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2014年，广东成为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为借口打击民主维权人士最严重的地区，外界获知的以该罪名抓捕的人士多达九人，分别是：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王默、谢文飞、张圣雨、天理（陈启棠）、苏昌兰等。其中，由广州市公安局侦办的七人，由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侦办的共二人。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省份，因为发展较早较快，这个地方的人思想相对其它地方的人而言要开放得多。尤其是广州，可谓精英云集，很多外地的有志之士都被这里比较好的社会氛围所吸引。在中国的省区市当中，公民社会成长得最好的当属广东无疑，在清朝末年，广东人最先揭竿而起，如今，广东人同样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可贵精神。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广东的公民社会是最为成熟的。从海外媒体的报道情况看，广东几乎每年都会涌现出一批新的让异见圈熟悉的公民面孔，当然，也正因为广东具有公民精神的人太多，所以，因为积极参与民主、维权活动而被抓捕的人士也更多。
从最近这些年的情况看，当局打压公民的手段其实很多，除了约谈、传唤、跟踪、窃听等一般性的骚扰之外，就是将公民治罪。罪名可谓五花八门，最常见的包括：造谣诽谤、寻衅滋事、非法经营、扰乱公共秩序以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颠覆国家政权。
《刑法》当中，危害国家安全类罪当中，涉及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一条款（105条第2款）最受外界和民间诟病，不少独立学者和法律人士要求当局将这一条款废止，但是，一直不见效果，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公民因为批评中共和当权者而遭到拘禁。
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的确存在，要谈是否合法，在古今中外，几乎都没有合法的，因为除了如今的民主国度允许公民推翻暴政之外，其它国度的法律都主要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不可能认可颠覆行为。当然，中国人对于颠覆行为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认定标准的，如商王讨桀、武王伐纣、刘项攻秦，没有几个人认为不是合情合理的。
遵纪守法本来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但是，在一党专政、党权至上的国家，法律不是由民意来制定的，所以，一旦统治集团本身已经成为了执法犯法的先锋，并且残民以逞时，民众就没有必要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做。当然，对于自然法则和基本的社会道德，公民是应该加以遵守的。
一般说来，颠覆政府的确不合法，但未必不合理。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王朝已经腐败透顶、民不聊生，那么将其推翻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否则，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不会一呼百应。当然，如果一个王朝还不至于那样令民众深恶痛绝的时候，谁结果了它，就还是会有不少人留恋，历史上的反魏兴汉、反清复明其实就说明了曹操的篡位、满清的入关不得人心。
在经过了几千年的王朝专制过后，中国人的思维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希望以王朝更迭的方式来结束政权的民众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都懂得，一个专制政权倒下了，专制制度却未必会倒下，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民主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又于民何用？
中共统治中国已经六十多年，在这期间，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催生了不计其数的冤魂野鬼。如今，虽然执政当局高谈“依法治国”，但政治性的冤案依然是接二连三。记得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当局用来整人的罪名主要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不过，当时被以此为名拘捕的人并不多，而且每拘捕一个就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如今，海外媒体依然会尽力关注每一个被拘捕者，但是，在民间，似乎已经对此越来越麻木。很多人同情依旧，但不会大力声援，因为一是网络管制非常严厉，二是深知声援并不能改变被拘捕者的处境。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就是一个以言治罪的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可以有，但应该有严格的界定标准，结社组党不应该算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只有在具有实质性的武力颠覆举动的时候才能定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法，其实就说明中国这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今年86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茅于轼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新年期许”论坛上作了《共和意味着开放言论自由》的主题发言：2015年他的期许“就是言论要自由。这一条是最根本的，言论自由没有保障，别的统统都谈不上。而言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不是恩施的。”茅老还在发言中特别指出：“共和就是要讲道理，所以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是共和最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社会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就要看一条标准，即言论自由是否能够保障。从这方面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有所倒退，因为抓了好多政治犯，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公民可以自由议论国事，自由评论国家领导人，即使高喊推翻政府或某某领导人下台的口号也不构成犯罪，除非是恶意造谣诽谤，那也是由受害者自己去诉诸法律，而不是由警方去越俎代庖充当打手。
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到去年的香港“占中”运动，广东公民一直都是踊跃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广东成为政治犯最多的重灾区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广州则是重中之重，在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的九人当中，广州就占了七人，可见，广州的公民社会有多强大，而广州当局对此有多紧张。
当然，媒体的统计实际上只会比现实当中数量小，
很多被拘捕者其实并非广东本土出生，如著名人权律师、《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唐荆陵本是湖北人，但他在广东生活时间长，从他的精神品质上讲，他更是广东人。即使是在广东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离开广东的人士，也比一般人更具有公民精神。可见，广东实际上已经成了公民熔炉和公民精神的播撒地。
公道自在人心，在公众心目中，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的公民，不仅不是犯罪分子，而且还是一个个大写的人，没有他们，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路将更为漫长更为崎岖。将他们拘捕和定罪，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认证，他们在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同时，也会被载入光辉的史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虽失去了自由，但还会有更多的公民接棒，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