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与大饥荒

大跃进大饥荒的祸首毛泽东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中共中央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59年2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3月11日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要求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收容和遣返“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八方告急 国库空虚*

1960年，中国粮食进一步减产15.6%，只有2880亿斤，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312斤，到1961年又减为307斤。各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官员们不敢再吹牛了，反过头来纷纷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救济粮。但是需求量太大，国库空虚。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明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中国政府只好把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的话又拿出来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还给城镇人口减少粮食定量，就连中南海里的党政领导人也开始“省吃俭用”了。

当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17级以上的中级干部每个月可获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厅、局级)猪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8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省、军、部级)猪肉4斤，其它物资加倍，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照顾配给，

*大饥荒结束大跃进 毛泽东终于认错*

最苦的还是农民。1961年5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给毛泽东写信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
 
这时，毛泽东才被迫停止“大跃进”，指示中央领导官员到地方上“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地调查之后，纷纷写信、写报告或者打电话给毛泽东，告知公共食堂、共产风和“浮夸风”弊病。

毛泽东被迫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1961年6月，中共中央终于决定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
 
*城乡人口比例剧变*

“大跃进”期间，由于大办工业，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当工人。1960年，中国职工人数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亿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人数由1957年的1亿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亿5492万人。这不仅突然造成农村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减产，同时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口，进一步造成粮食供应紧张。
 
*压榨农民 大办……*

此外，各级政府普遍对农民实施“一平二调”，就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物资”，既打击了生产积极性，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

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大多数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的。1958年中国“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工业，人民公社派出数千万社员参加。全国上百万小高炉，有60%以上建在农村。新建的7.5万公里公路，有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参加修建的。

大办水利先后动员了7000万人，最多时有1亿多人同时在修水利。尽管新增灌溉面积4亿多亩，但是据官方估计，实际见效的可能不到5000万亩。

*公社成了“母社”*

与此同时，地里的农活却没有人干了，一部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收获，耕作质量也下降了，例如，1959年有30%左右的春播土地缺乏底肥。1960年10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男多女少，老多壮少。有些人戏称，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母社”。
　
尽管毛泽东1960年11月28日曾经做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批示，中共中央也曾经在1961年6月19日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但是在人民公社存在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一平二调”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饥荒发生以后，为了减轻商品粮的压力，中共中央在1961年5月到6月间决定把“大跃进”期间招进城里当工人的农民“下放”回乡，在1961年和1962年将城市人口减少两千多万。

周恩来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真是空前绝后。”毛泽东还得意洋洋地说：“两千万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

*假胜利冲昏头脑 瞎指挥减少种粮*
 
大饥荒还有一个荒唐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这个期间减少了播种面积。1958年11月23日，被“高产卫星”冲昏了头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泽东还说：“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足够吃了。”这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这样再过8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随后，中共中央作出第二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定。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中国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死亡知多少？1400万到5000万？*
 
“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损失是大量农民死亡。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大饥荒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公布过数字。中国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和学术著作提供的数字从1400万到5000万不等。

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估计约2200万人；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的计算为3000万人；中国著名学者茅于轼的估计是3500万；国际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中国这场大饥荒为20世纪最大的饥荒，“造成多达2000万人丧生”。顺便说一句，这些字句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时被删掉。

总之，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各方学者的基本共识。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而这样饿死人的总数恐怕比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数还要多。而历朝历代饿死人往往是通过蝗灾啊，战争了，兵荒啊，洪灾啊等等这些造成的。还没有过经过政府行为，收归土地、胡乱施政造成的这个一个人为的饥荒。”
 
*人祸重于天灾*

谁应当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呢？中共副主席刘少奇196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刘少奇还曾经激动地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错误就是那么一点*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8月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满不在乎地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在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各级官员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实际上全党都非常清楚了，都知道这个‘大跃进’出了问题了。作为毛来讲呢，承认刘少奇讲的‘天灾人祸’问题，只不过他更相信主要是天灾，不是‘人祸’。从他的思维方式来讲，他从来强调的是动机。动机是好的，即使事情错了，也是可以原谅的。”
 
*酝酿文革杀机*

然而毛泽东对被迫认错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刘少奇与他离心离德。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那年夏天，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在1962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

*三年自然灾害？*

从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变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似乎灾难的元凶是“自然灾害”了。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这场灾难时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大饥荒年代的确存在自然灾害，但是据统计，1959年受灾农田两亿亩，粮食减产200到300亿斤，1960年成灾农田3.7亿亩，粮食减产300到400亿斤。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粮食减产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研究人员在对那三年的气象数据进行分析以后甚至得出结论说，这三年是中国“风调雨顺”的三年。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我们让学生去做过各个省的这种统计，就是历年的自然灾害的情况。现在有十几个省的资料统计出来，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60年不是严重的天灾的情况，历史上的灾害情况不是说这几年就特别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天灾’的说法应该说不太准确。

“而且在过去国民党时期，在古代也有过各种各样的天灾，也出现过这种大量饥民的情况，但是饿死人这么普遍，或者说这么大的数字，这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所以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问题。主要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祸’的问题，是政策的严重失误。”
 
*毛泽东决定提前还债*

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

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就在毛泽东指示提前还清债务的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如此“苏修逼债”*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借20万吨粮食。苏联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中国还对此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饿死国民事小？对外援助事大*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援助。根据副总理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国从1958年到1962年一共对外援助23亿6200万元，主要对象是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和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
 
中国官方199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不再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成是大饥荒的原因了。这本书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9年起至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出现大幅度急剧下降，农业连年减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严重困难。”
 
*民族巨祸 谁人负责？*

中国官方现在认为，“大跃进”失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毛泽东承担，但是中国现代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了维护共产党威望，不惜让所有中共领导人共同承担责任。他说：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体”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惩罚和追究。同时，人们也没有看到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数千万人承担了什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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