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为中国媒体毫无底线地媚权留下了一个经典样本。
辽报公开信将自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据辽报自述，10月21日，辽报微信以《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为题征集微故事，在后台共收到300多条留言，许多留言反映，在大学课堂上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时尚，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成为普遍现象。辽报为此感到“坐立不安”，派记者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等地20多所高校，花半个月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证实了“‘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
辽报公开信引发了极大震荡，反对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在中国的语境下，支持者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乌有之乡》网刊甚至登了一篇“请习总为《辽宁日报》助威”；反对者就没法畅所欲言，只能旁敲侧击，比如就辽宁省委机关报不具有要求全国高校怎样讲课的资格，批评辽报用“卧底”方式整黑材料很不光明正大等。这当然不是反对者讲不出道理，实乃形格势禁。
在一个正常国家，大学课堂出现这种情况，全社会都应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而不是打压批判，并希望借助权力助威。目前，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还未就此表态，但辽报这封公开信，显然是以网络写手周小平、花千芳为榜样，周小平这个“识字分子”只不过以指鹿为马之术迎合当局，大造谣言贬斥普世价值与美国现状，如今辽报抓到了国家培养人才的根本问题上，比周小平立的功显然要大多了，凭此还能不青云直上？
中共一直戮力驯化三尺讲台
辽报选题策划者逢迎当局确实花了点心思，挠痒算是找到了痒处。大学在西方本是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的场所，自19世纪末进入中国之后，大学生就成了要求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也许因这支力量被共产党利用得最多，让毛泽东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他当权后很不喜欢大学，曾亲自圈阅批准了“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中的教育改革就是摧毁教育。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共意识形态警察眼中，中国一流大学人文社科的三尺讲台基本沦陷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播之地，除了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运动之外，为了“夺回”这三尺讲台，当局设置了种种藩篱，例如对于大学教师人选的政治思想考察，任教期间成果的评定（比如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文章之类），其中还包括学生对教师上课质量的评定。经过这些驯化，其实在大学里任教者，大多数已将教职视为一个体面的饭碗，一些有“政治抱负”的人士则迎合上级政治需要，不断承揽各种“国家级课题”，以图向上升迁。只有极少数良知未泯且有道德担当者，才坚持在课堂中讲授一些教科书之外的知识。这些教师的讲课屡屡遭遇“学生信息员”的举报，如今更被辽报夸张成“三大问题”。
三大问题反映了国人的政治觉醒
辽报指称的“三大问题”，正是部分中国人看到中共政治种种弊端尽显后政治觉醒的表现。
辽报称，三大问题当中，“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这段话说明，中共用谎言堆积出来的辉煌历史，经过无数学者的研究与当事人的回忆，通过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已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不仅马恩神话因其“隐私”而光彩褪尽，就连毛泽东的神话也被解构得比较彻底，从毛不择手段地从事党内斗争消灭张闻天、刘少奇等各大政敌，到其弃杨开慧母子于长沙不顾另娶贺子珍，无一不成为国人茶余酒后谈资。中共建政后毛泽东私生活的糜烂，已被其御医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载入史册。至于“党的创新理论”，我猜想主要是指从前年开始不断出台的各种“理论”，比如三个自信、宇宙真理论等，那确实比江的“三个代表”更脱离现实，比胡的“科学发展观”更为狂妄无知，想要人不嘲笑也困难。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中国的腐败用不着夸大，观其披露的部分事实就已非常惊人。最近徐才厚宅中窖藏的16亿钞票与众多宝藏，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于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离岸金融解密报告》，《纽约时报》与彭博社近两年对中国高层家族财富的系列报道都足以证明。至于社会是否公平，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公开披露的基尼系数为证。试问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
政府出台的重大政策，在哪个国家都可以被质疑，因为这是公民权利。只有在中国，质疑政府政策会被当作大逆不道。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是否有问题，仅以环境污染一项为例就可以得出结论。以上种种，加上剥夺公众的批评权与向政府问责的权利，足以证明中共政治基因有严重缺陷。看到这些缺陷，证明部分人政治觉醒，不再处于蒙昧状态。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民主国家的爱国，从来就不包括热爱执政党。将爱国与爱党混为一谈的人，在于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如果在英文语境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 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机器，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似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 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 I love my state（我热爱这个国家机器），这就是今年苏格兰公投时英首相卡梅伦公开演说的由来：“假如你们不喜欢我，我不会永远在这个位置上。假如你们不喜欢现在的政府，它也不会永远执政下去，但如果你们离开英国，那就真的永远回不来了。”更何况，要求中国人热爱一个从上到下腐烂透顶、依靠暴力与谎言统治的政党，实在毫无道理。不想加入这个党，正好表示这人有良知。至于社会上流传的段子，大学生是成人，即使老师不在课堂上传播，通过微博与网络也可以看到。只要不想将学生培养成愚民，让学生通过这些讽刺段子认识现实世界，本是教书育人应有之义。
习氏思想管控特点：去知识化与反常识
互联网时代带领人类走向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号称要引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当局却正试图恢复毛时代的洗脑方式。其愚昧虽然与毛时代相差无几，但在民智已渐开化的今天，却倍显其荒谬。这荒谬一是表现为当局的洗脑方式完全与时代不合拍，将民众想象为当年毛时代那种蒙昧状态，不仅对外界一无所知，还容易将领袖看成神；二是表现在洗脑工具的使用上，依靠毛左及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识字分子”，例如周小平与花千芳。这两位列入“中国网络正能量四大写手”，不仅缺乏常识（如周小平对美国的胡说八道），还缺乏基本语文常识（例如花千芳对中文成语的谬解）。这种互联网主导权体现在国内的局域网，将让“太阳从西边出来”替代“太阳从东边出来”成为“常识”；主导海外中共控制的网站，将使多维、文学城、四月网之类成为五毛尽情倾泻语言与思想垃圾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