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十二月号杂志，我一九九二年开始加入工作的《开放》杂志的纸版将结束，我个人也将暂时告别传媒生活，休息一段日子。回首在开放的工作岁月，内心无限感慨。
六四良心犯、异议学者陈子明夫妇2007 年访问香港，来《开放》编辑部聊天。左起：王之虹、鲍朴、毛雪萍、陈子明、蔡咏梅、澳洲学者。
我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四年，只在三家传媒工作过。第一份工是在《新报》。当时新报在港岛西面的荷里活道，我家住新界沙田，交通非常不便，试用期还没有满就转到交通较便利的《香港时报》，从一九八一年一直工作到一九九三年《香港时报》关门。但在此一年前我已开始在开放杂志兼职做编辑。两家都在湾仔。我下午在大王东街的开放杂志上班，到晚上买个饭盒走个十来分钟，再到湾仔卢押道华夏大厦的香港时报上夜班。时报结束后，我就全职转到开放杂志，这一做整整二十二年，占了我在香港岁月的一大半。可以说《开放》杂志的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经历。杂志的经营起起伏伏，十分艰辛，一言难尽。但在这二十二年，伴同开放杂志也经历和见证了香港和中国的多场大风大雨。
九七大限来临选择坚持不退
九二年到开放杂志工作时，中国历史上声势最大的民主运动已被掩埋在血泊之中，只剩余波，但这场民主运动仍然震撼着人心，开放杂志每期都在谈被镇压的六四，六四逃亡者的命运，还有六四之后的苏东波变天。
随即就是香港九七大限的来临，我们这些为逃离赤祸来到香港的新移民，想不到又会再次面临共产党的统治。当时香港人心惶惶，涌现移民潮。记得曾从上海提篮桥监狱死里逃生的朋友鲁效阳（四年前过世）关切我的安危，特别打电话来苦口婆心劝我这个写了十几年反共文章的人一定要想法离开香港或至少给自己安排条后路。他说共产党太厉害了，香港马上要变成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解放」的上海，若不未雨绸缪，到时就来不及了。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但我和杂志的同事金钟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是有多勇敢，而是相信后极权的共产党要完全把香港变成上海恐怕是有心无力，而且经过老牌民主国家英国治理一百年的香港也不会就此束手就毙，一定会抗争到底，开放杂志会在九七之后的香港继续办下去，发出我们的声音。后来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末代总督彭定康在香港推行近似于立法会变相直选的政改方案，遭到中共铺天盖地的谩骂，斥之为「千古罪人」。开放杂志坚决站在彭定康这边，连续多期发表文章讨论这场争论，最后据此出了一本书《中英世纪之争》。最近媒体报导，根据最新解密的英国档案，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能在香港推行民主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中国的反对，周恩来和廖承志警告英国政府不得改变香港的政治现状还权于民。其实开放杂志对此有先见之明，出版的《中英世纪之争》这本书已最早提出这个看法，指出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在其各殖民地都推行地方自治的民主化，在香港有杨慕琦计划，但最终未能实现，主要还是中国因素。首先是中共反对，其次国共两方势力在香港一直明争暗斗，英国害怕推行民主化致国共斗争失控引发中共干涉。
终于掌握计算机驾驭互联网
在开放岁月中第二个最深的印象是互联网时代的冲击。第一次知道有电邮，是较早涉猎互联网的朋友崔少明在《开放》杂志上写了篇介绍电邮的文章。因为当时对互联网完全没有认识，这篇文章我是不明所以的，还以为这样的最新高科技与《开放》这类传统杂志无关，当然也与我无关。但终于很快受到冲击。开始使用陌生的计算机，非常惶惑和无力。觉得自己属于将被新科技淘汰的老一辈旧人，失落感很深。初初完全不会文字输入，每篇文章都要靠一位很熟悉仓颉的同事帮忙。我手写后再交给她输入计算机。后来开始用中国人开发的双桥或南极星等中文输入软件，但每次计算机故障，都要重新装入文字输入软件，费时又费力。后来用上google拼音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文输入问题。
在计算机排版之前，《开放》杂志要靠植字工人植好字冲洗成相片纸，再按照排版设计，用美工刀将相片纸上一条条文字割开贴在纸板上，然后送去制成胶片，最后才送到工厂印刷，其中贴版完全手工操作，很费时间，又辛苦，又容易出错。如果要改版，一切要重头来过。但计算机排版使得这一道道繁复手续变得简单轻松，而且很少会发生人手贴版贴得前言不搭后语的荒唐错误。
以前为了把握新闻脉搏，最多时每天要看七份报纸，此外还有众多刊物。离开香港几天后回来，办公桌上就堆积着如山的报纸，要用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把这几天的报纸浏览一遍，抽出需要保留的作数据存放。但现在主要靠上网看新闻和搜寻资料。编辑校对也可以上网核对和查出处。而且有了互联网与作者和朋友网络联系都很方便。之前每次见大陆朋友或作者都要亲自上大陆。鉴于开放杂志的性质，每一次去大陆都好像是冒险，随时做好被抓的准备。但有了互联网后，天涯若咫尺，不需要事事亲自面见。
但成也互联网，败也互联网。开放杂志以往多次发出有关北京重大消息的独家报导，包括在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在全世界第一个披露名不见经传胡锦涛将以黑马姿态在中共十四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如今在信息数码化时代，连报纸的新闻都比网络来得慢，何况我们是月刊。常常一个热点新闻，做时热得发烫，但等杂志上街后，热点已让位于新的新闻事件，我们好像变成了事后诸葛亮。而我们所获得的独家内幕，因为要等到月初才来问世，往往被人捷足先登。作为一份时事政论杂志，月刊真是太慢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印刷媒体逐渐退出市场应该是大势所趋。
印刷版退出市场是大势所趋
我和开放杂志二十二年的同事金钟都是中国文革那场历史大浩劫结束后南来的文化人，来到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主要还不是为了逃脱贫穷，而是为了可以畅所欲言而不会有牢狱之灾。在中国大陆忍了一肚子话，骨鲠在喉欲吐而快，那时我们最爱引用的段子是：在罗湖桥那边，你可以骂任何人，但不可以骂政府，在罗湖桥这边你可以骂任何人，但不能骂老婆。这一河之隔，对我们来所简直是天堂和地狱之差。所以到了香港，都不约而同走上了传媒之路。
《开放》杂志这二十八年的生涯因为人力财力所限，可以说是备尝艰辛，影响力自然不及报纸和电子媒体。但我们实现了来到香港讲真话的初衷，也以自己一枝秃笔对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同胞，对历史略尽了绵力。今天由于大势所趋，《开放》杂志的印刷版要退出市场，我个人是非常的不舍和感伤，但也问心无愧。
在二十多年的共事中，我和金钟价值理念相同，所以合作是很愉快的。我们来自极权中国，深知自由的宝贵，都把自由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民族之上，因此在杂志选题上敢于碰触民族主义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问题。我们同情和关注藏民族的命运，不回避台独这样的敏感话题。著名作家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中的各篇文章，即首先是发表在开放杂志上，然后才汇集成书。在香港的媒体中《开放》杂志是最早以专题形式报导西藏真相及出版西藏问题的书籍。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前，《开放》杂志对香港文化人做个问卷调查，在选项中列入了一般媒体不敢涉及的香港独立和维持英国治理现状这类选择。调查结果是，支持独立和维持现状的占大多数。可见港独和维持现状在香港是有很大民意支持的，但在国家主义和大一统观念的高压下，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不敢面对，民主派都支持所谓的「民主回归」，以致今天会有「民主遥遥无期而自由却被慢慢蚕食」的困境。
我性格粗枝大叶，做事丢三忘四。但金钟却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杂志的编辑制作相当严谨，除了对每篇文章认真校阅修改、大小标题的精心打磨、每期封面设计的反复推敲等，对于印刷的技术问题，诸如字体选择、图片质素、版面配搭，乃至印刷油墨的浓淡等，他都精益求精，相当专业。尤其是他编辑的书籍，因为他的美术修养及肯下功夫，作者都相当满意。二十余年合作，我因此受益良多。现在做事比较细心一些，可以说是受到金钟的影响和感染。再此，我要向他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