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一家被称作大陆“思想网站”的共识网编辑今年一月六日采访了中国前驻联邦德国大使黄南，从这位前大使的口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星球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内讧”，同时也更看到了西方社会主义政党或叫官方同样喜欢颠倒黑白。比如，黄南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们：“当时东德和西德对这个墙（引者按：即柏林墙）说法是不一样的，东德官方说这个墙是‘反法西斯防卫墙’，是为了抵御西方的破坏。西德来说，说这个墙是‘监狱墙’，把老百姓圈在里面不让它出去，不允许老百姓自由通行。”
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那堵165公里（一说166公里）的“柏林墙”到底是“反法西斯防卫墙”还是“监狱墙”，现在已经不需要再争论了吧。只要看看当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柏林墙边的演讲时所说的有些话，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世界上有许多许多人，他们确实不明白，或者自称他们不明白，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是什么。让他们来柏林吧。”“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难怪在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有理想，都有目标，并不错，但为了实现理想，为了达到目标，社会主义者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方式，不惜代价，包括什么撒谎、欺骗，颠倒黑白，都是“家常便饭”。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一些人把一种原先被人们普遍看好的一种社会形态的丑丢尽了。
黄南还告诉人们，“1959年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当时苏联要控制中国，中苏分歧越来越公开化，直到1963年，中苏两党公开决裂。在这种情况下，东德因为是受苏联控制、跟着苏联走，因此我们中国和东德的关系也相应的恶化了。这种情况下，我们驻东德的使馆受到了很多限制，东德当局对我们也不很友好。”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没有是非对错，只有意识形态；没有国家平等，只有“卫星国”，只有“众星捧月”。据说，“在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长期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之上，并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谁要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义。”
说白了，我是这种意识形态国家中的“老大”，你们都得听我的，胆敢不听，我就要排挤你、打击你，甚至对你动武。即使像中共这么一个“铁杆粉丝”，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亦步亦趋跟着“老大哥”，而且俯首听了“老大哥”几十年的话。特别是如果从1949年算起，可以说中国大陆与苏联执政的“战略战术”相同，或者说不仅意识形态甚至就是技术操作也都完全一样，然而与苏联的“调子”稍有偏差，仍被视作大逆不道，两个超级社会主义大国，闹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竟然还在珍宝岛干了一仗。说起来，真有点丑。这种性质，不知是不是可以看作像“样板戏”《沙家滨》中的“沙老太婆跟阿庆嫂打起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对中苏两国而言并不算太小的“插曲”：你说我是民族主义、教条主义，我说你是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就这样，这个星球上两个最大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居然还打起了“笔仗”。苏共《真理报》到底发表了多少批判中共的文章咱不清楚，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苏共可是搞了“九评”，这一点，我们通过中共红色经济学家、部长级官员，且已去世一年多的于光远在香港出版的《我忆邓小平》中看得很清楚。批判苏联的“九评”文章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操作的。
其实苏联真正彻底地成为“修正主义”，是在1991年苏共垮台之后，在此之前，中共不也实行了所谓的“改革开放”吗？什么叫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对过去社会主义的修正，就是对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有关市场经济有关资本主义有关资产阶级的修正。有些社会主义者哪里懂得，人类正是在不断“修正”中进步，在不断修正中前行。“修正主义”是最好的主义。可以说，几乎近一百年，这个星球上的社会主义集团都是在自欺欺人中度过的，直到实在连自欺也难以进行下去，才不得不彻底抛弃原来的理想原来的目标，即使有个别尚在坚持的国家，也早已是面目全非，只能羞答答地用什么“特色”来遮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