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官员向上司奉献身体或接受下属的性贿赂，遵循的是官场奉上取下的法则，与性别无关。
11月26日，中纪委通报山西两名女官员被调查时，使用了“与他人通奸”这一说法，引起议论纷纷，有人说官方通报使用这些说法侵犯了女官员的隐私权，有人说这反映了男权社会的弊病。
其实看看过往党的干部起起落落，所有人在位时都是一片叫好，落马时都是一片喊打。捧之让人上天堂，压之让人下地狱，这种一元化的权力带来的一元化评价是中共的基本政治规则，女官员也是党的干部，他们的起落遵循的是这种政治规则，与女权、隐私无关。
研究中国官员的社会评价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他们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当官员在组织里有位置时，官员就和组织是一体的，辱及官员就是辱及组织。这一套逻辑并非民间的臆想，而是实实在在体制自身运行的逻辑。建国之初反右运动，不少人就因为批评本单位领导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直至今天，这一套逻辑都一直在运行。而一旦官员被组织抛弃，那么所有的责任都在官员个人，官员的个人品行问题就证明了组织抛弃他（她）的合法性。一元化社会当中，官员的隐私只有组织能够调查清楚，而曝光官员隐私的媒体和出版单位也全归组织所有，官员的社会评价说到底只是组织的工具。这一背景对所有官员都是一致的，无论男女。这一背景之下，讨论媒体侵犯女官员隐私权，或者讨论男权社会不尊重女性等等，都显得那么文不对题。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女官员向上司奉献身体，接受下属的性贿赂，两者常常是一体两面。她们遵循的是官场奉上取下的法则，与性别无关，性别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中国官员在这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下的生存法则，反应到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中，就是在位则下属人人逢迎，失位则人人忙于划清界限。文革当中老干部被打倒，常常伴随着下属、秘书、警卫员、护士的反戈一击，而这些身边的人的反戈一击又非常致命，以致于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复起尽量选择其他老干部的子弟当秘书，不再相信圈子以外的人。今天的官员倒台再不可能重现文革后大批干部复起的现象，划清界限也再无顾忌。这一官场内部的人际关系，当组织拥有历史决定论意义上合法性的时候，尚可把一切推到组织决策头上，在历史决定论不再有说服力的时候，其中的凉薄、冷血就毫无遮掩的展现在民众面前。
女官员通奸既然与隐私无关，也就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平衡无关。说到底，一切来源于组织，一切归于组织，民间都是身处彀中而不自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