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14年12月23日综合报道《习近平：搞“山头”、“圈子”、“帮派”必出事》，简洁概括了习近平所设的“官员五禁区”。而习近平目前赖以打破“官员五禁区”之招数主要有三，一是选择性反腐；二是当代厂卫，即已具厂卫之实的纪委和泛纪委体系；三是思想教育，说白了就是了无新意的体制内洗脑术。笔者将其简称为“习氏三招”。通过分析“官员五禁区”之说，足以洞窥“习氏三招”的直接目的。
然而，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习氏三招”能斩断中共帮派的粘合性、消弭党内山头的凝聚力、破解“官员五禁区”吗？对此，笔者详析如下。
1、选择性反腐和当代厂卫打不破山头帮派
博讯引习近平原话：“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以及：“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分析如下：
一直在大肆剪裁皇权专制文化为己所用的习近平，居然还有脸说什么“不能搞封建依附”，“不能搞门客门宦”。中共本身就有着深厚的皇权专制基因，乃祖毛氏一句“马克思加秦始皇”，算是对中共基因的精辟概括。早在穷山僻壤之延安，中共便据苏联体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供给制，如王实味文中所言“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俨然一个披着马列外衣的小型皇权专制王朝。中共夺权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皇权专制王朝共有的按爵供俸制。据网文，毛时代干部行政级别23级，工资亦各有对应；而工人实行8级工资制。邓时代、后邓时代，“特供”“工资”之类早已填不满中共上下的血盆大口，大小权贵疯狂吞噬民脂，举国官员争相以权谋私，贪腐金额动辄计数以亿，计量以吨。此皆为最为邪恶的皇权专制政权的特点。如此，出现“封建依附”、“门客门宦”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
从权力与人性的关系之角度，可进一步细化说明中共政权出现“封建依附”、“门客门宦”等普遍现象的必然性。假若有圣人的话，那么，除了圣人和傻子，人均有自私、贪婪等不良本性，而绝对权力可将人的不良本性极限膨胀，使人的趋利本能彻底放大。尤其是对全无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道德伦理约束力的权势者而言，绝对权力在手，无所约束之下，必然欲壑难平，贪得无厌。处在这样的政治粪缸中，极个别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者往往被边缘，被出局，剩下的是一群饿狼般的徒具人形的动物，个个势力眼，无人不厚黑，普遍堕落，比赛贪腐。然而能力有大小，后台有差异，权限有区别，导致权力不等，分赃不均，资源不一。为了榨取人民，为了多多分赃，为了各取所需，岂能不趋炎附势，岂能不结党营私，岂能不利益交换，岂能不各成山头？
一言以蔽之，若既要死保一党专制，又要消灭圈子、荡平山头，必如守着茅坑打苍蝇，岂能如愿？何况，选择反腐所能摧毁的圈子和山头极其有限，红二代权贵家族，以及曾经的一号、二号家族均屡被爆料其贪腐证据，然而如今都安然无恙。更何况，意识形态已解体，投身体制皆为利，中央权威难复建，主仆之道早错乱，当代厂卫中，尽心抓捕者能有几人？再说，在专制文化的熏染下，在专制环境的纵容下，选择反腐的执行者和当代厂卫又岂能不趋炎附势、结党营私？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纪委这个游离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超级机构其权威空前膨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是灾难性的，“因为整个中国的决策机构正在走向高度的集权。而高度的集权就是从中共的集权走向常委的集权，从常委的集权走向以习近平为首的一个人的集权。”“他和他信任的一两个人把整个中国的事情全部由他们拍脑袋就决定完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政治灾难。”
2、思想教育消解不了圈子文化
博讯引习近平原话：“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分析如下：
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便有什么样的文化。绝对权力生态是产生家长式官员的绝好条件，是滋生以家长式官员为核心的大小圈子的最佳温床。只要有圈子，有山头，就必然存在圈子文化，山头文化，习近平所言的“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必然成为此类文化中的常态现象。在大陆官场，不进入圈子，不归附山头，不服从权势，不巴结领导，基本耍不开，吃不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此类现象，此类官场文化，世人早已司空见惯，习近平在大陆官场摸爬滚打了数十年，岂能不知此种情况具有普遍性？难道不解圈子文化源于官场中？居然不知此种问题根子在制度？真的以为决定贪腐之因是思想？只要制度不变，任你习近平如何怒官员之不争，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处处拉关系、人人找门路的大陆政治生态；只要制度不变，莫说充斥假大空的思想教育不会有半分效果，即便你习近平声泪俱下地召唤现代青天，即便你习近平以诗词骈赋形式组织思想教育的言语，即便你习近平将古今中外的堂皇辞藻和道德说教尽数搬出，也只是苦作无用功而已，徒令千万精明官员们窃笑，充其量挠挠他们的耳膜，而无法撼动其早就修炼得硬如铁石的大私之心之分毫。专制老虎进了专制牢笼，不过是专制的胜利，这是拳硬力大的结果，不是制度成熟的结果，更非思想教育的结果。
3、三招齐出也治不了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
博讯引习近平原话：“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
以及：“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分析如下：
习近平所言“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自相矛盾。历届中共党魁纵然不自称代表全党，也热衷于个人独裁而不屑于党内民主，或者乐见以其为核心的“紧密团结”。习近平所言之逻辑虽悖，但很多大陆人即便是凭感觉也能领会到其言的实质含义，无非是：党员和官员不要效忠领导，要服从中央，不要唯上级之命是从，要唯党魁马首是瞻。
倒是习近平所引用的邓小平的话较有水平，既不明言目的，又比较达意。邓小平的观察能力和总结能力是很强的，中共官场的种种关系，确实可以归结为猫鼠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帮派关系。此种情况自然不是中共头目所乐见的。因为中共在党内党外均须依靠万众一心式的政治生态维持专制独裁。对中共头目而言，最佳状态就是全党忠于他，信赖他，敬畏他，膜拜他，这样进行专制统治才得心应手。如果中共内部人员各有所忠，各有所敬，各有所惧，各有所依，便导致中共头目的专制统治权能大打折扣，不断弱化中共头目的权威，使专制资源碎片化。除非是中共中央的政令十分符合地方官员利益，不然，政令一出中南海，执行力便逐级减弱，层层打折；但是，符合地方官员利益的政令，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意味着中共头目之权威的弱化和专制资源的碎片化。
对于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中共头目知其然，是否知其所以然？党治之所以依赖于人治，一人天下之所以演化为众官天下，集体专制之所以终成为个人专制，根本原因就在于专制制度。一般而言，专制制度初建之际或改头换面之时，首任专制头目或因有领打江山之功，或因有开疆拓土之能，或因有篡权夺位之术，或因兼有其他才能，在大小官员心目中有一定权威，再加上专制制度初建之际或改头换面之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往往有一定新鲜感和认同度，能够为绝大多数的官员和民众提供一个远景目标，所以比较容易实现高度专制，此时，专制头目一言九鼎，集体专制或也占有一定比例。俟首任专制头目不在，加上意识形态随时间流逝而逐渐破产，中央权威逐渐下跌。从地方到地方单位，从地方单位到部门，大小专制官员渐不买账，凭借手中的专制权力排斥异己，愈发坐大，构筑大小独立王国，各自垄断一方资源，导致专制资源碎片化，这样，在大大小小的专制势力范围中，只有恐惧而无敬畏，只有口服而无心服，只有效忠而无对立，只有利用而无帮助，便出现了猫鼠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帮派关系。
正因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的根本成因在于专制制度，加上习近平既无过人权威也无重建意识形态之能力，所以，只要习近平死守专制、不易制度，莫说只有三招，纵有百招，充其量也只能暂时抵住专制大厦之将倾，而绝无可能克服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更无可能重新整合专制资源，至于什么建中兴之功，成中兴之主，纯属无稽之谈，痴人说梦而已。
综上，在专制极权制度下，“官员五禁区”对“习氏三招”具有先天免疫力。只要一党专制不易，极权统治不变，“习氏三招”注定无法破解“官员五禁区”中的任何一个，注定治标不治本，小赢而大输；注定顾此而失彼，灭虎复养虎；注定徒劳穷折腾，替党掘坟墓。薄熙来倒了，周永康倒了，令计划倒了，然而，千百个小薄熙来、小周永康、小令计划正在专制土壤上茁壮成长，他们借鉴前任，总结前事，愈发狡诈，他们拉帮结伙，抱团成势，各占山头，在鱼肉人民之际，也在消解着一党专制的能量，诠释着“亡共在共”的真知灼见，推动中共极权加速走向灭亡。
然而，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习氏三招”能斩断中共帮派的粘合性、消弭党内山头的凝聚力、破解“官员五禁区”吗？对此，笔者详析如下。
1、选择性反腐和当代厂卫打不破山头帮派
博讯引习近平原话：“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以及：“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分析如下：
一直在大肆剪裁皇权专制文化为己所用的习近平，居然还有脸说什么“不能搞封建依附”，“不能搞门客门宦”。中共本身就有着深厚的皇权专制基因，乃祖毛氏一句“马克思加秦始皇”，算是对中共基因的精辟概括。早在穷山僻壤之延安，中共便据苏联体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供给制，如王实味文中所言“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俨然一个披着马列外衣的小型皇权专制王朝。中共夺权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皇权专制王朝共有的按爵供俸制。据网文，毛时代干部行政级别23级，工资亦各有对应；而工人实行8级工资制。邓时代、后邓时代，“特供”“工资”之类早已填不满中共上下的血盆大口，大小权贵疯狂吞噬民脂，举国官员争相以权谋私，贪腐金额动辄计数以亿，计量以吨。此皆为最为邪恶的皇权专制政权的特点。如此，出现“封建依附”、“门客门宦”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
从权力与人性的关系之角度，可进一步细化说明中共政权出现“封建依附”、“门客门宦”等普遍现象的必然性。假若有圣人的话，那么，除了圣人和傻子，人均有自私、贪婪等不良本性，而绝对权力可将人的不良本性极限膨胀，使人的趋利本能彻底放大。尤其是对全无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道德伦理约束力的权势者而言，绝对权力在手，无所约束之下，必然欲壑难平，贪得无厌。处在这样的政治粪缸中，极个别独善其身洁身自好者往往被边缘，被出局，剩下的是一群饿狼般的徒具人形的动物，个个势力眼，无人不厚黑，普遍堕落，比赛贪腐。然而能力有大小，后台有差异，权限有区别，导致权力不等，分赃不均，资源不一。为了榨取人民，为了多多分赃，为了各取所需，岂能不趋炎附势，岂能不结党营私，岂能不利益交换，岂能不各成山头？
一言以蔽之，若既要死保一党专制，又要消灭圈子、荡平山头，必如守着茅坑打苍蝇，岂能如愿？何况，选择反腐所能摧毁的圈子和山头极其有限，红二代权贵家族，以及曾经的一号、二号家族均屡被爆料其贪腐证据，然而如今都安然无恙。更何况，意识形态已解体，投身体制皆为利，中央权威难复建，主仆之道早错乱，当代厂卫中，尽心抓捕者能有几人？再说，在专制文化的熏染下，在专制环境的纵容下，选择反腐的执行者和当代厂卫又岂能不趋炎附势、结党营私？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纪委这个游离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超级机构其权威空前膨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是灾难性的，“因为整个中国的决策机构正在走向高度的集权。而高度的集权就是从中共的集权走向常委的集权，从常委的集权走向以习近平为首的一个人的集权。”“他和他信任的一两个人把整个中国的事情全部由他们拍脑袋就决定完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政治灾难。”
2、思想教育消解不了圈子文化
博讯引习近平原话：“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分析如下：
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便有什么样的文化。绝对权力生态是产生家长式官员的绝好条件，是滋生以家长式官员为核心的大小圈子的最佳温床。只要有圈子，有山头，就必然存在圈子文化，山头文化，习近平所言的“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必然成为此类文化中的常态现象。在大陆官场，不进入圈子，不归附山头，不服从权势，不巴结领导，基本耍不开，吃不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此类现象，此类官场文化，世人早已司空见惯，习近平在大陆官场摸爬滚打了数十年，岂能不知此种情况具有普遍性？难道不解圈子文化源于官场中？居然不知此种问题根子在制度？真的以为决定贪腐之因是思想？只要制度不变，任你习近平如何怒官员之不争，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处处拉关系、人人找门路的大陆政治生态；只要制度不变，莫说充斥假大空的思想教育不会有半分效果，即便你习近平声泪俱下地召唤现代青天，即便你习近平以诗词骈赋形式组织思想教育的言语，即便你习近平将古今中外的堂皇辞藻和道德说教尽数搬出，也只是苦作无用功而已，徒令千万精明官员们窃笑，充其量挠挠他们的耳膜，而无法撼动其早就修炼得硬如铁石的大私之心之分毫。专制老虎进了专制牢笼，不过是专制的胜利，这是拳硬力大的结果，不是制度成熟的结果，更非思想教育的结果。
3、三招齐出也治不了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
博讯引习近平原话：“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
以及：“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分析如下：
习近平所言“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自相矛盾。历届中共党魁纵然不自称代表全党，也热衷于个人独裁而不屑于党内民主，或者乐见以其为核心的“紧密团结”。习近平所言之逻辑虽悖，但很多大陆人即便是凭感觉也能领会到其言的实质含义，无非是：党员和官员不要效忠领导，要服从中央，不要唯上级之命是从，要唯党魁马首是瞻。
倒是习近平所引用的邓小平的话较有水平，既不明言目的，又比较达意。邓小平的观察能力和总结能力是很强的，中共官场的种种关系，确实可以归结为猫鼠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帮派关系。此种情况自然不是中共头目所乐见的。因为中共在党内党外均须依靠万众一心式的政治生态维持专制独裁。对中共头目而言，最佳状态就是全党忠于他，信赖他，敬畏他，膜拜他，这样进行专制统治才得心应手。如果中共内部人员各有所忠，各有所敬，各有所惧，各有所依，便导致中共头目的专制统治权能大打折扣，不断弱化中共头目的权威，使专制资源碎片化。除非是中共中央的政令十分符合地方官员利益，不然，政令一出中南海，执行力便逐级减弱，层层打折；但是，符合地方官员利益的政令，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意味着中共头目之权威的弱化和专制资源的碎片化。
对于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中共头目知其然，是否知其所以然？党治之所以依赖于人治，一人天下之所以演化为众官天下，集体专制之所以终成为个人专制，根本原因就在于专制制度。一般而言，专制制度初建之际或改头换面之时，首任专制头目或因有领打江山之功，或因有开疆拓土之能，或因有篡权夺位之术，或因兼有其他才能，在大小官员心目中有一定权威，再加上专制制度初建之际或改头换面之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往往有一定新鲜感和认同度，能够为绝大多数的官员和民众提供一个远景目标，所以比较容易实现高度专制，此时，专制头目一言九鼎，集体专制或也占有一定比例。俟首任专制头目不在，加上意识形态随时间流逝而逐渐破产，中央权威逐渐下跌。从地方到地方单位，从地方单位到部门，大小专制官员渐不买账，凭借手中的专制权力排斥异己，愈发坐大，构筑大小独立王国，各自垄断一方资源，导致专制资源碎片化，这样，在大大小小的专制势力范围中，只有恐惧而无敬畏，只有口服而无心服，只有效忠而无对立，只有利用而无帮助，便出现了猫鼠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帮派关系。
正因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的根本成因在于专制制度，加上习近平既无过人权威也无重建意识形态之能力，所以，只要习近平死守专制、不易制度，莫说只有三招，纵有百招，充其量也只能暂时抵住专制大厦之将倾，而绝无可能克服专制资源碎片化之痼疾，更无可能重新整合专制资源，至于什么建中兴之功，成中兴之主，纯属无稽之谈，痴人说梦而已。
综上，在专制极权制度下，“官员五禁区”对“习氏三招”具有先天免疫力。只要一党专制不易，极权统治不变，“习氏三招”注定无法破解“官员五禁区”中的任何一个，注定治标不治本，小赢而大输；注定顾此而失彼，灭虎复养虎；注定徒劳穷折腾，替党掘坟墓。薄熙来倒了，周永康倒了，令计划倒了，然而，千百个小薄熙来、小周永康、小令计划正在专制土壤上茁壮成长，他们借鉴前任，总结前事，愈发狡诈，他们拉帮结伙，抱团成势，各占山头，在鱼肉人民之际，也在消解着一党专制的能量，诠释着“亡共在共”的真知灼见，推动中共极权加速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