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北京市师大附中（原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荣誉名称。此事引起网沸。宋彬彬曾是文革重要人物——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北京市大附中是著名中学，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寓意什么？ 民众何以议论如潮？这不是一校一人之问题，而有关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历史与评价，显示中国当今乃至未来文明价值的界定和选择。此体乃大，并非小题。
1966年8月5日， 北京师大学女附中学一些红卫兵批斗殴打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五个人身上被倒墨汁、戴高帽子、脖 子上挂牌子、强迫下跪，红卫兵对他们用带钉子的棒子毒打、开水烫等等。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磨，卞仲耘致死、胡志涛骨折，另外三人重伤。（参见文革史家王友 琴“学生打老师”,作者当时是该校学生）2006年，90岁 高龄的林莽先生撰文回忆：“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 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 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 是木枪。……棍子像雨点般 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 她起不来了！另一个女红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
在这场血案发生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委会和红卫兵的领导、学生党员。当日晚，也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见了吴德，汇报卞仲耘之死。而且该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正是宋彬彬和另外两个高三学生贴出的。（参见王友琴“学生打老师”）北师大校友陶洛诵见证：“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 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毫无疑义，对这起血案中，宋彬彬负有责任。
十数日后，“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毛对她说：“要武嘛”。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宋要武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说“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自此，红卫兵暴行席卷全国。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其文件“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列举红卫兵功绩：“在8月20日到9月底40天内，北京共打死了1772人。”有关红卫兵的暴行，已有许多记述，这里不再例举。
二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辩解，“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她还辩解，两报发表“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章”，事先她并不知晓。即使真是如此，宋彬彬也还是难脱其责。去掉理想的光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卫兵：1、效忠最高领袖；2、实施残酷暴力；3、追求极权权力和统治；4、非人性、横扫文明（砸烂封资修）；5、崇尚血统特权；6、 疯狂虚妄。人们将红卫兵比喻为青年法西斯，不为过，“红卫兵”的命名即有党卫军的寓意。我们否定红卫兵，多在其暴行，但这不够。红卫兵有其政治纲领、背景和目的，也有其意识形态，其上求极权统治，下毁人性、文化，颠覆文明。于这样的组织，暴行是其必然的形式。66年红卫兵暴行横扫社会，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红卫兵集中显现了极权政治，并将暴行推倒极致。40余年过去了，我们至今没有对此历史完整的清理和记录，反而遮掩涂改，甚至黑白颠倒，红卫兵的遗患也至今深存中国民族的肌体与社会，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可为一例。
如果我们完整地去认识红卫兵运动，那么宋彬彬是否亲手打过人就不那么重要，即使她在某个时候也曾反对武斗，但作为一个红卫兵头目及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象征，她对这部罪恶的历史仍负有责任。这里我特别要分析一下她给毛戴红袖章事件。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接见红卫兵代表；7月31日毛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封信；8月18日毛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毛是红卫兵运动的发动者和总后台，毫无疑问他是罪魁。毛接见红卫兵有几个目的：1、动员青年学生作为他的政治势力；2、向刘邓官僚集团显示他的政治力量；3、鼓动狂热，启动全国自下而上的“革命”。将党极权变为毛个人极权，这是毛发动文革的主旨。“ 8.18”实是毛将“人民革命”推向高潮的誓师大会。
骆小海记：“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1966年8月中旬至11月底，毛8次接见红卫兵1100多 万人，而这正是红卫兵暴行最为猖獗时期。显然，毛是有意纵容鼓励红卫兵暴力。他清楚，要摧毁刘邓各级官僚，夺得权力，不能只靠大字报，还需要群众暴力。 毛在天安门城楼接受宋彬彬戴袖章，并说“要武”，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就当时全国红卫兵兴起暴力蔓延之势，这倒更类似酒后真言。特别要提示，毛“8.18”接见红卫兵是穿军装，且而这是他建国后首次着军装，他经过精心考虑，显示他掌握军队——显示暴力，革命与军队一体，威慑政敌、社会与民众。暴力与其说是毛的革命手段，不如说是他的信奉。
49年后，毛逐步成为国家的神像。就人们的狂热崇拜，8.18接见是一场神灵显体的巫仪式，百万民众集体迷狂。中共革命即是胜利的太平天国。在这场巫仪式中，毛宋红袖章一幕虽然是偶然的，但却是重要的：1、领袖赐予红卫兵最高荣誉——高价值量；2、红卫兵获得超乎国家、政府、法律和民众之上的特权和地位；3、红卫兵的血腥暴力得以肯定，有了“合法性”；4、向全国发出红卫兵进军的号召。“8.18” 后，红卫兵铺天盖地，由学校冲向社会，破坏与暴行进入高潮。戴红袖章一幕即是进军的号角，其是偶然发生的，但引发的能量是巨大的；而此偶然之下，隐含着红卫兵运动的本质：暴行、崇尚权力、虚妄、反文明（由彬彬到要武）；也正是由于它集中体现了此本质，才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象征。还要补充一句，红卫兵与毛的关系是教父与教子。
66年8月初，北京各校红卫兵已普遍兴起，揪斗、戴高帽、殴打、游街、关押、刑讯等暴行也已流行，北师女大卞仲耘之死是典型事件。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中说：“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王先生抓住了本质，在当时红卫兵就已鲜血淋淋。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不是被动的，主意是她想到并提出的，此举使红卫兵登上“神坛”， 她自己也沾了“神光”。当然，宋彬彬当时不会想那么多，但她对红卫兵运动是推崇的，对其暴力也是认可的，此外还有对领袖的求宠。宋彬彬辩解“我给毛主席带 上了红袖章”的文章与她无关，即使如此，她还是接受了“宋要武”的名字，至今我们还能查到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要武写的大字报。“8.18”后，宋彬彬作为北女师大的“执政者”之一，该校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她也不可能未参与。
三
我们并不是抓住宋彬彬不放，不是一定咬定她打人杀人，她也确实曾反对武斗（见宋要武、华小康等“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1966年9月6日）。这些具体事情需实事求是，但宋彬彬曾积极投身红卫兵运动，并起到号角作用，不能说因为她没亲手打过人而无罪，毛一生也没亲手杀过人，但他发动了大屠杀。
当然在当时的背景下，作为一个19岁 的女学生，我们今天可以对之宽容地理解，她的狂热也正是当时全国大多数人的狂热。但是，宽容的前提是审判罪行，伸张道义，否则人类社会的基础——道义原则便将颠覆。卞仲耘血案，宋彬彬是当时的红卫兵领导，属参与者。天安门“戴红袖章”事件对全国红卫兵暴行起到了号角作用，不言而喻宋彬彬罪责难逃。
当初全国民众在迷乱中，还可以搪塞说被蒙骗，但是经过了40多年，我们足以辨识善恶是非。我们需要：1、首先宣判罪。杀戮、酷刑、虐待、侮辱人是罪；摧毁人伦、毁坏文化是罪；追求极权统治是罪。2、认罪悔过。指使者有指使者的罪；头目有头目的罪；随从有随从的罪。在这场暴虐中，毛有毛的罪，民众也有民众的罪，后者并不可以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因为是被蒙骗而无罪。受蒙骗而施暴，依然不可逃脱罪责。谁的罪谁担，谁犯罪谁需悔。3、向受难者与被毁坏的文化道歉。4、从政治、社会、历史、人性、思想文化等各角度反省文革。
对于红卫兵暴行，无论是直接参与者或是幕后指使者，如果在当时或相隔时间尚不长，就一定需要司法审判。罪有当得，这是自古人类文明的基石之一。可惜这在中国并无可能，指使和支持这场暴行的正是极权制度和毛本人。而于现今，就是中国更换制度，由于时间相隔太长，背景过于庞杂，牵扯范围太大，司法审判也失去了可能。因此我们今天重提这段历史，不是要求司法清算，而是道义界定。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做，而且也是需要做的。道义是文明的基础，其界定文明的基本规范，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根于此。道义规范破坏，整部文明即倒塌。中国当代灾祸不断，重要原因即是道义规范崩溃，红卫兵运动就是善恶价值颠倒的明证。中国眼下的黑社会化，也在道义规范被颠覆，社会正常秩序不得生成。中国要重新走向文明，就需要道义界定。 文明不是空泛的，而由人类具体的生存经验凝聚，这就如同法律的确立要以具体案例为内容。这点非常重要，道义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人类漫长生存经验的积蓄，因此它是以传统为延续为基础的。在中国恢复道义，就是恢复人类自古以来的善恶价值，其是常识性的、普世的，是为各 文明所共同接受和认定的，比如仁爱、禁滥杀、反暴行、尊重人、公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而在中国恢复这些，首先是面对中国当代反文明的历史，以道义审定所发生的事情，由土改到六四，一桩桩一件件，什么是义，什么是罪，将颠倒的文明颠倒过来，这也就是道义的落实，使道义植于历史经验的深处。概念的道义有了经验的内涵，其才是充实的具体的。而经过道义审判，被摧毁的道义价值才能重新确立，有参照，有准则，有范例。恢复道义，这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基点。
四
客观地说，图片上给毛带红袖章的宋彬彬——红卫兵运动的象征，并不等同于宋彬彬本人。前者是公共象征符号；后者则是她个人，投身红卫兵只是她个人经历的一部分。 对于宋彬彬个人，我们不是要将她作为红卫兵运动来声讨，但是她对自己参加红卫兵运动的经历及恶果，应该承付责任，需要有悔过有道歉，也应该有反省认识；而文革受害者及公共社会，即使在今天，也有权对她在红卫兵运动中的所为提出指控和道义谴责；历史对此应该如实地记录和评述。我们不是要清算个人，但是经过40年，宋彬彬并未认过道歉，也没对红卫兵运动反省，而只是为自己开脱辩护，这不能让人原谅。一位网友评论说：“她既然参与校庆的评选，完全可以表明她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对8.18以及红卫兵暴力的态度。比如，她可以在那张照片下加注释：这是当年我曾引以为荣的照片，今天看起来，它联系着无辜人民的伤亡和国家的动乱，我没有思考，没有拒绝，如今深以为耻。”今天回首，面对那些死难，说这样一句话并非苛求，但是宋彬彬没反悔也无歉意。当初参加红卫兵运动尚可以说无知，但40年后仍然拒绝认过道歉，这是对受难者和人类道义的蔑视。当然，1949年以来，中国绝大多数参与杀戮与迫害的人都没有反悔和道歉，而这就是中国丧失道义的标志。
就算宋彬彬可以像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对他们参与的罪行保持沉默，但是她出来参选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却不是对红卫兵之罪的沉默。某位替她辩护的人也说：“宋彬彬出来应选知名校友是不明智的”。著名学府 的“知名校友”，是社会荣誉，代表教育的价值和取向。作为“知名校友”的宋彬彬同样不是她个人，而是社会价值的公共符号，而这个象征符号和给毛戴袖章的象征符号是相通的，前者包含后者。赋予“宋彬彬”以“知名校友”的荣誉，就是对红卫兵运动及其暴行的肯定。特别是该校推荐知名校友的网页上，宋彬彬个人简历栏目注有：“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北师大实验中学所编《辉煌90年》 纪念画册，也将宋给毛戴袖章的图片刊登其中。昨日的血迹尚未清洗，今日就公然赞颂暴行，这是对千百万受难者的蔑视，是对文明的挑衅。人们之所以对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不依不饶”，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有关：如何评述红卫兵暴行？中国有没有道义？什么是中国的荣誉？ 以什么教育中国的学生？中国走向哪里？
请不要说，此事件仅仅是一所学校评选荣誉校友活动，无关政治与社会。此次北师大附中校庆，有108人被推荐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其中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但是她最终被刷掉。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创办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国第一所文革博物馆，因为她近30年来始终不渝地寻找文革的死难者，调查记录文革的罪行。她说：“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以王友琴博士所做，以及她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可以说她是北师大附中90年历史中的第一人。历史将铭刻1966年红卫兵在该校的暴行，文明的殿堂沦为暴行的屠场，这是该校永久的耻辱，应该世代铭记。而王女士则是祭奠死难，记录这场罪行，寻找正义与人的尊严。她孤身一人，无任何资助，顶着压力，数十年如一日，采访了上千人，为600多受难者立传，记录他们的血难，为他们恢复名誉，谴责罪行。她为中国当代历史奠立了一块文明与非文明的界石。作为校友，王友琴洗刷了北师大附中的耻辱，为其挽回了荣誉。但是为什么，王友琴女士被从“知名校友”中拿掉，而宋彬彬却当选？实在地说，不容王友琴当选“知名校友”未必是北师大附中的真意，但校方不得或不敢不如此，因为王友琴纪念文革受难者，就是公布谴责毛、极权制度、文革和红卫兵的罪恶，而这是当局所不容的。中共虽有改革，但仍是毛政权的延续，毛是其祖师，也是其旗号，而昔日的红卫兵如今许多已是党军政要员，这就是宋彬彬当选而王友琴落选的秘密。但是在此事件中，北师大附中还是难逃其辱，讨好权力，隐瞒罪行，颠倒善恶，轻蔑受难者和道义，这是在40年前的耻辱上再加耻辱。40年了，人们已经看清而且明白，但是这样一所著名的学府为什么再次背叛文明？
五
中国人并不缺少思考能力，1949年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事实和是非都不允许讲述，统治者宁愿其似是而非，指马为鹿，最具象征的就是毛的画像依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毛是极权中国的创立者、偶像，邓及其后的政权与制度是由毛那里继承来的，他们与毛是同党。如果放倒毛，清算毛的罪行，中国的现当局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官员将被清算，极权制度也将塌毁。因此要维护现政权与制度，就必需维护毛，保留毛的旗帜，涂抹篡改隐藏毛的罪行。
毛和中共的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明，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中国要恢复文明，就要清算毛和中共的历史，确立文明的正值，重建道义规范，如此中国才能建立有序社会。但是于中共，毛恰恰不能批，否定毛就是否定“新中国”，否定党，否定一党专政制度，因此毛像必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北师大实验中学所编《辉煌90年》 纪念画册，将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图片刊登其中，其意义与此是一致的。
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社会按照人文价值组构秩序，没有正面的道义价值，文明社会也就无从组建。中国经济飞跃，社会反而黑社会化，而且其趋势越发严重。中共的几十年的极权统治，不仅是杀戮残害了数千万人，也还在其颠覆了文明——消灭了道义、公正，乃至人们生活中常识性善恶道德。于是社会组构的纲常被绞断，人群共生的基础被摧毁。虽然，毛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为了维护中共权力，毛符号党符号依然垄断意识价值，这套符号血迹斑斑，满是谎言，是伪价值。而一个社会没有道义规范与文明价值，必定是盛行丛林原则——厚黑说——的野蛮状态。中国铺天盖地的贪污腐败、造假、黑社会化就是必然的。强权与黑社会是一致的，它们是社会无序状态下不同的暴力形式，而且它们将结为一体。而这种状态最终将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因为暴力和无信将成为全民的生存方式。
人之出性本善，这话有些空泛，但是人性确有道义与善的需求，有建立和修复文明的本性，这也就是文明所在的原因。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残酷的时代，人性良知也不会全然灭绝，比如林昭和遇罗克。八九运动本质上是否定极权统治，伸张道义诉求公正，要求重建文明的爱国运动，青年学生们代表了民族的希望与理想。可惜这场运动淹没在鲜血中。八九之后，天安门母亲群体在恐怖下对道义的不屈寻求，是民族良知与爱的代表；异议者、自由知识分子对于专制的批判对民主的呼吁；特别是维权运动兴起，道义与公正落实为个人权益的诉求，公民正在生成。这些说明，中国人有良知，有道义诉求，他们可以依靠自己建立一个公正文明的中国。孙志刚事件、萨斯事件、太石村事件、厦门PX事件、黑砖窑事件等等，这些都是发自民间。如果没有权力的障碍，中国将发生广泛的重建道义，复归文明的社会运动。但是由于权力的障碍，中国健康的道义力量遭打压，而不能正常生长。中共垄断了社会、话语和价值权利，即扼制了中国民族对文明的修复机制，他们剥夺民众社会权利，控制言论，恐吓、收买知识分子，打击、监禁异议者、维权人士和反对派，他们扼制和打击的对象正是重建中国道义规范不可缺少的力量。道义与公正从来就是在各方利益有效的对抗与平衡中方可建立的。经过长久的破坏和极权统治，中国道义的呼声本来就是弱势，而庞大的国家权力又操纵专制机器镇压异己，这就更致使中国道义规范无可建立。
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是个文明价值颠倒的典型事例。为什么北师大选知名校友，刷掉王友琴而取宋彬彬？王、宋二人的文明价值之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所著名学府却斥前而媚后，这不是一孤立事件，其象征性表明当今中国文明价值的颠倒。可以相信，如果没有权力与政治的介入，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会选王友琴，而非宋彬彬。正是中国的权力和制度决定了此事件价值倒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极权对于文明的有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糟糕的人文状况，由天安门城楼的画像到六四，由党报到小学生的课本。强暴者荣，赴义者辱，社会不糜烂不黑化，能如何？
人受价值观念支配，社会也按照价值符号而组构，如果价值倒置，人性和社会最终将混乱乃至崩溃。人是有限的，权力也使有限的，极权者错误地相信权力什么都可以操纵，可以任意所为，由经济到法律，由言论到思想，由社会到人性，由历史到价值，由真理到信仰，其实这是妄想。新中国的一系列灾难都源此虚妄。毛操纵一切最终毁灭一切。文明根于人性，是人存在之必需，尽管诸文明相异不一，但其基本原则相通，恒久不变，它不是谁一时的创造，也不能由谁由哪一党所控制，它是千百年来人类生存的共同经验的积蓄与延续，是人存在之本 。宗教地说，它来于神；人文地说它是人世之永恒。强权下，指鹿为马或许可以得逞，但人心不服，人们在接受的时候就开始反叛，随时准备颠覆它；即使人们认知有限，一时被蒙蔽，但也不会长久，人毕竟要面对真实面对生存，寻求生的保障和价值，实现人性。所有反文明的政权都是短暂的。价值和公共符号体现群体共生的规则与经验，不可以随意操纵，即使古代专制帝王也需遵循传统。权力操纵价值和公共符号是危险的，最终是摧毁社会和文明，也包括他们自己，极权的危险就是其摧毁文明，当代中国的连续灾难就是证明。
中国要归附文明，复建秩序，即要道义正名，这一关跳不过去，有此才有文明规则的建立。而做到此，中国政权就需要放弃对价值和公共符号的操纵垄断，将之交还给社会和公众，具体而言就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自由，将其权利还与民间。试想，如果没有权力干涉，由北师大附中的校友、师生自己评选“知名校友”，当选的会是王友琴还是宋彬彬？但是如果有权力的操纵和障碍，那么其结果也就自然是颠倒的。明此，我们就清楚中国复建文明的结症何在。但是权力的本质就是膨胀——最大限度地追求统治，何况是极权政权，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权力归还道义，而需要我们秉持良知，面对真实，坚持不懈地为道义言说，为道义正名，为不公正说话。比如该宋彬彬事件，我们就需要抵制权力抵制对权力的谄媚，谴责红卫兵暴行，维护受难者，捍卫道义原则。道义不属于权力，它需要从权力那里解放出来，恢复其神圣尊严，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道义本身就包含对蛮横、暴行和强权的抵抗，它是富有勇气的抗争。并且，我们也不要指望中国当局会主动将思想、言论、新闻、出版、教育的权利归还予民，自由权利的获得只能来奋争，民间要有足够的力量和压力，这是一个与政权博弈过程。在中国 只有获得新闻、言论自由，重建社会道义才有可能，道义需要舆论和民众认同方可确立。
六
严格地说，重建道义首先是知识者的责任，知识者的责任是良知，在本质上知识者是文明的祭司，历史上知识者由祭司演化而来。遗憾的是49年后，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整体上已经被消灭了，他们早已沦为权力的仆役和工具。现在中国有不少独立优秀的知识者个人，但是没有一个承付民族良知与命运的知识阶层，中国文明的毁灭与中国知识阶级的被消灭是一致的。北师大附中“知名校友”事件折射出当今中国知识阶级与权力的暧昧关系，也显现了他们的卑微与屈辱，这是中国民族的悲哀。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文明的复兴取决于知识者的独立与尽职——分立于权力而忠实于良知。中国需要完成一次知识者与权力的分立，良知、道义与权力的分立。中国知识者只有在承载文明的命运、道义与良知中才能重新站立，才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人格与尊严。
2008年2月于 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