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的台湾，内外交困。在外部，台湾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绝大多数国家都和中华民国断绝了正式邦交；在岛内，以本土力量为主体的反对派虽然刚刚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潜流汹涌，后劲不可低估；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党国政要相继过世。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当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实行其威权统治，但是这种局面又能够撑多久呢？外有大陆的威胁，台湾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成问题；内有本土力量的挑战，强龙越来越压不住地头蛇。
与此同时，大陆的中共政权却走出十年浩劫重现生机，邓小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开放，在国际社会赢得广泛的尊重。那时，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还没上台，中国还没有发生“六四”，中共的国际形象还在回升。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想出一国两制这条妙计。他们对蒋经国和国民党喊话：你们中华民国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了，趁早接受我们的一国两制吧，有我们做后台，可以保证你们在台湾永久执政，保障你们的一切利益不受损害，只要你们愿意归顺我们，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反过来，如果你们拒绝一国两制，那么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对力量就会起来取而代之，到头来你们既保不住中华民国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权。时任中国社科院台湾所副所长李家泉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再论台湾与大陆统一的模式”，告诫国民党当局不要硬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撑下去，否则，“将来被别人取代改一下’国‘的称号，其结果必将是祸国殃民，成为中国的历史罪人”。
应该承认，一国两制这一招果然厉害，因为它确实点到了蒋经国的心头忧患。如果蒋经国贪图一党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义”的幌子下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国两制，国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兴中华”；既“体面”，又实惠。如果蒋经国接受了一国两制，那么，台湾就成了今日之香港。有中共做后台，国民党要保持威权统治就更容易，台湾的民主力量不得不面对更强大的敌人，要取得突破无疑就更困难。
然而，蒋经国没有接受邓小平的盛情邀请，坚决拒绝一国两制，同时大力推动政治改革，解除党禁报禁，从而使台湾走上民主化的不归路。
蒋经国当然知道，开放民主意味着国民党有可能被选下台。当蒋经国决定解除党禁时，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在旁提醒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国民党失去政权。”蒋经国答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就是说，蒋经国宁肯国民党在台湾成为民主制下的在野党，也不要在中共庇护下的永久执政。
有人说，蒋经国之所以决定打开民主转型的闸门，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以维护台湾的安全。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在当时，台湾沦为国际孤儿，美国又需要拉拢中共对付苏联，如果台湾仍然是威权统治，那么，如果中共要武力犯台，虽然有对台关系法，到时候美国也未必愿意出兵保护。但问题是，既然台湾面临的外部武力威胁，说到底就是大陆的中共政权。如果蒋经国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大陆和平统一，来自大陆的武力威胁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蒋经国宁可启动民主转型，而拒绝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
应该说，蒋经国在台湾启动民主转型，并非仅仅是出于对民主的信念。作为一个长期的威权统治者，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蒋经国的民主信念给予太高的估计。在我看来，蒋经国之所以要启动民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就是不肯向共产党认输，就是不肯向中共俯首称臣。不论一国两制的方案看上去多么优惠，但那毕竟是一个招降的方案，而蒋经国就是不肯投降共产党，他也决不希望在他身后的国民党投降共产党去接受什么一国两制。他发现，只有在台湾实行民主，才能够一劳永逸地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诱饵或曰陷阱。一旦台湾实现了自由民主，一国两制就失去了着力点：一小批高高在上的威权统治者可能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愿意接受一个降级的王位，但是，获得了自由民主的广大台湾人民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头上再来一个专制的太上皇。
所以我要说，早在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党禁，打开台湾民主转型的闸门，中共对台湾的一国两制就破产了。
这一点邓小平一定很清楚，所以邓小平早在1989年5月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就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紧接着就发生了“六四”事件，中共凶相毕露，台湾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未必不知道一国两制早已彻底破産，只不过他们既没有改变旧政策的勇气，又提不出像样的新政策，于是就只好按照老调子有口无心地继续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