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们
190年前，俄罗斯土地上曾经爆发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1825年12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逝世、在继承人尚未确定之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沙俄青年军官中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群体，试图借此机会领导军队在圣彼得堡发动起义，把国家带向立宪体制。但是起义很快被镇压。随后，五位领导人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以绞刑，121 人遭到流放。这批革命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
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从肉体和精神上摧毁这些贵族出身的革命者，不仅法外开恩允许贵族离婚，而且规定只有经过当局批准，起义者的妻子们才能赶赴西伯利亚和丈夫相聚，而且这一去，不得携带子女，不得返回家乡，并永久取消贵族特权。“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多数出身贵族世家，但当自己的丈夫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时，许多人宁愿抛弃荣华富贵，也要和丈夫同去冰天雪地的荒原。甚至有人是经历了和当局陈情斗争之后，才得到一个准许随同流放的资格。
严酷的自然环境导致很多年轻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西伯利亚早早夭折，但这一过程成为人性升华的闪光时刻，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成长诗《寄西伯利亚囚徒》献给这一群体。而俄罗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文学作品和社会思潮，也深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一批出身贵族的诗人和作家，如赫尔岑、安宁柯夫、奥格列夫、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十二月党人”及其妻子精神力量的感召。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在拿破仑失败不过十年间的背景下爆发的。此前沙俄作为反法同盟的盟主，俨然在欧洲强势崛起。在与法国的对抗中，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一部分军官却被新的启蒙思想所征服，他们在欧洲大陆“开眼看世界”，意识到沙俄帝国在强权表面下的虚弱与危机。思想火种带回到俄罗斯，便成为旧制度的掘墓者。
“十二月党人”的理念超越了自身的时代，失败不可避免，却成为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对象，就连九十年后的列宁及其同志都曾自称是“十二月党人”的继承者。当然，如果说共产主义者同样仰慕“十二月党人”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后者的妻子们在面对失败时坚贞爱情的人性光辉，却是前者所难以奢望的。
两百年后的一个中国版本
无独有偶，将近两百年后，在俄罗斯的东方邻国，体制的压迫性力量也勾勒出一个中国版本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群体。虽然两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进程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有“精神贵族”而没有血缘贵族，有和平抗争而没有暴力起义，有文人在场而没有文豪作证，19世纪顾忌贵族荣誉的沙皇专制，更是和20世纪统治术高度发达的党治无法相提并论。但最根本的一个相似点在于，专横的权力意志和人性的柔性力量同样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迫使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出场，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自1949年以来，政治犯和思想犯在中国的存在始终是个公开的秘密，但自习近平2012年掌权、尤其2013年许志永被捕以来，致力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与抗争的群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高强度打压。如果说维权人士郭飞熊等民间力量组织“街头举牌”活动直接触及到体制痛点的话，近期以来，维权律师浦志强、夏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郭玉闪，传知行研究所黄凯平、何正军，立人大学陈堃，立人乡村图书馆原理事长薛野、副总干事柳建树，纪录片独立制片人寇延丁，北大美术编辑诗霖，作家、编辑徐晓等人先后被刑拘或逮捕，显示出原本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空间日益逼仄。“维稳沙皇”周永康在政治上的倒台，丝毫没有扭转整个体制愈演愈烈的“维稳”态势。
在这个群体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三位受难者和他们的妻子：郭玉闪和潘海霞，黄凯平和周清辉，以及浦志强和孟群。在丈夫遭遇无妄之灾时，三位勇敢的女性先后用公开信，描述他们的恐惧和无助，倾诉他们的思念和坚守。当柔弱女性不得不通过公共渠道集体发声时，体制的强横与颟顸也就暴露无遗。
其中最早发表公开信的，是郭玉闪的妻子潘海霞（网名“阿潘茶馆”）。在10月14日第一封《与夫书》里，潘海霞描述了自己丈夫被深夜带走时的慌乱、无奈与纠结，她说“虽然平时我常和你就你的人身安全问题争吵，可我心里其实没什么底气，因为我知道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一个有尊严、对他人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的人，不过是比一般人更逻辑一致、更彻底而已。”并鼓励郭玉闪“愿你能保有初心，愿你能守住你最最宝贵、最最看重的尊严”。
11月10日，潘海霞发表第二封《与夫书》。前一封信中透露出的慌乱、揪心、愤怒、担忧，此时已经慢慢平静下来。用信中的话说，“当我开始怀着悲观的心态做积极的准备时，生活便似乎正常起来”、“不管面临怎样的残酷命运，再卑微的人都有任谁也剥夺不去的最后的自由，那就是选择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自由。这是上天对人类的慈悲，我们都不应该辜负”。此外在信中，潘海霞透露出，虽然当局一直拒绝律师会见，但郭玉闪可能是因为和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士曾有过邮件和通话，而被当局怀疑是幕后主使。
12月3日，潘海霞发表第三封《与夫书》。在这封信中，妻子的情绪再度低落，因为在这一个月间，黄凯平、夏霖、何正军、柳建树、薛野、徐晓等人先后被捕。郭玉闪原本可能是受别人连累，现在成了连累别人的一环。潘海霞一方面自嘲，“杨家将们都不行了，剩下的只有杨门女将了”，另一方面又自责“女人们除了打听男人们的下落、给你们送衣服、找律师、写些你们根本不可能看得到的文字，又能做什么呢”。更残酷的是，在丈夫被超期羁押却毫无音信时，妻子不得不想象更坏的后果甚至刑期的长短。
继潘海霞之后，12月7日，在丈夫被强迫失踪五十多天后，黄凯平的妻子周清辉也通过互联网发表家书《期待着你回来的那一刻》。信中描述了两人从相识到相爱的点滴细节，描述了事发当天的最后联系，描述警方夜半抄家的经过。和所有的受难者家属一样，周清辉学会让自己变得坚强：“在你被强迫失踪后的每一天，我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让内心的力量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对我来说不易，但并不坚强的我也并不懦弱。”在信的结尾，周清辉充满柔情地勉励自己的丈夫，“人一辈子总要做一件让自己在弥留之际都能值得骄傲的事，你一直在努力做。因为有你的努力，所以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嫁给了你”。
如果说潘海霞和周清辉是通过夫妻间的家书，把柔情转化成坚强的话，浦志强律师的妻子孟群则选择了直接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发表公开信。在12月19日写给习近平的信中，孟群质问，浦志强只是在凭良心做着对国家有益、为升斗小民鸣冤的好事，他何罪之有？当局对他的四项指控——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寻衅滋事、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完全是“莫须有”。
孟群还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浦志强遭受的反人道待遇：在看守所前3月时间里，浦志强几乎天天被提审，每次长达10余小时，提审之后还要值夜班，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健康人也无法承受。他的体重迅速下降了9斤，曾经出现呕吐、晕厥等现象，双腿一度浮肿至膝盖。他在看守所里遭受了非人的身心折磨，家属却无法探视。即使律师会见也难以顺利成行，要由领导批示。
孟群承认，这封信习近平可能永远不会看到，即便看到也没有时间看内容。对最高领袖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但这四项莫须有罪名落在普通平民百姓头上，遭遇监牢之灾，无异于“天塌了”的感觉。她呼吁习近平请以慈悲为怀，让自己的丈夫回家。
对抗极权最有效的武器，是诉诸人性本身，尤其是人性天然向善的一面。这三位勇敢女性在同一段时期内选择公开信形式，用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来对抗权力的专横，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是在自愿追随自己的丈夫去严酷的“政治西伯利亚”。
正因如此，潘海霞的《与夫书》让人联想起1911年黄花岗义士林觉民的《与妻书》，二者都把儿女情长，融入到一个更艰难、也更具悲悯情怀的事业当中。甚至他们的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的危险性。第一篇《与夫书》公布之后，体制的忠实代言人《环球时报》迅速做出反应发表社评，试图把林觉民的悲天悯人，置换成国家主义的强横叙事，并贬称受难者在境界、思想和道德上多有不如，“喜欢上玩悲情牌，也较擅长煽情。他们沉溺在自己的小情绪里，与大众渐行渐远，最终将被彻底边缘化。”
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上，远到林昭、陈九莲、张志新，近到“天安门母亲”群体，女性的坚强与抗争其实从未缺席。而这次集体入狱的社会活动人士，以及他们的妻子，成为新时代中国一个和平版本的“十二月党人”传奇。尼古拉一世掌握着流放“十二月党人”的大权，历史却给予后者以比前者高得多的公正评价。无论如何打压，这种打压最终都将在历史进程中成为锤炼人性光辉的铁锤与砧板。
俄罗斯诗人、“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的一句诗，不仅适用于当年的俄罗斯，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牢狱使我感到了光荣而非羞耻，
为了正义我才来到这个地方；
这枷锁怎么能使我感到惭愧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