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是文革能够实现的条件，而且它的确实现了。当权力体系失去足够的动员力，当组织参与成为动摇极权统治的力量，文革也就再无实现的条件。但是，从极权的历史一致性角度看待文革，人们就会发现：它不仅是一代人无法回顾的历史，更是几代人身处的现实。
在很多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的政治走向更多取决于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毛是果决强硬的，邓是强硬但变通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性格影响着中国。这些外部观察者能够看到的，不是中国国民的权利现实，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采取的立场，在全球市场的经济地位。这样的观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评价，就是太“外宾”了。
极权统治有一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建立过程中，极权需要把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等要素，通过剥夺的方式上收到体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包办的政府，并依靠它的力量强制推行极权统治合法性。在巩固过程中，极权需要对内部的权力结构加以优化，形成权力和利益等方面的内部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既表现为体制内外巨大的利益差异，也表现为权力控制的刚性和残酷。文革就发生在极权巩固的过程中，它不仅使权力控制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而且使之成为极权的政治传统：对上级权力无条件的服从和对民众无顾忌的践踏。
而在当前的维稳阶段，体制因其长期的效率低下和内耗，不得不剥离了一些外围资源。这些外围资源被释放到民间，就是表面上的“进步”；其核心资源则被更加紧密地控制在统治阶层手中，成为维稳体制的基石。在维稳阶段，极权需要通过利益的持续输送巩固内部一致性，豢养维持其统治的官僚、警察和军队；极权还需要继续以表面上的进步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欺骗和打击民间。只有这样，极权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才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解决，在统治集团外部予以压制。
极权催生了文革，极权仍然在以和文革时期同样的思维统治着社会，极权的历史一致性从未改变。“文革从未远离”所指的文革，就是极权历史的一致性。自外于极权统治的现实，才会把文革当作极权一个特殊的现象，把文革之后的改革视为社会的进步。而事实是，极权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始终都在践踏民众的权利，并把它归化为统治的权力；不仅是政治，而且包括经济，包括所有的社会要素，都是统治权力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为什么是极权的原因。
而当有些人担忧文革会不会重来时，所提到的文革，实际上抽离了极权历史一致性和极权本身，仅以文革时权力归集的残酷、民众权利的丧失和社会治理的失序作为标本。这种担忧既是对极权这个强有力的统治方式崩溃之后的恐慌，也是对民众认知能力和观念水平的诬蔑。或许极权崩溃之后，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混乱，但是每一个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极权的罪孽，这也是极权绑架社会、要挟民间的方式。
文革就是极权本身。相比可见的GFW，极权是更加现实的墙，也是民众心中的墙。它让民众恐惧，让民众顺从，让民众不得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寻求更加有利的位置——这是极权的目标，这也正是文革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