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是变革制度，虽然只是部分制度而非整体制度得到变革。如果未来能够继续推进一些重大制度的改革，比如将官本位行政主导体制转向权力制衡体制，中国的巨大变化就将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活在内全方位的深刻转变。一个思想多元的公民社会，值得我们憧憬和为之奋斗。

一、改革开放的成果缘于制度变革

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物质生活的变化，但是这个物质生活的变化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即在原来传统的制度上打破了一些缺口、找到了一些突破口。既然一部分的制度变革就能够让中国人感受到这样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继续推进一些重大制度层面的变革，那么，中国人将来的生活，可能就不光是物质方面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活等其他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于改革开放30年总体持肯定的态度，而且还是一种乐观的态度。

当然，改革开放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有些人因噎废食就此否定改革开放，这是错误的。比如说，一些传统的左派抓住改革开放中一些令他们不满意的方面，就认为改革开放错了，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因此不改最好，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时代”。而另外一批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新左人士，声称改革开放对工人、农民，或者说是弱势群体越来越不利，因此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至少在这方面错了。但是如果你要请他们拿出什么更好的改革方案，他们其实也提不出来。

前几年，思想领域有一场比较激烈的交锋，关于朗咸平的争论。在网络上，有很多普通的网民，在不知内幕和详细事实的情况下，一边倒地支持郎咸平，认为朗咸平是代表中国的良心，是替老百姓说了话。那么，朗咸平提出的方向是什么呢，是大国家主义：就是要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而这完全是一种倒退，因为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在国家、政府的话，那么，有些市场化的改革等于要被否定，也就有可能重新走回原来的道路。朗咸平不是在中国大陆生长和接受教育的，对中国大陆走过的艰难历程，没有切身体验，他只是从资料上了解，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二、官本位、行政主导是中国更好发展的重大障碍

中国下一步如何走？思考这个问题时，反思一下改革开放30年的动力源泉，很有必要。说白些，国家、政府释放了一些社会、民间的致富活力，中国社会、中国的老百姓一旦被释放了致富的活力，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奇迹，世界制造工厂。今天，中国想要更上一个台阶，打造创新型国家，要这样做，核心在哪儿？解放思想，释放知识界、教育界、思想界的活力是根本。现实又如何呢？不乐观，而这很大程度上又与官本位的行政主导体制未打破甚为相关。

教育部是如何促进中国大学的创造力的？我们作为大学里边的老师的切身体会是，教育部年年搞各种各样的评比、检查，今天下达这个指示，明天下达那个指示，各个大学都必须遵照执行。这些年，大学办得越来越像小学和中学，大学老师你必须做好你的教案、试卷，试卷一般要有AB卷，而且AB卷都必须要有标准答案，然后你平时的作业布置几次，每次也都要有相应的答案，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全部提供给教务部门，以供检查，而且每个学期都有。你想想，这个对大学老师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教学负担。很多老师讲他已经把那些知识灌输到脑子里了，他不必要把那些东西准备出来，再说你要准备出来也行呀，准备一次可以了吧，但是不行，它却要你反复地换，每学期都要搞一些新的东西，这不是劳民伤财吗？老师真正把精力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应付这些检查上去了。各个地方为了搞好评估，经常搞一些假的东西，这就是在强迫你造假。因为他们好多试卷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教务部门就说要造假试卷、假作业，因为你过去没有的东西，它都要让你造出来。那么，大学为什么非得造假呢？因为你一造假国家就重视了，教育部大量的资金也就投入了，然后到处得奖、宣扬以后，人家就觉得你学校的品质、地位提高了，然后大家都愿意报考你这个学校，谁不愿意自己学校的排名往前提呀？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大学和半个世纪之前的大学相比，已经没有风骨了，因为那时的大学可以对教育部说不，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就曾经拒绝过教育部的一些做法。而今天呢，教育部说什么，大学校长都得老老实实听，而且媚俗，对党政官员可以随便给大学教授或博士的头衔。里根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授意哈佛大学能不能给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被哈佛大学拒绝，因为他们经过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不给他，里根虽然是总统也没辙。那么，在中国又如何呢？就拿北大来说，北大在2003年，曾经把四个教授头衔给了几个部级、副部级官员。说实在的，北大还算少的，不少大学在这方面严重得多。

官本位、行政主导不仅体现在上对下上，也体现在大学内部。按道理来说，像在美国等一些西方的大学里面，没有几个人对当系主任或者当院长特别感兴趣的，甚至是校长，往往学术界最受人尊崇的人不去当那些行政职位，而是那些最年轻的、刚刚被提拔为副教授的，他们才去当系主任，而且是轮流当，也就是替大家服务。而中国呢，谁抢到了那些职位，比如说上面批的那些经费，要怎么主宰、怎么分，评优什么的，总是把自己先弄上去，时间长了，就变成了谁官儿最大，谁就最厉害。所以说好多学术领导人就当了什么校长呀，当了什么书记呀，就成了这种情形。过去讲十年磨一剑不是很常见的吗？而那些真正做冷门学问的人，可能十年才出一本书，至于那本书呢，评比没有你、经费也不给你。如果你研究的是比较偏僻的冷门学问的话，你连书都出不来，那些出版社不会出你的书，你要出书的话，你要有赞助费。在官本位下，劣币驱逐良币，也就是说大家都比谁能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你一年还没有认真读过十本书，但是你一年却可以写出、出版十本书，这就说明知识贬值，即使是大学也没有多少人在追求真学问。官本位主导下，大学有思想活力吗？大学能成为国家、民族、社会创新的摇篮、基地吗？我们国家最尖端的知识精英尚且如此，我们还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吗？如果我们要真正地创新，除了弃官本位而转向教授治校、精英治校，还有更好、更长远的办法吗？

三、思想的多元化能够培育出公民社会

今天，中国发展的重心正由向经济的一边倒转向更为注重社会的发展。未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最基本的是要遵循人类的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不是说一个国家只有自己的特色，既没有这样的必要，也没有这样的可能，它一定有一个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基本价值观，这就是人的自由、人的发展，就是要对权力特别地警惕和约束，因为权力，尤其是缺乏制衡的权力会破坏人的自由、损害人的权益。基于这种普世价值上建立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中国应该如何建立公民社会？历史上、现实中，中国并没有公民社会这样的概念，好像全国人民都应该听上头的，上头主宰着一切话语权，上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成为最高指示，下头、老百姓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其实，现代社会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认同：思想的多元化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一个社会要进步、制度要先进，思想必须是多元化的，而不是统一的。为什么思想的多元化能够培育出公民社会？就是每一个人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驯服的良民，而良民是培育不出一个现代的国家的。对于中国来说，要有自主权力意识的公民，这个公民就是说当政府可能破坏或正在破坏公民权益和自由的时候，你就要站起来说话，一个人的力量微弱的话，就要有许多人站起来说话，形成一个大的氛围。

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推动要靠知识界，或者说思想界的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发生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汲取国外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到了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引进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过去的认识是错误的，一提到个人主义就说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其实不是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产生的？是在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教会掌控了整个社会，教会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有人敢反对教会的说法，就会被置于死地，大家都知道哥白尼、布鲁诺，就因为说地球是圆的，结果就被教会处死了。也就是说，明明是科学的发现，但它都不允许你把这个发现推广，它就要把你处死，就是把你视作异端邪说。你想想，如果一个社会是这样一种价值观主导的话，那还能搞科学发明吗？还能搞探索吗？不敢了。因为事实都已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就不能违背，你违背就会被处死。

所以欧洲发展到15～17世纪的时候，有的地方搞了宗教改革，宗教权力下移，个人主义价值观上扬，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与此大有关联，当然还有文艺复兴等方面的推进。尽管出现了宗教改革，但当时欧洲有的地方宗教势力还是很强的。美国之所以能够诞生，是因为当时有一批英国的新教徒，在宗教方面受到传统天主教的迫害，他们于1620年逃难到北美洲大陆，于是有了“五月花”号事件，奠定了美国立国的基石。乘“五月花”号到北美的并非是第一批移民，但他们是比较集中的。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也不过400多年的历史。那么在这400年里发展了什么？在这个新大陆上，宗教是自由的，因为这些逃难的人对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有一些异议的，所以他们在北美创造出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中自己去开拓生存，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强大的美国。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必须要有知识界的引领，而知识界的引领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界的开放，不能说让一种思想去主宰其他人的思想，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知识它都是有局限性的，独尊儒术、“两个凡是”是中国历史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无独尊儒术的春秋时期，是中华文化、中国文明最灿烂的一个时期：“两个凡是”的抛弃，是激发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创造中国奇迹的一大动力。

历史不应忘却：文革时期就有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掌握了所谓的一种主义或一种思想，用这个动不动就去整别人，说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把你打成反革命；说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用，而他自己总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种人往往不是创造价值的人，而是破坏价值的人。正因为不会干，他就整天在那儿研究政治方向。这种人得势当道，我们这个社会就受到了一种负的激励：大家都不去搞研究、发展生产，都把精力放在人整人上，结果就使中国社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记得我小的时候，想吃一块红烧肉都那么地难得，应当庆幸的是我们这代人还活着。正因为教训深刻，记忆铭心，因此我们这代人目前对改革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坚定的信念。但我现在很担心再过20年，当80后这代人慢慢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记忆了，他们就觉得，我们一出生物质生活就挺丰富的呀，所以，只要日子过得可以，改革也未必要改到什么程度。设想，当年搞改革的这批最坚定的支持的力量，随着年龄的推移，如果退休了或者去世了，将来中国改革的动力会不会出现问题？这是我很大的一个疑问。但愿这只是我个人的杞人忧天。

（原载《绿叶》2008年第3期，本文据谭潭采访录音编辑而成，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