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文革重来”是愚蠢的,但文革始终未曾远离。
 
 
 
上一篇文章重点分析了文革实现的动力,结论是因为无法实现权力的动员和归集,文革不会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之下重来。但是,归集权力的野望之火,始终在统治者的胸中熊熊燃烧。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便是统治集团出现了一个“男儿”,能够把极权的残酷暴虐变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中国社会又会怎样?
由于权力无法有效地动员和归集,极权统治者总会面临一个现实的处境:权力不够用。极权的权力本来就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当权力不够用的时候,就要进一步剥夺民众的权利,以此作为增加权力的途径。剥夺民众权利表现为秩序的破坏和镇压的残酷。由于极权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力量的极度不对称,秩序的破坏对民众的影响,远远大于统治本身的失序。所以,失序是剥夺民众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残酷的镇压则作为辅助手段,强制清除权利剥夺过程中的障碍。
文革期间,为了使失序成为剥夺民众权利的常态,采取的办法是民众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只有当民众自身成为失序的力量,使失序成为民众自我保护的方式,权利的剥夺才最为彻底;失序之下的暴力泛滥,则使民众的现实权利降到了最低点。当失序成为唯一的规范,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将面临同样的被剥夺,因而环境变得更加恶劣,镇压也变得更加残酷。这种失序,是极权统治权力裹挟之下的民众,在被欺骗和被压迫中出于自保的失序,它既有极权的组织动员,也有民众的被迫参与。
但是,失序最终将会动摇极权统治的根基,使极权的统治秩序也面临困境。当极权统治者发现,权力的归集难以实现,而统治的危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就会终止民众的组织参与。此时,极权对统治秩序的需求,就会大于权力归集的需求;极权的工作重心,就会转移到统治秩序的重建。对文革期间受“逼害”者的平反,对“三种人”的清理,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严打”,都是极权重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极权一方面以“法治”为幌子,象征性地部分恢复因失序而被剥夺的民众权利,同时需要发展经济以便积累更多的统治资源;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打击动摇统治秩序的行为上。
极权统治秩序的核心目标,是禁绝民众的政治参与。后文革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民众接受了更多新的思想,观念水平有所提升;同时,经济发展的颓势日趋显现,民众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参与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而最为重要和直接的政治参与就是民间抗争。此时,极权也就撕下了“法治”的遮羞布,肆无忌惮地以犯罪作为最主要的手段,来维护极权统治秩序的核心内容。
当民间抗争处于少量、自发状态时,极权尚有馀力予以分治、镇压。它最为担心的,就是民众自觉和普遍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将会自然地形成组织化的参与。因此,极权必须以各种方式分化民间。发动民间将使民众的组织化失去控制,民众的力量不会再为极权所用,而是用于抗争。因此,即使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一个“男儿”,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归集权力,他也不敢再以发动民间的方式,使统治重新进入失序的状态。
“警惕文革重来”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持此观点者,也大多把失序作为反对抗争的理由。他们警惕的,并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民众的抗争造成的类似文革的失序。这是愚蠢的历史决定论的直接表现。抗争必然造成对当前统治秩序的破坏,而历史的每一次进步,何尝不是对既有的旧制度的破坏。知识和观念的提升和广泛传播,尤其是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觉醒和行动追求,正在把抗争导向为终结极权、实现民主。这是对历史决定论者最好的回应。
当前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和文革对失序的动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极权在不同的统治需求、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一致性的体现。认为“文革重来”当然是愚蠢的,但是,就像长平老师文章所说的那样:文革始终未曾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