化、無限神聖化的做法，吊詭地與中共的官方立場如出一轍。此種立場，顯然是臺灣、西藏、新疆、香港的許多民眾無法接受的，也是作為四川人、主張四川獨立的我無法接受的。
在許志永的思想脈絡中，未能徹底貫通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也未能梳理統一與專制之關係。美國漢學家白魯恂說過：“中國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依舊以皇恩浩蕩的態度對待人民。以此而論，中國是一個以高壓統治和偽造歷史來維繫的帝國，而不是一個開放性的、由公民的意志來決定國家的走向的現代民主國家。美國學者譚若思也指出：“中共將兩千五百年的專制舊瓶裝新酒，控制人民，也侵擾異族。”他認為，漢族共產黨領導的大一統註定會失敗，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實際生活與想法上，都不再支持這種令人窒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看出這是帝國的上發令下服從，是教條和權力的交融。
所以，大一統的“中國”這個概念未必與自由、憲政、共和等普世價值相容。而與民主化、自由化相伴的，必然是本土化甚至是分離主義的傾向，我們不必為之大驚小怪。而且，分離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比如，在民主化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爲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兩國的國民并不覺得這是失敗或苦痛，兩個兄弟之邦反倒更能和諧共存。
作為一個百分之百的自由人，必定認同住民自決的價值高於國家統一的價值。我相信，許志永的思想是開放的，他一定會不斷地超越和突破自我。作家許知遠評論説：“許志永是我們這一代的精神坐標，他的道德勇氣對此刻的中國至關重要，其長遠的影響力剛剛開始。”期盼在獄中的許志永像曼德拉那樣百煉成鋼，早日歸來與妻子和女兒團聚，與無數願意與之同行的公民同胞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