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关于《方励之自传》的书评发表之后，引来陈明先生万字长文《余杰和方励之的是非》反驳。对于陈明先生的某些看法，我觉得有进一步澄清之必要。
肯定方励之的历史贡献，但反对为其制造神光圈
我生也晚也，与方励之素昧平生，并不存在什么”是非”.2012年我刚刚流亡美国不久，即传来方励之骤然逝世的消息。我记得当时历史学者王友琴女士特意给我打来一通长长的电话，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与比我长两代的方励之及其同辈毫无纠葛，拥有一种理性审视的距离，很适宜为方励之写一本传记。大概那时我写的《刘晓波传》刚出版且深受读者好评，王友琴女士才作如此联想。
再过一年多，方励之的自传在台湾出版了。我没有为他写传记，倒是为这本自传写了一篇书评。任何读过我的这篇书评的读者，若平心而论，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我的文章对方励之是基本肯定的，文章的大部分段落对于方励之在八十年代倡导民主、人权、自由等理念的贡献深表敬意。我在文章中强调，作为中国的”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还起而行道，尤其是在大学中推行学术自由，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趋向活跃而丰富的先导者。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陈明对我的文章的这些部分视而不见。
当然，我在文章中也对方励之的不足或局限做了一些粗浅的分析和论述。坦率地说，我非常反感华人世界中的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儒家文化喜欢寻找圣人和救星，每当我读到华人世界中那些充满宏大叙事和迭床架屋的大词的”缅怀先烈”的文章时，我就如同闻到”阴沟中的气味”.所以，在论及方励之、刘宾雁等民主运动前辈时，我始终诚实且如实指出，在一些观念和议题上，我与他们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我也致力于探究他们为何未能更上层楼、更加伟大的原因。如果这样做是对他们的”冒犯”的话，我不做”好好先生”，而宁愿当陈明所说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冒犯者”.在这篇书评中，我只是讨论作为人权活动家的方励之，不涉及作为物理学家的方励之。作为一个中文出身的写作者，我的知识结构显然无法评价方励之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我也相信，若陈明先生不是物理学家，他在这个方面跟我一样毫无发言权。不过，不懂物理学，仍然可以评论方励之。因为，作为公共人物的方励之，凸显的是其异议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家的一面。
把背后有神光圈的伟人还原成人，是我写作中的一个坚持和原则。即便在为十多年来跟我亲密无间、亦师亦友的刘晓波写传记的时候，我也竭力避免把刘晓波写得太好，竭力避免将其神话化。我如实地写出刘晓波在八九前后参与政治和文化活动时的种种不当言行，以及由此彰显出来的性格中狂妄、傲慢、自恋的因素。我也如实地写出青年时代的刘晓波在两性问题上的放浪不羁、缺乏家庭责任感，以及对前妻和儿子造成的难以愈合的伤害。我想，狱中的刘晓波一定会认可我的这种诚实和客观的写法。
但是，很遗憾的是，在陈明先生的眼中，似乎只有绝对完美的、像共产党一样”伟光正”的方励之，而没有一个有血有肉，有软弱和缺点的方励之。陈明先生认为，任何对方励之的软弱和缺点的讨论，都是”不当言论令亲者痛仇者快，在反专制独裁的人当中造成思想混乱，正中北京独裁专制政权的下怀”.这种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式，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风，恰恰来自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毛泽东思想。
民主人士需要的不是统一团结，而是各抒己见
与陈明先生追求”大一统”、”大团结”和秩序井然的尊卑秩序的想法相反，我个人坚信，在民主人士群体中，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封神榜”——那样不久蜕变成”第二个共产党”了吗？没有任何人可以免于被批评和置疑，无论他的资格多老、他的贡献多大、他的人品多好。在民主人士群体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是正常的。
在当年苏俄的民主人士中，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三位诺奖得主，从来就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遭遇官方迫害时，其它人挺身而出、为之仗义执言。今天再来看他们当年论战的文字，火药味之浓，让人叹为观止。如果用陈明先生的逻辑和思路去硬套，那么，严厉批评萨哈罗夫的索尔仁尼琴，难道就是”在反专制独裁的人当中造成思想混乱”并”正中莫斯科的下怀”吗？显然不是，民主人士群体与共产党及一切专制集团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以开放式的心态面对批评。
陈明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哈维尔的名言，殊不知，哈维尔最反对的就是在异议人士当中制造神话和英雄，他也反对把他自己塑造成伟人和完人。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马尔西·肖尔（Marci Shore）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为迈克尔·赞托夫斯基所著的《哈维尔传》的书评。赞托夫斯基长期担任哈维尔的秘书，他在写服务多年的”老板”的时候，认真地尽量避免为尊者讳。这本书中的哈维尔有原则、勇敢、自我放纵而又依赖他人。书评指出，赞托夫斯基写得最好的部分正是哈维尔最软弱的那些时刻，作者直率地写出了哈维尔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性的抑郁情绪。1999年9月，哈维尔给他的工作人员写道：“我内心有些东西腐烂掉了，或者是社会中有什么东西腐烂掉了。不管怎样，我坚持不了太久了。”正如赞托夫斯基所描述的，这个男人在执掌权力时还不如他在监狱中那样令人敬畏。2003年2月2日，在执政的最后一天，哈维尔做了公共讲演：“所有对我感到失望、不赞同我的行为，以及觉得我可憎的人们，我诚恳地向你们道歉，相信你们会原谅我的。”这是何等的坦诚、谦卑、自省！
可惜的是，华人世界中既缺少哈维尔这样如同”压伤的芦苇”一般的知识分子，也缺少赞托夫斯基这样敢于平视伟人并揭露出伟人身上阴暗面的写作者。倒是像陈明先生这样不惜用万字长文来捍卫偶像的人太多了。
陈明先生关于”哈维尔不入余杰法眼”的看法根本站不住脚。早在十五年前，我就注意到哈维尔直面人性之幽暗的思想对华人世界的重大意义，并留下若干评论文字。关于哈维尔与昆德拉的那场思想争论就是从我的文章中引发的。陈明先生一点考据的工作都不做，就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倒是自打嘴巴、自我颠覆。
我在书评中讨论到八十年代和两千年之后，共产党当局对异议人士对不同处理方式。我论述的重点在于，共产党维稳模式的精致化和残酷化，这一点，许多当事人都有论述。我也引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这一段论述，绝非如陈明先生所说，我要显示自己比方励之那一代受过更多的苦，因此”我比你圣洁”；而是要凸显共产党更加邪恶和凶残，以此唤起海内外人士的关注与警惕。
方励之没有成为萨哈罗夫是一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关于”方励之为何没有能够成为萨哈罗夫”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一个”真问题”.陈明先生考察出萨哈罗夫说过赞扬过方励之的话，但这并不表明方励之就跟萨哈罗夫一样伟大。即便方励之在世，恐怕他本人也会坦然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他离萨哈罗夫确实是有差距的，他不会狂妄到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萨哈罗夫甚至像陈明先生吹捧的比萨哈罗夫还厉害的地步。
那么，方励之为何没能成为萨哈罗夫呢？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两人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背景不同，然后才是两人精神境界、文化素养和个性的差异。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完全脱离他的时代和文化土壤。方励之不具备萨哈罗夫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当然不能由他个人来全盘负责。这些论述，在我的书评中都可以轻易地找到，陈明先生再次犯了”选择性失明”的毛病。
不过，并非强人所难，方励之在很多方面确实可以做得更好。我想，作为八十年代”四大导师”之一，以及八九之后美国及西方将其视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甚至日本方面以给予中国日元贷款来交换方励之获得自由，那么，公众就有权利对其具有更高期待。而当方励之未能达到公众的期待时，他就需要接受公众之非议和批评。
一是在八九学运中，方励之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陈明先生将方励之在学运中的做法定义为最佳选择：”方励之先是顶住各方的劝导或诱惑，明智地避免卷入当时的抗议，从而避免给中共当局提供迫害他本人和打击公众的把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判断。始终有一种观点认为，方励之在八九学运期间是可以积极介入的。哪一种方式更好，仍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其二，方励之当年遁入美国使馆的行为如何评价？我在书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谁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当烈士。而我引用廖亦武访谈录中的六四受难者武文健对方励之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百分之百地赞同武的观点（武文健对刘晓波、对我本人亦有诸多批评）。陈明先生痛恨这一段话，甚至”恨屋及乌”，对访谈者廖亦武也口诛笔伐，将其形容为”为中共的无耻谰言张目的采访”——这只能暴露出他的党同伐异、以及对言论自由缺乏基本的尊重。我在这里引用武的话，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仍然在国内的受难者的想法和论述。我和廖亦武与方励之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逃离中国，生活在自由的西方，都属于享受到种种荣誉的”菁英”群体。那么，我们就应当对那些比我们受苦更多的”草根”阶层有一种”道德亏欠感”，并竭尽所能地帮助与援救他们。
其三，方励之流亡海外之后，他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早早脱离了民主运动，重新投身物理学研究。他当然有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权利。但是，如果他能充分运用当时在国际媒体上炙手可热的地位，继续为中国的人权、民主而奔走呼号，他的历史贡献也许会更大。美国多一个或少一个他这样的物理学家，学术界并无明显的增或损；但是，中国少了他这样一个活跃的人权活动家，损失就是相当明显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海外民主运动陷入低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方励之的过于”洁身自好”是难辞其咎的。
对方励之的奥斯陆日记有着不同的解读
关于方励之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评价，我在书评中写得十分清楚，与魏京生等人的全盘否定不同，方励之对刘晓波是基本肯定的。但是，方励之在奥斯陆日记中谈及刘晓波的段落，未能显示出他是一个心胸更为宽广、境界更为高远的长辈，幽微地透露出他对当年刘晓波对他的批评仍然耿耿于怀。
对于我的这种解读，陈明先生不予认同。比如，他认为方励之写刘晓波当年到其家中”偷书”的细节是”厉害的文学手腕”，”三言两语便把一个人的可爱给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如此幽默，如此生动，如此富有人情味，如此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但我认为，在刘晓波获奖之际偏偏回忆这样的往事是不妥的，说明其心灵深处对刘晓波仍然存有相当的成见。
对于方励之的这段文字，有不同的解读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正常的是，陈明先生为什么认为他的解读就是绝对正确的，别人的解读就是全部错误的呢？仅仅因为我的解读与他不同，陈明先生就宣称说：”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人，而且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余杰的中文阅读能力也大成问题，这就令人难以理解，难以原谅了。”此种论断背后的狂妄和独断，才是共产党御用文人的文风，这跟《环球时报》的水平差不多了。看来，假如陈明先生是教育部长，仅仅因为他不同意我的文章的观点，他就会扣下我的毕业证的。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文字狱吗？
对于方励之发表的奥斯陆日记，持有负面看法的评论人士显然不止我一个。陈明先生上网简单一搜索就可以看到程度不一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的产生，显然不是源于陈明先生所谓的”中文程度有限”.若说中文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我的视野中，当代华人作者中很少有超过作家和评论家李劼的。而任何一个对中文的优劣有所体认的人，都不会认为陈明先生的中文优于李劼。而李劼在《怯懦与嫉妒，中国知识分子的死穴——和平诺奖随想》一文中，对方励之的奥斯陆日记的感受就比我更加负面千百倍。
在这篇文章中，李劼写道：”当一众人士兴冲冲地到奥斯陆去出席颁奖仪式之际，就曾杞人忧天似地暗暗担心，但愿不要出什么洋相。果然，传回来的消息里，有人失控，并且还不是年轻人士，而是曾经导师一时、风光无限的方长辈。大大咧咧地接受采访，倒是在情理之中。愤愤不平地翻出二十多年前的那本’批判’旧账，间杂’黑马’、’黑驴’的讥讽，却让人莫名惊诧。方长辈应该有八十开外了吧，这么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如烟往事，实在是不无搞笑。”李劼接着说：”倘若世人并不健忘的话，这个诺奖，当年与方导师可说是擦肩而过。假如方导师不是仓惶逃进美国大使馆，而是挺身站到遇难的学生跟前，无所畏惧地直面屠夫；那么，那一年的诺奖，非方莫属。可是，当年站到坦克跟前挡住浩浩荡荡’子弟兵’的，不是为众多学生景仰一时的方导师，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生仔；并且既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来自北京的什么名牌大学，普通到了无声无臭的普通。”李劼最后说：”方导师当年的怯懦，倒也无可非议。只是，既然当年怯懦了，如今就不必再嫉妒。一个知道牢房不好坐而抽身的老人，若能向一而再、再而三地坐牢的晚辈表示一点敬意，不说风度翩翩，至少也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更不用说，同样站在那个颁奖大厅里的，还有一个姓方的晚辈，那年被坦克碾断了两条腿的学生。真不知方长辈是如何面对的。须知，那天晚上，不少学生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想逃进美国大使馆也不得。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个美国大使馆可以躲避。学生的幼稚和导师的老成，对照鲜明。如今，当年被碾断腿的学生站在颁奖大厅里，满心的祝贺。而当年躲进大使馆的导师，却对获奖者耿耿于怀。此情此景，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声：当年让你得奖，你不敢；如今他人得奖，你冷言冷语。这可真是像极了一个著名的批改作文段子所言：当而而尔不而，不当而尔而而。”陈明先生连我对方励之寥寥数语的温和的批评都不能接受，若是读到李劼锐利如刀锋的文字，岂不暴跳如雷？我并不完全同意李劼的评论，有些词语放在方励之身上实在是过于苛刻和严厉了。但是，李劼所透析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怯懦和嫉妒的性格，却是发人深省的。
这样的性格弱点，在你，在我，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是否愿意时刻反省和反思，我们是否拒绝对自我和对他人的造神运动。
以此与所有追求自由的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