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后，从暴力造反到夺权建政，至今一直未完成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变，由于自身意识形态的局限、特权的诱惑和对世界民主化的敌视，导致从理想主义的革命党堕落为腐败的特权党，这也是人性局限的证明。贯穿中共意识形态始终的一条主线是，认为中国要进步必须大一统，大一统就必须要有政教合一的核心，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执政，中共必须如神降卑人间，永远居于至尊的地位。这是对中共党歌《国际歌》的绝妙讽刺，当否定了真神，代表“我们自己”的偶像就成了“救世主”的替代品。无论是作为党派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个人的世界观，无神论其实是现代迷信的人神论。
相比之下，民国时代的社会之所以存在很大活力，在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有限性，宪法并不完全是形式上的，地方和一些领域尚有一定的自治空间，中共的崛起恰恰就是证明之一。相反，中共的崛起和统治的“稳定”，或以革命的名义，或以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靠党内外专制实现的，其自身和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有目共睹。
专制之下，“法”作为政治工具，反复无常，专制者甚至对自己制定的法规，也可以选择性执行，有法不依，而不变的是专制权力的垄断。回顾中共依“法”治国的历史，也许能让那些心存幻想的人们有所清醒。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1931年，蒋介石所指挥国军第三次围剿中共红军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共，立即抽调部队北上，准备全面抗战。不到两个月后，中共趁国难之危，于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江西占领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区鼎盛时期总人数约600万，红军30万），制定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国家机关、军队、发行货币的国家银行，还有国徽、国旗等等。在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天，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
这个国中之国令国民政府两面受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最后一段，中共明确指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谓“和平”的障碍竟然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国民政府。此前不久，针对“九一八事变”，中共在9月20日和30日，连续发表两次宣言。第一次“宣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第二次“宣言”批判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对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并且进一步宣告：“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力量，而只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背叛。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打击国军。1934年7月，中共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队”，但此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第二年1月中旬，该先遣队主力在浙江、福建交界的怀玉山一带被国军歼灭。在华北抗战吃紧的时候，中共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区的压力。该军团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11月16日将国军两个旅中的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谢幼田，[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
苏区是中共第一次“治国”实践，从此奠定了党政军一体的“中国（共）特色”专制体制——“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111页，黄道炫，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苏区虽然制定了选举、行政、监督、惩治等法律，但由于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法律形同虚设，被权力任意驱使，而且军事形势越紧张，政治运动越激进。“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上，285页）“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预演’。但是，这场‘预演’使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农民支持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毛的中国及毛后的中国》，［美］莫里斯•迈斯纳，纽约：自由出版社，1998年）。这也是此后至今共产专制帝国的序幕。
由于严峻的内外部形势及党内斗争，中共直接借鉴苏俄肃反的理论及实践，在苏区不断进行肃反运动，“各苏区在肃反过程中都存在过高估计敌对力量、采用逼供信恐怖手段、无视法律和事实等种种严重错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宁肯杀错一百，不可放过一个之谬论’。”（《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307页）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非常会议发布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第六号训令，防止乱抓乱杀。可第二年4月6日，这一训令又被临时中央政府中字第五号《命令》明确废止。1934年4月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国民党武汉政府1927年2月颁布了《反革命罪条例》，“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鉴于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两党联合指掌，因而可以说，‘反革命罪’的出笼，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109页，王奇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等人甚至强调：“必须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的给犯罪者以应有的处罚。”（同上，314页，315页）“由于政治凌驾法律，定罪随意性强，冤假错案发生几率很高。”（同上，313页）以毛泽东、张国焘、夏曦等人为祸首的肃反运动中，各种酷刑令人发指。导致发生“富田兵变”、“坑口兵变”。后来，参与“富田兵变”的红二十军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二百多人被当作“AB团取消派”，以开会为名，骗至一处祠堂，被缴械后，在平安河河坝分批屠杀，鲜血染红了河水。此后，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士兵被分到各部队。“坑口兵变”后，闽西杭武县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大队长丘子庭等该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仅江西的中央苏区就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也未消灭这么多红军。1983年，江西有238844个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另详见《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戴向青、罗惠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中共兵败逃离苏区“长征”时，担任红军军事教员的国民党军俘虏（周恩来负责）被突击活埋，数千个所谓“不可靠”者和动摇者被处决（包括1931年12月曾率部举行“宁都暴动”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领导人、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后任总指挥的季振同），还将瞿秋白、陈毅（最初拟定也包括毛泽东）等在党内斗争中失势的领导人，以坚持斗争为名留在当地，抛弃给敌方，借刀杀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苏区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24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246块7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在苏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苏区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同上）。红军1931年在江西实行极左政策，当国军进攻时强令农民迁徙。中共建政后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其亲属中当时有两位祖母路上“因走不动竟然被推下山崖”而亡（《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9页，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为了分化、利用农民，中共强制划分阶级关系，人为制造乡村的对立，通过土地革命争取农民支持。1931年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共有14条，是在“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以后，规定的各项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但事实并不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就革命的叙事而言，……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68页）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入查田运动。这年6月，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在此前清查地主、富农的基础上，要求深挖隐藏的地主、富农，结果，在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13000多名“地主”、“富农”，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闽西甚至“有因争论阶级而枪毙贫农的事件发生。”（同上，296页）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一章，高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以暴力起家的中共，一方面依靠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例如，仅1933年8、9月份，国际驻华代表经手转交中共的经费包括：24.56万法郎、6.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同上，290页），另一方面，以革命的名义，除了攻打、劫掠财富集中的城市，还对民众横征暴敛。由于军队和各级庞大的机关资源消耗巨大（据推算，1933年苏区维持运转的费用达600万元以上）（同上，288页），苏区入不敷出。红军缺吃少穿，许多士兵像叫花子，“鸠头鸪面，衣不蔽体”。1934年，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同上，287页）。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粮食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发生缺粮恐慌，有的地方甚至吃草和泥饼，民间发生因粮食而杀人或自杀事件（同上，261页）。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成立粮食人民部，把收集粮食提高到“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导致一些地区强行摊派，引起民众抗议。“物资奇缺，导致价格飞涨，财政金融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严重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苏区金融秩序失控”（同上，265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大规模发行公债，逼着农民买，为此政府甚至“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有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甚至达到30%以上（同上，317页）。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苏区突击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超常规模的扩大红军，屡屡出现征兵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现象，伴随的是“强迫、命令、欺骗、引诱、收买群众去扩大红军”（同上，332页），有的干部因完不成指标怕杀头而上吊自杀（同上，255页）。青壮年离开土地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苏区出现大量荒田，有些地区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被迫弃耕。一些地方优红条例难以落实，有的得不到帮助和优待的红军家属成了叫花子。红军家属的困境直接影响前方将士的士气。
早在苏区时期，由于党的绝对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监督流于形式，“贪污违纪现象在苏维埃区域内仍然存在，某些地区、部门甚至相当严重。”例如，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盛行。“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将反对、抵制这种做法的干部或仅仅是提出意见者都视作异己分子加以批判”（同上，318页）。结果许多干部见了上级领导“不敢说话，只是‘唯唯而退’”。基层开会走过场，会场下面开小会、打瞌睡。有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只见人吃饭，不见人工作”（例如，1933年10月，江西瑞金县苏维埃工作人员达302人，远远超过编制规定的25人）（同上，266页）。甚至一些干部被“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一些干部“什么工作只说下了条子通知了，自己一点事不理，半步门不出。”还有的利用权力“在乡村作威作福，无所不为”（同上，320页）。“部队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福建莆田游击队更为荒唐，“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被捕队员七人”（同上，335～336页）。官方合作社多半由当地负责干部创办，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不是为了适应社员的要求，而是为了赚钱。特别是一些工作人员，借着合作社机关的招牌，大做投机生意”（同上，279页）。1933年4月，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因盗卖鸦片罪被判处死刑，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被监禁两年。在1934年初著名的“于都事件”中，发现“四十件各种各色的贪污案件”，涉及从县到乡的各级机关和大批干部，分别受到死刑等惩处（同上，124页）。不久，在赣县发现同样的贪污腐败案，该县财政部门负责人利用所贪“为自己造大栋房子，每日酒肉，过其腐化生活。”（同上，126页）
中共在苏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其结果如国民党方面调查记载：“一般男女匪民，只知公历为某某年，而不知民国年号，只知有马克斯、列宁，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于此可见”。《申报》记者陈赓雅记载：“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二为残忍性，杀人不算事，……三为创造性，……”（同上，137页）
中共自身政教合一的伪宗教特点，决定了其对宗教信仰的不宽容。苏区《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同时又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僧侣在苏区和官僚、地主、豪绅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不过，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主要指向的还是组织完整、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会”（同上，141页）。
与苏俄一样，中共在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政策推行方面的简单化，也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习俗，导致出现 “杯水主义”、两性关系混乱的现象（例如，福建杭武青年活动时，“男男女女，扳头拉颈，会后，即男找女，女找男，三个五个，男男女女共睡一床。少先队下操做蛇脱壳，脱裤子，接塔等……假使上述事情谁怕做，谁不愿意做，谁就是‘封建’，就要受处罚，甚至开除队籍。”），威胁家庭稳定，引发民众不满（同上，154～158页）。
中共施行的红色恐怖，在苏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造成民众超越阶级关系的对立。红军在进攻国统区时，后面的农民跟随抢掠，甚至不分贫富。有时将土豪劣绅“存下来的小儿老人，也杀得鸡犬无存”。而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时，也利用难民抢掠苏区财物。红军进攻国统区时，那里的群众旁观，红军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一些国统区边界的群众，还到处向红军打枪，捉杀红军病兵和落伍士兵（同上，239～250页）。
中共在苏区统治的崩溃，不仅缘于人财枯竭、军事上的失败，其脱离实际的政策、法规，渐失民心，造成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也是重要原因。例如，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征兵，一些地方的农民纷纷躲避（同上，318页）。在边界一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长驱直入，到附近的苏区政府捉人、缴枪，群众漠然视之（同上，316页）。有的地方因赤卫军强迫群众帮红军运输，引发群众放抗。还发生过群众收缴保卫局枪支，捉区苏维埃主席的事件。有个地方，红军打仗刚过了一座桥，群众就把桥破坏（同上，322页）。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出现群众成规模（整村整乡、成百上千）逃亡事件，集中显现了中共统治的恶果和危机。有的地方由“偷走”变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干部走（同上，324页）。瑞金白鹭乡发生赤卫队队员暴动，抓走3个区委人员，杀伤一个。宁化县的公开反抗，吓得上级派出的突击队不敢出乡政府门口。先后逃离苏区的干部有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的福建省委书记，还有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逃跑后投向国民党的毛泽东亲信杨岳彬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工作遇到困难或国民党军进攻时，苏区干部开小差、逃跑现象也相当普遍。……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还有的干部带游击队员或群众携枪叛逃（同上，326页）。一些地方的群众“加入刀匪，在板桥、在良田用石头打红军杀哨兵、摸哨等……”（同上，328页）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中官兵开小差现象也十分严重（其中包括曾因反对查田运动而被开除党籍一年、后来叛逃的的粤赣军区参谋长龚楚将军）。“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同上，332～333页）与此相反，由于国民党改善了军纪，其所过之处“老百姓排班的站着，送茶送水的，络绎于途，请向导也不发生困难”，一些地方的群众“见红军到逃跑上山，反接济白军靖匪的食粮”，“成立守望队替敌人担任秘密通讯员等”（同上，212页）。1934年10月，中共兵败逃离苏区“长征”，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与后来中共红歌《十送红军》所唱的情形完全相反。（另：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24000余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30000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六章）。
这是个毁人又自毁的制度。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4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20%。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同上）。
延安时期
治国之道最终要落实到人，中共延安时期的特点是此前的集体领导被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所取代，毛为中共找到了一套规范化的治人模式。
如果说，由于条件和实力的限制，只不过是军事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仅仅是中共治国的序幕，初次尝试难免教条粗鄙，那么，到了延安时期，虽然中共在其占领区不再公开立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主动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等。同月，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但由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1935年12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恰逢国难当头，国民党各派空前团结。1936年国共谈判失败，此时包围陕北6个县的国军已经达到260个团，中共面临灭顶，正当围剿即将开始之时，在中共的煽动和欺骗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获得了合法生存的空间，所以对其核心占领区陕甘宁边区的统治，远比当年苏区的那个“国家”更像模像样，既严密有序，又全面兼顾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做法开启了后来建政治国的先河，延安时期是中共治国的预演，直至今天，中共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里。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加上中共的控制，陕甘宁边区成了独立王国，人们不能随意前往国统区或任何地区，这里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丁玲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他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延安时期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基本体系形成的时期，成为中共建政后治国的指导思想。经过长期思考，并受1938年1月在延安与梁漱溟谈话所启发，“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四章）直至后毛时代的今天，尽管毛的一些具体思想已被放弃，但中共依然没有摆脱毛的思维方式。所谓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毛的唯意志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体现。
延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相对于苏区时期是比较温和的，不再重提剥夺和瓜分地主财产，而采用减租减息，不仅是为了维持战时与国民党的脆弱联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用抗战趁机做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既获得贫农和中农的支持，又争取地主和富农的支持。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陕甘宁边区十分贫困，160万居民（其中延安人口4万人，市区居民7000人）要养活10万军队和1.2万干部，负担极重。当时中共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1940年2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一年4500至5000万美金。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1939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中共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1939年6月21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1940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1941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当地人怨声载道，毛泽东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1941年6月3日，而4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它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1942、1943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6章“革命的鸦片战争”）
与此同时，1939年2月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成立生产委员会，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第二年，大规模种植鸦片。在著名的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确实种了一些粮食，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鸦片。提起歌曲《南泥湾》，一位亲历的老干部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毛泽东那篇《为人民服务》树立的模范、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是烧炭时死于炭窑崩塌，而是被派到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这项工作。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长征时也是如此，“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有系统的阐述）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5万万以上 (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7900万元。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4476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1945年1月15日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1944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同上）
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由于中共滥发“边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20页，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的故事广为人知，被认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1943年3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6章“革命的鸦片战争”）
中共治下的陕甘宁边区初期，逐步形成了“局部民主整体专政，对下民主、对上集中的社会体制格局”（《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89页）。官兵比较平等，领导人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人们交往自由，气氛活跃。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统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公家人”（党政军人员）供给制的物质保障，一切都被包下来，仿佛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甚至“星期六的晚上，一般普通夫妻一周团圆一次，没有单独的住处，就要事先申请，再交费，住由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组成的‘青年宿舍’”（《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21页）。
但1938—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几乎与斯大林大规模肃反同时，毛泽东利用“肃托”（肃清托洛茨基分子）打击异己，在“肃托”策源地延安，“肃托”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引发精神恐怖。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魂簿”。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最底层。“……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7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二十三章）
延安“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72种酷刑。 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43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二章）
毛泽东打倒旧权威、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全面树立个人新权威是通过延安整风开始的。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毛泽东开始着手实现他的野心。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他提出整风的目标：“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把个人利益服从全党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实际上毛的目的就是“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八章）4月3日，中宣部正式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标志着运动全面展开。
在农村，中共借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声威，1943年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二流子。是对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为非作歹之人的统称）。采取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批评、帮助等方式，对于顽固者公开批斗，集中管制、强迫劳动。
延安初期，公营工厂的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整风运动前，享受很高的工资和精神自由，并未纳入“公家人”体制。但整风运动后，情况发生突然变化。工人不再是自主劳动力，工厂不再按市场规则对待他们。按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简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这样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变为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工人工资标准。尽管新合同标准没有获得会议大多数代表的通过，但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强制推行，并辅以军法处置的严厉手段，使长期存在的工人与军队干部之间的矛盾激化，酿成工潮：边区农具厂工会主人狄德建带领工人抗议工厂行政部门违约；难民工厂工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工厂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中共采取拉拢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严厉惩处的手段，予以镇压。“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上级领导，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此前延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复存在。”（同上48、49页）1943年，边区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本属于工人的工会变成党组织在工厂的辅助机构。由此带来工厂行政权力的泛滥和腐化，工人受欺压，利益受损。
在延安这个党政军合一的独立王国，党的领袖就是真理的化身，领袖的话语就是最高旨意，领袖的思想就是全民信仰的“意识形态”，党的文件就是法律。为了便于操控整风，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名存实亡，毛泽东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后来毛在文革中另立“文革领导小组”、如今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凌驾全党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都如出一辙。
延安整风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阶段，最后变成“整人运动”。
首先是发动群众的鸣放（此举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中再次运用）。毛泽东运用屡试不爽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先是利用群众的“自由主义”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不久风向一转，短暂的“延安之春”被结束，1942年4月整风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1943年7月15日进入更恐怖的“抢救运动”阶段，延安实行非正式的戒严。从向组织坦白、人人过关、互相揭发，到大小会批判、刑讯逼供（疲劳战、车轮战、捆绑吊打、饿饭、假枪毙）、抓捕关押，“仅关中地区的一个县就采用过24中肉刑”（同上201页），整个陕甘宁边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随着运动的深入，继1939年秘密“肃托”中的三大假特务案（钱惟人案、王尊极案、李凝案）之后，又制造无数冤假错案，从“吴奚如特务案”到“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从“张克勤特务案”到所谓“红旗党”。“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 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毛泽东利用康生直接指挥中央社会部等机构，大搞红色恐怖。据毛的俄语翻译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被关押起来的有1500余人，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有80—90%被抢救成‘特嫌’或‘特务分子’，其中未能经受折磨考验，‘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既有五六十人’。”“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将一百多人在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冤杀。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当年被冤杀的还有长期被关押的4名外国人，其中3名俄罗斯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很大轰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与斯大林“肃反”的简单消灭肉体不同，毛泽东以及中共的“高明”之处是以精神改造为主、肉体消灭为辅，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被迫害者改造成丧失正常思维、为我所用的工具（至今，那些在毛时代受尽苦难仍真心崇拜毛的一些老人，以及被中共奴役仍相信中共的人，都是活标本）。整风中，“毛相信，借用儒家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九章）
毛泽东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控制，以整风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终结了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相分离的状态，完成了彻底的一元化大一统。“这构成了中国文艺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事件，即建立了一种实质有法律意味的国家文艺标准；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时代，从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产物。”（《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129页，李洁非、李劼，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从此奠定了部分延续至今的党文化基础。其五个核心概念是：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绝不允许描写非阶级意识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利用“民族形式”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九章）。“这是一种从内到外，从精神到行为，从思想到政治，从个体催化到组织威服，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改造体系。”（《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108页）结果，在毛的软硬两手之下，知识分子们完全放弃了自我，而且心悦诚服，信徒般向毛以及“工农兵”拜倒。同时，这种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也消弭了精英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大众文化”由江湖走上庙堂，影响至今。所以有学者指出“‘红色经典’与后现代之间彼此有一种天然亲和力。”（同上305页）依我看，正如习近平今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那样，如果政教不分离，权力继续“关心”文化，真正高雅或通俗的文艺都不可能正常发育。
延安整风中，《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党性第一”的原则，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九章）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同上第九章）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同上第十四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拉帮结派打倒王明，通过整风制服全党和全军、制服知识分子，确立个人最高权力的时期，延安整风的结果是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共的许多重要大会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那曾是敬拜真神上帝、传扬福音的基督教堂，如今却被用来塑造现代迷信的偶像，祸害人间。毛泽东完成了从全党独裁到全国独裁的过渡，中共也从此形成了一个核心、一个领袖、一个思想。正如学者分析：“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更强调纪律。……‘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权制为国共两党所崇奉。党一旦执政，民主集权制又复制扩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制。”（《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63—64页）高度集权的确能凝聚力量夺取天下，但作为革命党，如果在和平时期不能及时转型，沿用斗争时期的体制，没有对立面的制衡，无法适应复杂形势，自身必然失去活力，最后殃及国家与民族。
（未完待续）
相比之下，民国时代的社会之所以存在很大活力，在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有限性，宪法并不完全是形式上的，地方和一些领域尚有一定的自治空间，中共的崛起恰恰就是证明之一。相反，中共的崛起和统治的“稳定”，或以革命的名义，或以民族主义的口号，是靠党内外专制实现的，其自身和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有目共睹。
专制之下，“法”作为政治工具，反复无常，专制者甚至对自己制定的法规，也可以选择性执行，有法不依，而不变的是专制权力的垄断。回顾中共依“法”治国的历史，也许能让那些心存幻想的人们有所清醒。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1931年，蒋介石所指挥国军第三次围剿中共红军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不得不停止剿共，立即抽调部队北上，准备全面抗战。不到两个月后，中共趁国难之危，于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江西占领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区鼎盛时期总人数约600万，红军30万），制定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国家机关、军队、发行货币的国家银行，还有国徽、国旗等等。在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阅兵典礼。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地区，也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天，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政权。
这个国中之国令国民政府两面受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最后一段，中共明确指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谓“和平”的障碍竟然是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国民政府。此前不久，针对“九一八事变”，中共在9月20日和30日，连续发表两次宣言。第一次“宣言”号召武装保卫苏联；第二次“宣言”批判国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的所谓‘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中国的工人应该加紧替资本家生产，中国的农民应该拼着命给地主种田，中国士兵应该更无抵抗地服从长官的命令，中国的学生群众，应该更和顺地服从长官的命令，努力学业，灾民更应该镇静地对待着‘为国牺牲’，红军士兵不要去向国民党进攻，而应该‘一致对外’……”并且进一步宣告：“全中国的民众！国民党近来更造出江西共产党，江西工农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怎样愿意为了‘一致对外’投降国民党，为国民党效力的可笑到万分的谣言。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世界与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可调和的死敌。”极大地分散了中国抗日的力量，而只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是中共全党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背叛。1932年，名震中外“一二八”抗战发生的时候，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洪湖加紧出击，打击国军。1934年7月，中共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队”，但此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第二年1月中旬，该先遣队主力在浙江、福建交界的怀玉山一带被国军歼灭。在华北抗战吃紧的时候，中共派出一支西征军，在湖南中西部和贵州东部一带活动，打算在那里建立另外一个苏维埃政权，以便分散江西中央苏区的压力。该军团1934年10月24日，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两个军团向湘西发动攻势，11月16日将国军两个旅中的大部份歼灭，毙伤国军三千多人，缴获枪枝两千二百多支，再度占领永顺。（《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谢幼田，[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
苏区是中共第一次“治国”实践，从此奠定了党政军一体的“中国（共）特色”专制体制——“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111页，黄道炫，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中央苏区弥漫着浓厚的俄化气氛，许多机构的名称都有鲜明的俄式色彩。苏区虽然制定了选举、行政、监督、惩治等法律，但由于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法律形同虚设，被权力任意驱使，而且军事形势越紧张，政治运动越激进。“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同上，285页）“短暂的江西苏维埃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时代的‘预演’。但是，这场‘预演’使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农民支持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毛的中国及毛后的中国》，［美］莫里斯•迈斯纳，纽约：自由出版社，1998年）。这也是此后至今共产专制帝国的序幕。
由于严峻的内外部形势及党内斗争，中共直接借鉴苏俄肃反的理论及实践，在苏区不断进行肃反运动，“各苏区在肃反过程中都存在过高估计敌对力量、采用逼供信恐怖手段、无视法律和事实等种种严重错误。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宁肯杀错一百，不可放过一个之谬论’。”（《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307页）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委会非常会议发布关于《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的第六号训令，防止乱抓乱杀。可第二年4月6日，这一训令又被临时中央政府中字第五号《命令》明确废止。1934年4月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国民党武汉政府1927年2月颁布了《反革命罪条例》，“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反革命’定为一种刑事罪名。鉴于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两党联合指掌，因而可以说，‘反革命罪’的出笼，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109页，王奇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等人甚至强调：“必须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的给犯罪者以应有的处罚。”（同上，314页，315页）“由于政治凌驾法律，定罪随意性强，冤假错案发生几率很高。”（同上，313页）以毛泽东、张国焘、夏曦等人为祸首的肃反运动中，各种酷刑令人发指。导致发生“富田兵变”、“坑口兵变”。后来，参与“富田兵变”的红二十军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全体干部二百多人被当作“AB团取消派”，以开会为名，骗至一处祠堂，被缴械后，在平安河河坝分批屠杀，鲜血染红了河水。此后，红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士兵被分到各部队。“坑口兵变”后，闽西杭武县县武装第三大队大队长李真、副大队长丘子庭等该队绝大多数被捕干部、战士尽被处决。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仅江西的中央苏区就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也未消灭这么多红军。1983年，江西有238844个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另详见《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戴向青、罗惠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中共兵败逃离苏区“长征”时，担任红军军事教员的国民党军俘虏（周恩来负责）被突击活埋，数千个所谓“不可靠”者和动摇者被处决（包括1931年12月曾率部举行“宁都暴动”的原国民党军第26路军领导人、改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后任总指挥的季振同），还将瞿秋白、陈毅（最初拟定也包括毛泽东）等在党内斗争中失势的领导人，以坚持斗争为名留在当地，抛弃给敌方，借刀杀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苏区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24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246块7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在苏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最极端的时候，日常往来都可能招致横祸。老人们回忆：苏区有的县“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杀头”（同上）。红军1931年在江西实行极左政策，当国军进攻时强令农民迁徙。中共建政后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其亲属中当时有两位祖母路上“因走不动竟然被推下山崖”而亡（《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9页，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为了分化、利用农民，中共强制划分阶级关系，人为制造乡村的对立，通过土地革命争取农民支持。1931年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共有14条，是在“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以后，规定的各项政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但事实并不像中共一贯宣传的那样，“就革命的叙事而言，……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68页）从1932年3月开始，在中央苏区又展开了“土地检查运动”，1933年，转入查田运动。这年6月，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在此前清查地主、富农的基础上，要求深挖隐藏的地主、富农，结果，在查田运动全面推开后的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13000多名“地主”、“富农”，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闽西甚至“有因争论阶级而枪毙贫农的事件发生。”（同上，296页）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人“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人“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一章，高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以暴力起家的中共，一方面依靠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例如，仅1933年8、9月份，国际驻华代表经手转交中共的经费包括：24.56万法郎、6.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同上，290页），另一方面，以革命的名义，除了攻打、劫掠财富集中的城市，还对民众横征暴敛。由于军队和各级庞大的机关资源消耗巨大（据推算，1933年苏区维持运转的费用达600万元以上）（同上，288页），苏区入不敷出。红军缺吃少穿，许多士兵像叫花子，“鸠头鸪面，衣不蔽体”。1934年，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同上，287页）。1932、1933年中央苏区恰逢灾年，粮食产量普遍只有正常年份的60%，发生缺粮恐慌，有的地方甚至吃草和泥饼，民间发生因粮食而杀人或自杀事件（同上，261页）。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成立粮食人民部，把收集粮食提高到“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导致一些地区强行摊派，引起民众抗议。“物资奇缺，导致价格飞涨，财政金融部门为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严重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苏区金融秩序失控”（同上，265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大规模发行公债，逼着农民买，为此政府甚至“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有不怕事的人说：“共产党发行公债，比国民党苛捐杂税还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甚至达到30%以上（同上，317页）。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苏区突击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超常规模的扩大红军，屡屡出现征兵指标大于实际人数的现象，伴随的是“强迫、命令、欺骗、引诱、收买群众去扩大红军”（同上，332页），有的干部因完不成指标怕杀头而上吊自杀（同上，255页）。青壮年离开土地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苏区出现大量荒田，有些地区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被迫弃耕。一些地方优红条例难以落实，有的得不到帮助和优待的红军家属成了叫花子。红军家属的困境直接影响前方将士的士气。
早在苏区时期，由于党的绝对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监督流于形式，“贪污违纪现象在苏维埃区域内仍然存在，某些地区、部门甚至相当严重。”例如，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现象盛行。“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将反对、抵制这种做法的干部或仅仅是提出意见者都视作异己分子加以批判”（同上，318页）。结果许多干部见了上级领导“不敢说话，只是‘唯唯而退’”。基层开会走过场，会场下面开小会、打瞌睡。有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只见人吃饭，不见人工作”（例如，1933年10月，江西瑞金县苏维埃工作人员达302人，远远超过编制规定的25人）（同上，266页）。甚至一些干部被“派去扩大红军突击工作，带红军家属老婆到乡苏睡觉”。一些干部“什么工作只说下了条子通知了，自己一点事不理，半步门不出。”还有的利用权力“在乡村作威作福，无所不为”（同上，320页）。“部队也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包括‘不到操不上政治课不识字不做墙报宿娼争风打架上酒馆’”，“各部队都有许多嫖娼的，赌钱的，抽鸦片烟的”。福建莆田游击队更为荒唐，“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被捕队员七人”（同上，335～336页）。官方合作社多半由当地负责干部创办，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不是为了适应社员的要求，而是为了赚钱。特别是一些工作人员，借着合作社机关的招牌，大做投机生意”（同上，279页）。1933年4月，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因盗卖鸦片罪被判处死刑，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被监禁两年。在1934年初著名的“于都事件”中，发现“四十件各种各色的贪污案件”，涉及从县到乡的各级机关和大批干部，分别受到死刑等惩处（同上，124页）。不久，在赣县发现同样的贪污腐败案，该县财政部门负责人利用所贪“为自己造大栋房子，每日酒肉，过其腐化生活。”（同上，126页）
中共在苏区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其结果如国民党方面调查记载：“一般男女匪民，只知公历为某某年，而不知民国年号，只知有马克斯、列宁，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于此可见”。《申报》记者陈赓雅记载：“曾经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点：一为不怕死，……二为残忍性，杀人不算事，……三为创造性，……”（同上，137页）
中共自身政教合一的伪宗教特点，决定了其对宗教信仰的不宽容。苏区《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 同时又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僧侣在苏区和官僚、地主、豪绅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不过，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主要指向的还是组织完整、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会”（同上，141页）。
与苏俄一样，中共在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政策推行方面的简单化，也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习俗，导致出现 “杯水主义”、两性关系混乱的现象（例如，福建杭武青年活动时，“男男女女，扳头拉颈，会后，即男找女，女找男，三个五个，男男女女共睡一床。少先队下操做蛇脱壳，脱裤子，接塔等……假使上述事情谁怕做，谁不愿意做，谁就是‘封建’，就要受处罚，甚至开除队籍。”），威胁家庭稳定，引发民众不满（同上，154～158页）。
中共施行的红色恐怖，在苏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造成民众超越阶级关系的对立。红军在进攻国统区时，后面的农民跟随抢掠，甚至不分贫富。有时将土豪劣绅“存下来的小儿老人，也杀得鸡犬无存”。而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时，也利用难民抢掠苏区财物。红军进攻国统区时，那里的群众旁观，红军请不到向导，弄不到担架。一些国统区边界的群众，还到处向红军打枪，捉杀红军病兵和落伍士兵（同上，239～250页）。
中共在苏区统治的崩溃，不仅缘于人财枯竭、军事上的失败，其脱离实际的政策、法规，渐失民心，造成民众的不满和反抗，也是重要原因。例如，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一年多里，辖区内爆发群众自发的数十起武装反抗斗争。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征兵，一些地方的农民纷纷躲避（同上，318页）。在边界一些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长驱直入，到附近的苏区政府捉人、缴枪，群众漠然视之（同上，316页）。有的地方因赤卫军强迫群众帮红军运输，引发群众放抗。还发生过群众收缴保卫局枪支，捉区苏维埃主席的事件。有个地方，红军打仗刚过了一座桥，群众就把桥破坏（同上，322页）。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出现群众成规模（整村整乡、成百上千）逃亡事件，集中显现了中共统治的恶果和危机。有的地方由“偷走”变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干部走（同上，324页）。瑞金白鹭乡发生赤卫队队员暴动，抓走3个区委人员，杀伤一个。宁化县的公开反抗，吓得上级派出的突击队不敢出乡政府门口。先后逃离苏区的干部有被派去香港买药时逃亡的福建省委书记，还有彭德怀视为亲儿子的郭炳生，逃跑后投向国民党的毛泽东亲信杨岳彬等。“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工作遇到困难或国民党军进攻时，苏区干部开小差、逃跑现象也相当普遍。……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还有的干部带游击队员或群众携枪叛逃（同上，326页）。一些地方的群众“加入刀匪，在板桥、在良田用石头打红军杀哨兵、摸哨等……”（同上，328页）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中官兵开小差现象也十分严重（其中包括曾因反对查田运动而被开除党籍一年、后来叛逃的的粤赣军区参谋长龚楚将军）。“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2500人。”“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同上，332～333页）与此相反，由于国民党改善了军纪，其所过之处“老百姓排班的站着，送茶送水的，络绎于途，请向导也不发生困难”，一些地方的群众“见红军到逃跑上山，反接济白军靖匪的食粮”，“成立守望队替敌人担任秘密通讯员等”（同上，212页）。1934年10月，中共兵败逃离苏区“长征”，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与后来中共红歌《十送红军》所唱的情形完全相反。（另：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统计，从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国民党抓获的中共党员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国民党捕获和向当局自首的共产党员约24000余人，办理“自新”手续的赤色群众30000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六章）。
这是个毁人又自毁的制度。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4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1931到1935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15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50多万，占总人口的20%。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70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70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同上）。
延安时期
治国之道最终要落实到人，中共延安时期的特点是此前的集体领导被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所取代，毛为中共找到了一套规范化的治人模式。
如果说，由于条件和实力的限制，只不过是军事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仅仅是中共治国的序幕，初次尝试难免教条粗鄙，那么，到了延安时期，虽然中共在其占领区不再公开立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主动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等。同月，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更名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但由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1935年12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恰逢国难当头，国民党各派空前团结。1936年国共谈判失败，此时包围陕北6个县的国军已经达到260个团，中共面临灭顶，正当围剿即将开始之时，在中共的煽动和欺骗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共获得了合法生存的空间，所以对其核心占领区陕甘宁边区的统治，远比当年苏区的那个“国家”更像模像样，既严密有序，又全面兼顾政治、经济、文化，许多做法开启了后来建政治国的先河，延安时期是中共治国的预演，直至今天，中共的许多理论和实践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那里。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加上中共的控制，陕甘宁边区成了独立王国，人们不能随意前往国统区或任何地区，这里是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丁玲曾以“小朝廷”当面向毛描述了她对陕北苏区的观感，毛就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他就是要在边区创造一个“国中之国”，未来还要夺取全中国。
延安时期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基本体系形成的时期，成为中共建政后治国的指导思想。经过长期思考，并受1938年1月在延安与梁漱溟谈话所启发，“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概念”，“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四章）直至后毛时代的今天，尽管毛的一些具体思想已被放弃，但中共依然没有摆脱毛的思维方式。所谓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毛的唯意志论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体现。
延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相对于苏区时期是比较温和的，不再重提剥夺和瓜分地主财产，而采用减租减息，不仅是为了维持战时与国民党的脆弱联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用抗战趁机做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既获得贫农和中农的支持，又争取地主和富农的支持。但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陕甘宁边区十分贫困，160万居民（其中延安人口4万人，市区居民7000人）要养活10万军队和1.2万干部，负担极重。当时中共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1940年2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一年4500至5000万美金。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1939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中共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1939年6月21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1940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1941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当地人怨声载道，毛泽东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1941年6月3日，而4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它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1942、1943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6章“革命的鸦片战争”）
与此同时，1939年2月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成立生产委员会，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第二年，大规模种植鸦片。在著名的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确实种了一些粮食，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鸦片。提起歌曲《南泥湾》，一位亲历的老干部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毛泽东那篇《为人民服务》树立的模范、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事实上并不是烧炭时死于炭窑崩塌，而是被派到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除了张思德，中央警卫团很多干部、士兵都轮流参加过这项工作。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长征时也是如此，“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对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曾有系统的阐述）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5万万以上 (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7900万元。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44760公斤鸦片，价值24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1945年1月15日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1944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同上）
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由于中共滥发“边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20页，朱鸿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的故事广为人知，被认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1943年3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6章“革命的鸦片战争”）
中共治下的陕甘宁边区初期，逐步形成了“局部民主整体专政，对下民主、对上集中的社会体制格局”（《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89页）。官兵比较平等，领导人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人们交往自由，气氛活跃。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统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公家人”（党政军人员）供给制的物质保障，一切都被包下来，仿佛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甚至“星期六的晚上，一般普通夫妻一周团圆一次，没有单独的住处，就要事先申请，再交费，住由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组成的‘青年宿舍’”（《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21页）。
但1938—1939年后，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延安与外界的联系基本中断，在封闭的环境下，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领域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几乎与斯大林大规模肃反同时，毛泽东利用“肃托”（肃清托洛茨基分子）打击异己，在“肃托”策源地延安，“肃托”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引发精神恐怖。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魂簿”。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最底层。“……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1937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7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二十三章）
延安“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72种酷刑。 在“红色恐怖”的风暴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43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二章）
毛泽东打倒旧权威、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全面树立个人新权威是通过延安整风开始的。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毛泽东开始着手实现他的野心。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他提出整风的目标：“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把个人利益服从全党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实际上毛的目的就是“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八章）4月3日，中宣部正式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标志着运动全面展开。
在农村，中共借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声威，1943年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二流子。是对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为非作歹之人的统称）。采取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批评、帮助等方式，对于顽固者公开批斗，集中管制、强迫劳动。
延安初期，公营工厂的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整风运动前，享受很高的工资和精神自由，并未纳入“公家人”体制。但整风运动后，情况发生突然变化。工人不再是自主劳动力，工厂不再按市场规则对待他们。按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简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这样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变为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工人工资标准。尽管新合同标准没有获得会议大多数代表的通过，但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强制推行，并辅以军法处置的严厉手段，使长期存在的工人与军队干部之间的矛盾激化，酿成工潮：边区农具厂工会主人狄德建带领工人抗议工厂行政部门违约；难民工厂工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工厂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中共采取拉拢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严厉惩处的手段，予以镇压。“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上级领导，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此前延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复存在。”（同上48、49页）1943年，边区工厂实行厂长一元化领导，本属于工人的工会变成党组织在工厂的辅助机构。由此带来工厂行政权力的泛滥和腐化，工人受欺压，利益受损。
在延安这个党政军合一的独立王国，党的领袖就是真理的化身，领袖的话语就是最高旨意，领袖的思想就是全民信仰的“意识形态”，党的文件就是法律。为了便于操控整风，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名存实亡，毛泽东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后来毛在文革中另立“文革领导小组”、如今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种凌驾全党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都如出一辙。
延安整风经历了整风——审干——肃反三个阶段，最后变成“整人运动”。
首先是发动群众的鸣放（此举后来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引蛇出洞”中再次运用）。毛泽东运用屡试不爽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先是利用群众的“自由主义”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不久风向一转，短暂的“延安之春”被结束，1942年4月整风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1943年7月15日进入更恐怖的“抢救运动”阶段，延安实行非正式的戒严。从向组织坦白、人人过关、互相揭发，到大小会批判、刑讯逼供（疲劳战、车轮战、捆绑吊打、饿饭、假枪毙）、抓捕关押，“仅关中地区的一个县就采用过24中肉刑”（同上201页），整个陕甘宁边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随着运动的深入，继1939年秘密“肃托”中的三大假特务案（钱惟人案、王尊极案、李凝案）之后，又制造无数冤假错案，从“吴奚如特务案”到“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从“张克勤特务案”到所谓“红旗党”。“在康生和各单位审干小组施行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下，大批‘特务’被制造出来，人们互相‘揭发’，甚至许多夫妻也互相‘咬’对方是‘特务’。各单位、学校的‘日特’、‘ 国特’、‘叛徒’鱼贯上台自首，有的还被树为‘坦白’典型，胸佩大红花，骑在马上，风尘仆仆地巡回各地现身说法。”毛泽东利用康生直接指挥中央社会部等机构，大搞红色恐怖。据毛的俄语翻译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被关押起来的有1500余人，被抢救成各类‘特务分子’达15000人，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有80—90%被抢救成‘特嫌’或‘特务分子’，其中未能经受折磨考验，‘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既有五六十人’。”“还有另一类人，他们活着被抓进社会部或保安处。却再也没见他们出来。在这些神秘失踪的人中间，有一个叫王遵极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时，年仅十九岁。据师哲称，王遵极‘长相漂亮，举止文雅’，因其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来延安就被关押，经反复审查还是没发现问题，经办此事的师哲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却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轶欧的坚决反对。师哲称，‘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遵极以后下落不明。”“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将一百多人在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冤杀。这批被杀的人，除了王实味，都没有留下名字（当然，原保安处会有这批人的详细档案）。与此同时，在山西晋绥根据地贺龙辖区，也相继处决一批受审人员，被誉为“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就是被冤杀者之一。当年被冤杀的还有长期被关押的4名外国人，其中3名俄罗斯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事后把尸体全部塞进一口枯井，以后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发现，造成很大轰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与斯大林“肃反”的简单消灭肉体不同，毛泽东以及中共的“高明”之处是以精神改造为主、肉体消灭为辅，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被迫害者改造成丧失正常思维、为我所用的工具（至今，那些在毛时代受尽苦难仍真心崇拜毛的一些老人，以及被中共奴役仍相信中共的人，都是活标本）。整风中，“毛相信，借用儒家传统的若干概念和方法，再配之以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达到转换人的意识的目标，从而避免了单纯使用暴力手段可能给党带来的破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九章）
毛泽东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控制，以整风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终结了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相分离的状态，完成了彻底的一元化大一统。“这构成了中国文艺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事件，即建立了一种实质有法律意味的国家文艺标准；我们知道，无论在任何时代，从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产物。”（《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129页，李洁非、李劼，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从此奠定了部分延续至今的党文化基础。其五个核心概念是：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绝不允许描写非阶级意识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利用“民族形式”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九章）。“这是一种从内到外，从精神到行为，从思想到政治，从个体催化到组织威服，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改造体系。”（《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108页）结果，在毛的软硬两手之下，知识分子们完全放弃了自我，而且心悦诚服，信徒般向毛以及“工农兵”拜倒。同时，这种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也消弭了精英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大众文化”由江湖走上庙堂，影响至今。所以有学者指出“‘红色经典’与后现代之间彼此有一种天然亲和力。”（同上305页）依我看，正如习近平今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那样，如果政教不分离，权力继续“关心”文化，真正高雅或通俗的文艺都不可能正常发育。
延安整风中，《解放日报》在陆定一和胡乔木的具体领导下，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逐渐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从而建构了毛氏“新闻学”的框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它以五个核心原则为中心：“党性第一”的原则，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准则”，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新闻保密和分层次阅读的原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九章）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由中央党校开创的学校官僚化、机关化的管理体制，贬低理论知识的反智主义倾向，和动用政治保安力量开展思想斗争和组织整肃的方式，构成了正在形成的毛氏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后，它的基本精神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经过若干修正和补充后，成为中共在机关、文宣部门和高等院校进行持续不绝的政治运动的传统方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未。而延安时期中央党校创立的官僚化、机关化的学校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高等院校管理体制的基础。（同上第九章）
从1942年揭幕的审干、坦白、反奸、抢救运动，到1947年王实味、蔺克义等被秘密处决，终于完全落幕。凡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人们都知道应对此三缄其口，人们从书本、报刊、报告中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一直到毛泽东、康生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有关“抢救”的内幕才陆续被披露出来，此时已距当年近四十年。（同上第十四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拉帮结派打倒王明，通过整风制服全党和全军、制服知识分子，确立个人最高权力的时期，延安整风的结果是喊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共的许多重要大会都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那曾是敬拜真神上帝、传扬福音的基督教堂，如今却被用来塑造现代迷信的偶像，祸害人间。毛泽东完成了从全党独裁到全国独裁的过渡，中共也从此形成了一个核心、一个领袖、一个思想。正如学者分析：“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更强调纪律。……‘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权制为国共两党所崇奉。党一旦执政，民主集权制又复制扩大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体制。”（《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63—64页）高度集权的确能凝聚力量夺取天下，但作为革命党，如果在和平时期不能及时转型，沿用斗争时期的体制，没有对立面的制衡，无法适应复杂形势，自身必然失去活力，最后殃及国家与民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