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永康和人权
周永康任公安部长和中共政法委书记的一二十年，是中国人权状况复杂化的时期，非法打压公民社会肆意侵犯人权的状况确实日益严重。但是，我不认为局面仅仅是一直在恶化。因为公民社会依托市场经济在迅猛发展，觉醒的民众日益增多，维权已经成为全民需要。这样，公民社会崛起和强化非法打压形成的强对流天气，怎么能不造成雷雨大风和冰雹？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周永康任公安部长的第一天就说：“公安工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人权。”我相信，以周永康的智力绝不会不明白这个普世道理，在当时顶层急于签署各主要人权公约的政治动向中，他这么说也很自然。但是，结果周永康却成为反人权的当代周兴来俊臣，这又如何解释？其实二者并不矛盾，须知，人的品行并不是先天的、固定的，而是在和环境的交相作用中一步步选择的，刘少奇当年制定了宪法也多少有点执行的意愿，在当时毛泽东制造的大气候下也成天非法整人，最后落得个自己也只能挥舞着一纸空文被整死。
几年前，流传着一个两百人的活埋名单，笔者也在其中，事出于周永康的讲话，但那个讲话并没有提活埋，相反是说“只要他们知趣，可以给个鸟笼”。这话从民主人权角度说实在可恶，但是，相较于毛泽东的斩尽杀绝和邓小平的全部抓去坐牢又怎么样？毛和邓会说“给个鸟笼”也就是给异议人士一点空间吗？2012年武汉市政法委书记破例找我谈过一次话，其时周永康正在武汉，这是否是巧合？至少，周永康的“鸟笼政策”在中共统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此前和此后至今当局是从来没有这种给一点空间的表态的。应该说，作为酷吏周永康罪有应得，但是，作为特定历史夹缝中的传统官僚，周永康没有“红色江山万年长”的观念，相反懂得一些人权观念，并且有松动政治控制考量，则是不应该忽视的。
周永康倒霉后，他五岁的孙女居然被幼儿园开除，这当然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但是，如果他能正视毛泽东活着不可一世，死后老婆立刻被抓这一事实，从而在做公安部长后兑现“公安工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人权”，那么，其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当然，事实上他言行相反，客观上他也不可能使公安工作把保护人权放在首位——在中共对普世价值的普遍敌视和高层纷繁杂乱的恶斗中，野心勃勃的他为了不被别人整下去并且一直爬到顶峰，只能比别人更加无视人权——林彪当年内心最反对毛泽东，不也选择了最紧跟的做法吗？
七、中共内讧在走向白热化
周永康只是倒下的第三块多米诺骨牌。王立军本是薄熙来的打手，当薄熙来要干掉他时他跑进了美国领事馆抖出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罪行以求自保。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政变，一旦得逞当时和眼下统治中国的这两个班子中的很多人也会成为“大老虎”。就像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关系是即互相勾结又互相残杀一样，周永康和他的对手之间何尝不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已经解构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对普世派的齐心镇压又使他们沆瀣一气，作为没有道义追求只有利益勾结的“同而不和”帮伙，由于分赃不匀而进行大火并已经是无可避免。
早在十几年前，新华文摘就刊文说“个个毙掉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眼下又有被“反贪”掉的说“如果我是贪官中国就没有清官，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就讲你，你讲死我我就讲死你”。这样，无人没有猫腻，平时当然只好互相包庇相安无事，可是，处处是炸药，还能没有被意外引爆的时候？薄熙来没能要了王立军的命，王立军就宁可同归于尽，周永康没法达到目的而且性命难保，同样采取了同归于尽的拼命战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把全部新老政治局常委贪腐的来巨额家财全部抛到国际传媒上，当然，他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在任何专制下只要大权在握就可保无虞。
但是，这并不说事情能到此为止。首先周永康一路走来培植有很多亲信，这些人都必须清除掉，事实上也清除了成百上千，包括省部级高官和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央电视台的许多播音员。而且，周永康一路走来还有很大的后台和同僚，这些浮面的和潜在的后台和同僚虽未清除，也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这里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今天位于清水衙门和极低地位而手拿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是需要用各种爵禄来论功行赏的。无人不知，饿狗永远比饱狗更加凶残歹毒，胃口也更加饥不择食，加上他们的自我感觉正在峰巅状况，因此，一则快意恩仇做顺了手，二则也是邀功心切，他们将怎样“继续革命”无法预料。这样，如今的“官不聊生”“将不聊生”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大规模的清洗已经是欲罢不能，而且可以断言整个官场再也不得安宁。
手握权杖稳坐江山，却发出了“生死存亡无所谓”的哀鸣，这只能说明他痛切的感到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为了确保自己在台上和下台后不被反清洗，在台上就必须不停的清洗下去。在这种局面中，即将被清洗的人要活下去，胆子大一点就必然像王立军、周永康一样奋力反击。所以，今日中国顶层和毛泽东时代并无区别——谁也没有安全。当然，这也是一切没有人权保障的国度不可避免的现象。一句话，周永康案发生之后，整个中国官场尤其是高层人人自危，“你讲死我我讲死你”已经成为常态，任何人被突然清洗掉甚至谋杀掉都不出意外，和权柄相关的各色人等将长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
八、“大维稳”和“依法治国”
周永康作为一个早就劣迹斑斑的罪犯居然十年主管政法委，在此之前还多年任公安部长，说明中国司法系统早已成为罪犯把持的工具。再加上徐才厚作为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多年，中国两个强力部门负责人都是巨贪，财产以千亿元计算，百元钞票以吨来计算，说明至少近十几年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罪犯控制的国家。
回顾一下周永康的“大维稳”政策，也就是在公检法之外成立“维稳办”“综治办”，再加“政法委”高居公检法之上，中国的法律能是个什么状况？想想2011年茉莉花运动之时，包括艾未未、滕彪、李海这些有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学者、异议人士都能不经法律程序任意抓捕并且往死里打，不知名的大量访民被随意抓捕关押殴打乃至消失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时，甚至还偶有武警“打错了”打到政法委书记老婆头上的笑料，更不用说为了让他兑现“命案必破”不知乱杀了多少个呼格吉勒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18大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这当然值得肯定。问题是，当局果真吸取了毛泽东和周永康践踏法制的教训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就当前的表现来看，现实只是把周永康非法治国乱抓滥捕的做法变换为以“寻衅滋事”和“煽颠”罪名任意抓捕无辜的大V、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律师、学者、记者。这种趋势，很难让人相信目前的法律能真正被遵守，更不要说驱除恶法。
当然，我不是悲观论者，更坚信形势比人强，历史已经走到专制难以为继、法治势在必行的时代，问题只在于中国的法治是成为平稳走向宪政的起点，还是剧烈变革在高压下发生，然后经过或长或短的大动荡大流血再全民制宪走向法治。无论如何，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法制大破坏带来的钟摆效应的历史时期，周永康“大维稳”的失败和对法制的全面破坏又给了中国人一个反省“依法治国”的机会。
九、周永康案催化中国的叶利钦问世
政治力量一元化之下既无民主也无人人权可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是政治力量多元化。正因此，统治者对民间力量的崛起采取“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严酷政策，以此维持一元化统治。显然，在看得到的将来，无论民间力量如何突破打压高速成长，也不足以成为和执政党势均力敌的制衡力量。当然，另一方面，没有民间力量的崛起，统治集团内部也就不会发生强有力的的大分化。因此，民间力量一定程度的成长和发展也是统治集团分化的前提。
由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公民社会正在不可遏止的成长。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针对有组织有纲领有宏大目标的政治运动的镇压是有效的——政治运动是社会序化或者说建立新型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这种镇压就使社会前景越发混沌。针对无组织的自发的维权运动的效率就要差得多，虽然可以用各种罪名把那些有影响的、长期开展活动的、企图把冤民访民组织起来的领头访民打下去，却无法对源源而来的因为严重侵权走投无路而走上社会的千百万访民采取同样措施。此外，针对因为反污染、反占农田、反地方暴政、反超级剥削的各种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当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政策是完全无效的。
后两种当局无法提前遏制或者无法完全提前遏制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的非序化倾向的，而具有序化作用的政治运动在高压之下一时则无法蔚为大观起到主导潮流引领时代的作用。这样，今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在看得到的将来即不可遏止，也举步维艰。所以，就当前形势来说，官民博弈不是在朝着正规化有序化方面演进，更倾向于走向无序化。这种无序化的局面加剧，就是社会局面越来越乱，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土崩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所述，王立军叛逃引发的多米若效应，使他作为一个副省部级官员起到了不断压倒大牌的第一张牌的作用，随后省部级高官薄熙来倒了，现在作为前最高决策人之一的周永康也倒了。当然，这期间还倒了数以千计的厅局级和省部级高官，总之严重的内讧已经使中共的高层争斗在走向白热化。
这样，目前的局面就是社会下层已经处于加速无序化状态，社会上层也处于剑拔弩张的无序化状态。从中共的高层争斗的当前特点来说，就是红后代凭借“革命接班人”身份和最高权力优势，以“反腐”为道德制高点向“知识化专业化”的官僚发动攻击，目的是“保党保江山”，显然，在这个政权的话语体系内，凭借“知识化专业化”爬上来的官僚永远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但是，请君莫奏前朝曲，为君新翻杨柳枝。市场经济时代，话语体系已经不可能被“保党保江山”的歪理邪说独占鳌头，只要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允许人们说真话，谁都明白唯有“公平交易意思自治”才是正理。这样，当经济危机使一元化权力无法靠挥霍大量财政资金来养活几千万打手的时候，当社会的无序化达到一元化权力无法控制的时候，和周永康同样依靠凭借“知识化专业化”爬上来的官僚中，只要有和王立军、周永康一样的放手一搏的胆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还会不公私兼顾的举起普世价值大旗挺身而出吗？中国也许不会出现戈尔巴乔，但是，却不可能不出现叶利钦，虽说出现的时间也许未必就在眼前。
十、小结
周永康案的发生，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冲击也许和林彪叛逃可以相提并论。林彪案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谎言彻底破产，“最亲密的战友”的无情揭露，使此前20年的全面洗脑带来的愚民效果由此对任何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人都不再有效，从此中国人开始清楚，所谓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绝对君主制的翻版。周永康案的发生则使“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不过是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没有廉耻的大色狼，中国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
可以说，周永康案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当今中国复杂政局的深刻内幕，它挑明“改革开放”其实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拥有天文财富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它证明了中国的政法系统十余年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一直被罪犯统治着，它导致当今中国统治者内部矛盾全面激化，最重要的是，它应该足以使中共党内具有担当能力的新锐明白，只要抢占普世价值、宪政、人权这些道义制高点，就能够使力图以反腐作为道德制高点的保江山顽固派成为笑柄。总之，周永康案从反面揭开了中国民主转型的历史新纪元。
（全文完）
2014年12月10日
周永康任公安部长和中共政法委书记的一二十年，是中国人权状况复杂化的时期，非法打压公民社会肆意侵犯人权的状况确实日益严重。但是，我不认为局面仅仅是一直在恶化。因为公民社会依托市场经济在迅猛发展，觉醒的民众日益增多，维权已经成为全民需要。这样，公民社会崛起和强化非法打压形成的强对流天气，怎么能不造成雷雨大风和冰雹？
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周永康任公安部长的第一天就说：“公安工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人权。”我相信，以周永康的智力绝不会不明白这个普世道理，在当时顶层急于签署各主要人权公约的政治动向中，他这么说也很自然。但是，结果周永康却成为反人权的当代周兴来俊臣，这又如何解释？其实二者并不矛盾，须知，人的品行并不是先天的、固定的，而是在和环境的交相作用中一步步选择的，刘少奇当年制定了宪法也多少有点执行的意愿，在当时毛泽东制造的大气候下也成天非法整人，最后落得个自己也只能挥舞着一纸空文被整死。
几年前，流传着一个两百人的活埋名单，笔者也在其中，事出于周永康的讲话，但那个讲话并没有提活埋，相反是说“只要他们知趣，可以给个鸟笼”。这话从民主人权角度说实在可恶，但是，相较于毛泽东的斩尽杀绝和邓小平的全部抓去坐牢又怎么样？毛和邓会说“给个鸟笼”也就是给异议人士一点空间吗？2012年武汉市政法委书记破例找我谈过一次话，其时周永康正在武汉，这是否是巧合？至少，周永康的“鸟笼政策”在中共统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此前和此后至今当局是从来没有这种给一点空间的表态的。应该说，作为酷吏周永康罪有应得，但是，作为特定历史夹缝中的传统官僚，周永康没有“红色江山万年长”的观念，相反懂得一些人权观念，并且有松动政治控制考量，则是不应该忽视的。
周永康倒霉后，他五岁的孙女居然被幼儿园开除，这当然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但是，如果他能正视毛泽东活着不可一世，死后老婆立刻被抓这一事实，从而在做公安部长后兑现“公安工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护人权”，那么，其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当然，事实上他言行相反，客观上他也不可能使公安工作把保护人权放在首位——在中共对普世价值的普遍敌视和高层纷繁杂乱的恶斗中，野心勃勃的他为了不被别人整下去并且一直爬到顶峰，只能比别人更加无视人权——林彪当年内心最反对毛泽东，不也选择了最紧跟的做法吗？
七、中共内讧在走向白热化
周永康只是倒下的第三块多米诺骨牌。王立军本是薄熙来的打手，当薄熙来要干掉他时他跑进了美国领事馆抖出了薄熙来和周永康的罪行以求自保。薄熙来和周永康密谋政变，一旦得逞当时和眼下统治中国的这两个班子中的很多人也会成为“大老虎”。就像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关系是即互相勾结又互相残杀一样，周永康和他的对手之间何尝不是如此？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已经解构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对普世派的齐心镇压又使他们沆瀣一气，作为没有道义追求只有利益勾结的“同而不和”帮伙，由于分赃不匀而进行大火并已经是无可避免。
早在十几年前，新华文摘就刊文说“个个毙掉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眼下又有被“反贪”掉的说“如果我是贪官中国就没有清官，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要讲我我就讲你，你讲死我我就讲死你”。这样，无人没有猫腻，平时当然只好互相包庇相安无事，可是，处处是炸药，还能没有被意外引爆的时候？薄熙来没能要了王立军的命，王立军就宁可同归于尽，周永康没法达到目的而且性命难保，同样采取了同归于尽的拼命战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把全部新老政治局常委贪腐的来巨额家财全部抛到国际传媒上，当然，他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在任何专制下只要大权在握就可保无虞。
但是，这并不说事情能到此为止。首先周永康一路走来培植有很多亲信，这些人都必须清除掉，事实上也清除了成百上千，包括省部级高官和曾经风光无限的中央电视台的许多播音员。而且，周永康一路走来还有很大的后台和同僚，这些浮面的和潜在的后台和同僚虽未清除，也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这里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今天位于清水衙门和极低地位而手拿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是需要用各种爵禄来论功行赏的。无人不知，饿狗永远比饱狗更加凶残歹毒，胃口也更加饥不择食，加上他们的自我感觉正在峰巅状况，因此，一则快意恩仇做顺了手，二则也是邀功心切，他们将怎样“继续革命”无法预料。这样，如今的“官不聊生”“将不聊生”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大规模的清洗已经是欲罢不能，而且可以断言整个官场再也不得安宁。
手握权杖稳坐江山，却发出了“生死存亡无所谓”的哀鸣，这只能说明他痛切的感到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为了确保自己在台上和下台后不被反清洗，在台上就必须不停的清洗下去。在这种局面中，即将被清洗的人要活下去，胆子大一点就必然像王立军、周永康一样奋力反击。所以，今日中国顶层和毛泽东时代并无区别——谁也没有安全。当然，这也是一切没有人权保障的国度不可避免的现象。一句话，周永康案发生之后，整个中国官场尤其是高层人人自危，“你讲死我我讲死你”已经成为常态，任何人被突然清洗掉甚至谋杀掉都不出意外，和权柄相关的各色人等将长期处于生死存亡关头。
八、“大维稳”和“依法治国”
周永康作为一个早就劣迹斑斑的罪犯居然十年主管政法委，在此之前还多年任公安部长，说明中国司法系统早已成为罪犯把持的工具。再加上徐才厚作为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工作实际主持人多年，中国两个强力部门负责人都是巨贪，财产以千亿元计算，百元钞票以吨来计算，说明至少近十几年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罪犯控制的国家。
回顾一下周永康的“大维稳”政策，也就是在公检法之外成立“维稳办”“综治办”，再加“政法委”高居公检法之上，中国的法律能是个什么状况？想想2011年茉莉花运动之时，包括艾未未、滕彪、李海这些有国际知名度的艺术家、学者、异议人士都能不经法律程序任意抓捕并且往死里打，不知名的大量访民被随意抓捕关押殴打乃至消失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时，甚至还偶有武警“打错了”打到政法委书记老婆头上的笑料，更不用说为了让他兑现“命案必破”不知乱杀了多少个呼格吉勒图。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18大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这当然值得肯定。问题是，当局果真吸取了毛泽东和周永康践踏法制的教训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就当前的表现来看，现实只是把周永康非法治国乱抓滥捕的做法变换为以“寻衅滋事”和“煽颠”罪名任意抓捕无辜的大V、访民、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律师、学者、记者。这种趋势，很难让人相信目前的法律能真正被遵守，更不要说驱除恶法。
当然，我不是悲观论者，更坚信形势比人强，历史已经走到专制难以为继、法治势在必行的时代，问题只在于中国的法治是成为平稳走向宪政的起点，还是剧烈变革在高压下发生，然后经过或长或短的大动荡大流血再全民制宪走向法治。无论如何，继毛泽东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法制大破坏带来的钟摆效应的历史时期，周永康“大维稳”的失败和对法制的全面破坏又给了中国人一个反省“依法治国”的机会。
九、周永康案催化中国的叶利钦问世
政治力量一元化之下既无民主也无人人权可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前提是政治力量多元化。正因此，统治者对民间力量的崛起采取“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严酷政策，以此维持一元化统治。显然，在看得到的将来，无论民间力量如何突破打压高速成长，也不足以成为和执政党势均力敌的制衡力量。当然，另一方面，没有民间力量的崛起，统治集团内部也就不会发生强有力的的大分化。因此，民间力量一定程度的成长和发展也是统治集团分化的前提。
由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中国公民社会正在不可遏止的成长。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针对有组织有纲领有宏大目标的政治运动的镇压是有效的——政治运动是社会序化或者说建立新型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这种镇压就使社会前景越发混沌。针对无组织的自发的维权运动的效率就要差得多，虽然可以用各种罪名把那些有影响的、长期开展活动的、企图把冤民访民组织起来的领头访民打下去，却无法对源源而来的因为严重侵权走投无路而走上社会的千百万访民采取同样措施。此外，针对因为反污染、反占农田、反地方暴政、反超级剥削的各种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当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政策是完全无效的。
后两种当局无法提前遏制或者无法完全提前遏制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的非序化倾向的，而具有序化作用的政治运动在高压之下一时则无法蔚为大观起到主导潮流引领时代的作用。这样，今日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在看得到的将来即不可遏止，也举步维艰。所以，就当前形势来说，官民博弈不是在朝着正规化有序化方面演进，更倾向于走向无序化。这种无序化的局面加剧，就是社会局面越来越乱，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土崩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所述，王立军叛逃引发的多米若效应，使他作为一个副省部级官员起到了不断压倒大牌的第一张牌的作用，随后省部级高官薄熙来倒了，现在作为前最高决策人之一的周永康也倒了。当然，这期间还倒了数以千计的厅局级和省部级高官，总之严重的内讧已经使中共的高层争斗在走向白热化。
这样，目前的局面就是社会下层已经处于加速无序化状态，社会上层也处于剑拔弩张的无序化状态。从中共的高层争斗的当前特点来说，就是红后代凭借“革命接班人”身份和最高权力优势，以“反腐”为道德制高点向“知识化专业化”的官僚发动攻击，目的是“保党保江山”，显然，在这个政权的话语体系内，凭借“知识化专业化”爬上来的官僚永远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但是，请君莫奏前朝曲，为君新翻杨柳枝。市场经济时代，话语体系已经不可能被“保党保江山”的歪理邪说独占鳌头，只要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允许人们说真话，谁都明白唯有“公平交易意思自治”才是正理。这样，当经济危机使一元化权力无法靠挥霍大量财政资金来养活几千万打手的时候，当社会的无序化达到一元化权力无法控制的时候，和周永康同样依靠凭借“知识化专业化”爬上来的官僚中，只要有和王立军、周永康一样的放手一搏的胆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还会不公私兼顾的举起普世价值大旗挺身而出吗？中国也许不会出现戈尔巴乔，但是，却不可能不出现叶利钦，虽说出现的时间也许未必就在眼前。
十、小结
周永康案的发生，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冲击也许和林彪叛逃可以相提并论。林彪案件的发生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谎言彻底破产，“最亲密的战友”的无情揭露，使此前20年的全面洗脑带来的愚民效果由此对任何能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人都不再有效，从此中国人开始清楚，所谓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绝对君主制的翻版。周永康案的发生则使“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不过是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没有廉耻的大色狼，中国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资本主义国家。
可以说，周永康案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当今中国复杂政局的深刻内幕，它挑明“改革开放”其实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拥有天文财富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它证明了中国的政法系统十余年来甚至更长时间以来一直被罪犯统治着，它导致当今中国统治者内部矛盾全面激化，最重要的是，它应该足以使中共党内具有担当能力的新锐明白，只要抢占普世价值、宪政、人权这些道义制高点，就能够使力图以反腐作为道德制高点的保江山顽固派成为笑柄。总之，周永康案从反面揭开了中国民主转型的历史新纪元。
（全文完）
2014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